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城交響樂團1973首度來華
經濟觀察網 吳洪森/文 2010年5月7日，朋友邀請我到世博會文化中心觀看費城交響樂團演出。
當我坐到場子里，看見舞臺前方所懸掛的費城交響樂團巨大標牌，突然想起，這是我平生第二次觀看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了。
上一次是1973年秋天。
37年前，中國還處于嚴酷的文革之中，反帝反修是報紙和廣播每天必談的主題，反帝就是反美帝國主義，反修就是反蘇聯修正主義。我們每天都被教育，要以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立志做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不但要掃蕩中國的封、資、修，消滅一切企圖復辟的階級敵人，還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在帝國主義統治下過著水深火熱生活的人民。
突然，1972年初，尼克松來訪了。黨和政府，從上到下層層傳達的解釋是：美帝國主義到中國來投降了。
尼克松訪華所產生的震撼還沒過去，一年半之后，《參考消息》通過轉譯外電的方式披露了美國費城交響樂團即將來華演出。這是西方世界第一個來華演出的交響樂團。
從文革爆發開始，交響樂一直是被作為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象征來批判的。
文革之前，我不知道交響樂是什么，我家沒收音機。文革中，我才從大批判大字報的文章中知道了有種音樂叫交響樂。那是一種把各種管弦樂器合在一起演奏的音樂，還有一個人擔任演奏的指揮。
1968年夏，我大弟的同班同學，也是我的密友趙耀武，悄悄告訴我，他在他姨夫的儲藏室里發現一個帶唱機的落地收音機，還有一些老唱片。
“哇！那我們去聽聽?！?/P>
文革前，我所住的小街有個做理發員的街坊，曾向朋友借來留聲機在家播放新出不久的塑料唱片，在小街上引起轟動，她家窗口擠滿了好奇的腦袋，甚至連成年人也忍不住好奇心，站立在孩子后面觀看這新奇玩意。
三天后，借來的留聲機必須歸還，小街仿佛丟失了一件重要的東西。
趙耀武的姨夫楊文熊在交大做講師，姨媽在華東紡織大學任助教，家在黃浦江邊的石庫門房子里，離我們小街沒多遠。他們家有落地收音機是理所當然的，而我們小街，有臺式收音機的也沒有幾家。
趙耀武原來并不住在我們這個窮區，他屬于地段比較好的靜安區，文革開始后，因為家庭成份問題，他媽怕他受欺負，另外一方面，姨媽的兩個孩子很小，需要人照看，就把趙耀武轉學到姨夫家來了。
“帶你們去聽可以，一定要十分小心！出了事情不得了?！壁w耀武特別叮囑道。
我們商定每天午飯后，我和大弟以及鄰居永海分別到他姨夫家。這時間，愛監督敵情愛打小報告的里弄老太太們午睡了，我們可以趁機潛入。
他姨夫家在二樓，穿過石庫門長長的過道，經過兩三戶人家，到樓梯口，上了二樓轉彎又經過經過兩戶人家的門口，才到達二樓最后一戶人家，就是他姨夫家。
悄悄進門，等人到齊后，趙耀武打開樓梯斜坡做成的儲藏室，搬掉了外面的雜物，隱藏在最里面的落地收音機就暴露出來了。
我們盡量不發出一點聲響，把落地收音機挪到廳里，再把隱藏在儲藏室里的一疊膠木唱片拿出來，這是我第二次見到膠木唱片，第一次是66年炒家風潮中，我們經?？吹郊t衛兵把抄出的唱片，扔在地上用腳踩或者扔到火里燒。
費城交響樂團73年在上海黃浦江游覽船上觀看中國民樂演奏
因為被禁止，反而激發了我們對交響樂的好奇心。我們把78轉的膠木唱片放在落地收音機上的留聲機里，不敢打開音響，耳朵湊近留聲機，聽著唱針在唱片上滑動時發出的非常輕微的音樂聲。
