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油價近期回落的情況下，國家發改委從6月1日開始，下調了汽柴油價格。與此同時，卻上調了國產陸上天然氣出廠基準價格，由每千立方米925元提高到1155元，每千立方米提高230元，提價幅度為24.9%。發改委對此的解釋是，我國天然氣資源人均占有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國產天然氣價格大幅度低于其他可替代能源價格，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如果說，油價的下調乃是基于新的定價機制，為市場所預期的話，那么，天然氣價格的同時上調卻有些出人意料。雖然此前市場普遍預計，天然氣價格改革最晚不超過下半年會有所動作，但此次價格調整卻來得如此之快，又是與油價下調同步進行，給市場的感覺還是有些突然。因此，不妨把這次天然氣漲價視作即將拉開的資源價改的一個序幕，是對市場和公眾對資源價改的一個測試。

在國務院日前批復同意的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出臺資源稅改革方案是今年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大重點。的確，盡管目前通貨膨脹的趨勢很明顯，這增加了資源價改的難度，但在通脹與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孰輕孰重的選擇上，只要不會導致惡性通脹，就應該堅定地推行資源價改。原因很簡單，中國經濟承受不了沿襲幾十年的粗放發展方式。我們的發展是建立在資源使用的軟約束基礎上的，人為管制資源價格已使我們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廉價資源依賴型經濟體，造成濫用和浪費，如果不加快推進資源價改，經濟發展就會被鎖定在資源低價與能力劣勢的路徑依賴上，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無從談起，經濟發展方式也難以轉變。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消耗與補償一般通過市場定價與市場交換來實現。換言之，價格機制是促進自然資源優化配置的關鍵因素。因此，資源價改的核心和重點，是建立一個完善的資源價格體系。為此，首先應該把目前實行的從量計征的資源稅收模式改為從價計征。從量計征本意是反映企業對資源的使用量，即開采資源多的企業多繳稅，開采多少資源，繳納多少稅，從而激勵企業提高資源開采效率。但這一稅制征收安排最大的局限在于沒有考慮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浪費和對環境的破壞成本，也不能反映資源價格的變動。以煤炭為例，其市場價格早已上漲了五六倍，但煤炭稅還基本維持在原來的水平，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必須改變。

就中國目前的資源價格水平來看，多數資源和能源產品的價格比較低，因此，資源價改的過程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產品價格上漲的過程。這也是一個客觀現實。但必須防止下述現象的出現，即資源提價的好處全部落到資源能源企業尤其是壟斷國企手中。這是因為，資源能源行業國企居多，而且一些大型央企壟斷了關鍵的資源和能源的供應。作為一個事實上具有“企業”和“基礎產品供應者”“雙重人格”的資源壟斷企業，如果監管不嚴，那么，這些企業在改革過程中，可能會根據不同的市場形勢頻繁地切換角色，用“純粹趨利的市場行為”為自己謀取利益。例如，當資源能源價格高漲時，利用“企業”身份鼓吹市場化；而當資源能源價格下降或遇到競爭時，就拿出“基礎產品供應者”的身份不再追求市場化，雙面通吃。

真實的市場價格一方面要破除行政管制，另一方面要有充分的市場競爭。資源價改如果只放松前一面，而對后一面未有觸動，那么這些本身處于壟斷地位的資源企業就很可能會傾向于強化其特殊利益，攫取大部分甚至全部資源價改的利益，民眾就不得不為其高價格買單。所以，在進行資源價改前，一定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至少兩者應同步進行。

此外，為克服資源價改對民眾生活產生的不利影響，在資源價改中，還應輔以配套的財稅政策，用不同的稅率平衡供求雙方的利益。稅收杠桿的運用，一是政府應適時開征資源稅，以實現企業外部成本內部化；二是通過減稅等手段舒緩上游漲價對中下游企業和居民的沖擊；三是在中國稅負已高居世界各國與地區前列的情勢下，政府應將所得資源稅高效、公平地返還給民眾。

總之，資源價格應該改也必須改，但不是僅僅從資源行業和企業的利益考慮，而是要著眼于全局，綜合考慮經濟的穩定性、民眾的承受力以及對企業的影響，還要完善市場化的監管體系。這是個長期的過程。因此，改革既要有緊迫感，但在具體實施時，又不能急于求成。

本文作者系北京學者

（文章來源:10年6月1日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