5月29日，全國總工會在《關于進一步做好職工隊伍和社會穩定工作的意見》中提出，要進一步加大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與發展和諧勞動關系的力度；使廣大職工有尊嚴地生活，促進職工隊伍和社會穩定。

這應是全總第一次把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與職工的尊嚴及社會穩定聯系在一起，并明確地把讓職工有尊嚴地生活作為各級工會的重要的工作目標。這表明，中國的工會組織及其領導人終于公開承認了一個最為基本的常識，這就是不能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就沒有職工的尊嚴；沒有職工的尊嚴，就不會有社會的穩定。

正如全總通知所指出的那樣，我國社會正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和社會矛盾多發的特殊歷史時期。而在國有單位改制及民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以犧牲職工利益的方式換取效益與投資的做法，職工的合法權益受到了損害。一些企業經營者以改制為名，采取尋租的手法侵占國家或集體資產，而把長期為企業勞動的職工變成了無保障性失業者。而一些改制后的企業及新生的民營企業成為了“血汗工廠”。在這些工廠里，職工們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付出了繁重的勞動而只能獲得很少的報酬，勞動僅僅成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謀生手段，職工也成為了生產線上沒有思想、沒有尊嚴的機器人。

為了改變這種沒有尊嚴的生活，一些職工不得不采取各種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是，這在一些地方執政者看來，這些維權活動是“群體性事件”，破壞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要采取各種手段打擊這些維權活動來進行“維穩”。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和做法，是長期以來壓力維穩的條件性反應。為了糾正這種錯誤，全總在通知里明確提出了“維權是維穩的前提和基礎”。

然而，如何才能維護職工的權益？這關系到各個方面，但有一點是最為重要的，就是如何讓職工有組織地表達自己的利益。這是當前中國社會高度敏感的話題。在現實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會組織資源一直被視為最為重要的工作方向。在我看來，利益組織化對于社會穩定來說是把雙刃劍，它可以為反體制準備力量，但它同時又可以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對目前的中國來說，讓職工有自己的利益組織是他們的基本權利問題，而且對社會長期穩定的發展是有益的。

對此，世界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P.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有過這樣的論述：早期工業化國家中的社會沖突和工人罷工的最根本的原因，或許就是當局不愿承認勞工有組織起來的權利，不愿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這些原則在19世紀只有通過斗爭才得以確立。一個政府越是堅持拒絕承認勞工組織的合法性，工會就變得越激進。工會化被解釋為是對現存秩序一個挑戰，這種解釋本身就傾向于使工會真正成為對現存秩序的挑戰。但在20世紀，勞工組織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工業社會所固有的特征。所有先進國家都有大規模的組織良好的工人運動。所以，落后國家也想仿效。一個全國性的勞工聯盟對于國家尊嚴來說，就如同軍隊、航空公司和外事機構一樣，是不可或缺的。

也許，職工的利益組織化，對中國現有的工會組織會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我們不應懼怕這種挑戰，而應積極應對目前所出現的新的情況。事實上，全總已清楚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提出了要改建工會組建方式等主張，要把落實廣大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作為工會的基本職責。當然，要真正做到這一點，還需要中國的工會組織有更為深入的改革，要讓工會干部的升遷、工資和待遇脫離企業領導人的控制，要通過法律保障讓工會真正成為職工自己的組織，讓職工的利益真正成為工會的利益。只有這樣，在職工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工會才敢于并才能同工人站在一起，才有可能“達到企業和職工雙利雙贏”的局面，職工才能有尊嚴地生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章來源：10年6月2日  《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