就這樣，我們幾個少年第一次接觸了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西方古典音樂。
趙耀武姨夫還收藏了一些解放以前百代唱片公司發行的周旋和王人美的唱片。聽著這些被黨定性為黃色反動的靡靡之音，我們既緊張好奇，又有著冒險犯罪的快感。
可惜，每天午后偷聽音樂的好日子不久就結束了。有天，趙耀武姨夫嚴厲盤問他是否動了儲藏室里的落地收音機？他只承認到儲藏室里找過東西，移動過落地收音機，堅決否認曾經聽過音樂。
此后，他姨夫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儲藏室門，伸手去撫摸落地收音機是否發熱。
從姨夫嚴峻的神態，趙耀武意識到偷聽反動音樂的活動不能再進行了。
因為一旦被揭發，倒霉的是大人，他姨夫很可能因此被逮捕，扣上教唆青少年的罪名，更是罪加一等。
兩年后，我到江西九江修水山區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同一個知青集體戶的劉雍，比我年長四歲，上海復旦中學68屆高中生。他喜愛交響樂，簡直到了癡迷的程度，他可以把貝多芬第三，第五和第九交響樂的旋律從頭哼唱到尾。他帶到農村的書籍里，就有關于交響樂的，我記得有本柏遼茲的書，專門分析和介紹貝多芬九首交響樂的，我似懂非懂的看了兩遍，再聽劉雍的講解，明白了很多。
1973年，《參考消息》披露費城交響樂團即將來華演出的時候，我們倆都已經在九江工作了，劉雍是非常激動的和我談論這消息的。
在工廠工作，一年只有12天探親假，加上春節三天國定假日，每年在上海最多只能呆15天。1973年秋天，假如不是正巧廠里派我到上海出差，我是絕無機會看美國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的。
來上海之前，費城交響樂團在北京演了四場，上海只演兩場。票子之緊張可想而知。離開演出的場地——上海市革委大禮堂還有500米之遠，沿路就不停有人在問有退票嗎，有退票嗎？
所有的票子都是通過組織系統發放的，每張票子都能查到是通過哪個系統發放到哪個單位的個人的，以確保萬一出現什么政治問題，就能立即查到當事人。
在費城交響樂團來之前，曾經有人請示上級：觀看演出的時候是否可以鼓掌？
這個請示經過層層上報之后，最后上級來了指示：為了表示中國人民的禮貌和對美國人民的友好，在演出過程中可以適當鼓掌。
有了上級的這個指示，鼓掌就合法了。
我不明白，明知不會有人退票，為什么沿路還是有那么多人懷著幾乎不存在的希望在乞討般的等候退票？每張票子背后都蓋著“非賣品”的藍色印章，誰敢拿這種票子去換錢呢？再說，他們用什么去交換別人手中的票子呢？也許是糧票、手表票、自行車票諸如此類的購物票證。這是我至今沒搞明白的事情，當時我只想趕緊擺脫他們的糾纏，根本沒興趣去看他們伸出的手掌里握著什么。
“美國費城交響樂團來華演出”，豎立豎寫的巨大標牌，伸展在市革委大禮堂墻外的空中。標牌是深藍底色上寫的黑字。盡管事先已經從《參考消息》上看到過《紐約時報》對這塊第一次出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廣告牌的介紹，親眼看見，還是感受到這塊標牌靜謐而震撼的力量。我仿佛是去出席一場宣告未來將發生重大變化的慶典。
朋友后來問我，票子這么緊張，你那時怎么弄到的。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是我爸單位上發的票子。
我爸那時在一個涉外單位當個小干部，經?？梢缘玫轿乃囇莩龅钠弊?。
和1973年我所看到的演出一樣，費城交響樂團2010年5月7日在上海世博會的演出，也是以演奏中美兩國的國歌開場。
不同的是，這次是他們單獨演奏，上次則邀請了中國軍樂團配合演奏。當報幕員宣布演出開始，紫紅色的帷幕徐徐展開，中國軍樂團成員，身穿白色軍樂團制服，手持金燦燦銅管樂器，在舞臺后部排成兩排，顯得威武氣派。國歌奏起，觀眾自動起立。中國國歌奏完，緊接著是美國國歌，中國觀眾依然站立著表示出了應有的禮貌，也許是看到臺上的軍樂團都在演奏美帝國主義國歌，觀眾意識到站立著不會犯政治錯誤。
這次由費城交響樂團獨自演奏中國國歌，他們去掉了幾個短促停頓，使得《義勇軍進行曲》戰斗性減弱了，卻表現得華麗典雅和大氣。當我象37年前一樣，恭恭敬敬的佇立著聆聽費城交響樂團演奏中國國歌的時候，心里不由感嘆，為什么我們的國歌也是美國的交響樂團演奏得好聽呢？而37年前聆聽費城交響樂團演奏中國國歌的時候，我沒有任何想法，只是內心莫名其妙的激動和感動。如果說有什么想法的話，那就是有著一份驕傲：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全球領袖，也不得不演奏中國國歌了。
費城交響樂團每次來華演出，都會邀請一個中國演奏家一起參與演出。這個慣例不知是否1973年首次來華演出形成的。那次參與演出的是鋼琴家殷承宗。殷承宗是文革期間最走紅的演奏家，是江青的御用鋼琴師。他配合費城交響樂團演奏的是鋼琴協奏曲《黃河頌》。這是一首作為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獻禮作品。
說實話，我一點也不喜歡殷承宗的表演。他的身材過于肥胖臃腫，卻偏偏很不知趣的在鋼琴上狠命的死命的不斷扭動，他那樣瘋狂的敲打琴鍵，似乎對鋼琴充滿了仇恨。
他幅度過大的動作，姿態過于夸張的表演，讓人看了感到痛苦，不舒服。以至于我無法靜心去聽他鋼琴的聲音。
他是過于刻意表現黃河洶涌澎湃排山倒海的力量了。而我所理解的洗星海的《黃河頌》不是這樣的。這首基于光未然作詞基礎上的交響樂，原詞核心部分的第一句就是：
我站在高山之巔
望黃河滾滾
奔向東南
驚濤澎湃，
掀起萬丈狂瀾；
濁流宛轉，
結成九曲連環；
再看洗星海的作曲，分明表達的是在高山上看黃河的感受，是深沉舒緩的抒情。
盡管整個大禮堂的觀眾都屏聲息氣靜謐地觀看著演出，我還是忍不住側轉頭來，對身旁的……
回憶到這兒的時候，我突然想起，當年我不是一個人去看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的，坐在我旁邊的還有我的小弟。
當年的票子那么緊張，我父親是絕不可能弄到兩張票子的。
那么這票子是哪兒來的呢？
我明白了，是我小弟洪康的提琴老師給的。
洪康的小提琴老師名叫李明，是當時上海電影樂團首席小提琴。
洪康12歲那年，到上海海員俱樂部觀看演出，他看到臺上一個與他年齡相仿的少年表演小提琴獨奏，非常羨慕，從此就夢想自己將來也會拉小提琴。
兩年后，他在同學家里玩，聽到窗外傳來動聽悅耳的提琴聲，他忙問同學，這是誰在拉小提琴？同學告訴他，是鄰居在拉，鄰居是上海電影樂團專門拉小提琴的。
“是吧？！”
小弟獲知這消息振奮之極。從此每天放學后都去同學家，只要李明拉琴，他就伏在李明家的窗外聽。
就這樣他和李明認識了，也和李明的妻子認識了。
李明的妻子沒工作，在家帶兩個孩子，一個5歲，一個3歲。小弟經常主動幫李明妻子跑跑腿，還幫忙做點家務，深得李明妻子喜歡。李明妻子知道我小弟想和李明學小提琴，就開口對李明講，李明答應了。
小弟簡直是欣喜若狂，正好那時候我已經調到九江鋼廠當工人，有了工資收入了，就湊錢給小弟買了一把私人轉讓的，價格30元的小提琴，這把琴經過李明檢驗，可以用來學琴。
為了表達對李明的感謝，我有時就從江西帶些筍干、花生之類的土特產給李明，有一次還請廠里去景德鎮出差的采購員買一套漂亮的青花餐具送給李明。
李明知道我在上海，為了表示感謝，就弄了兩張票子給小弟和我去看，情況一定是這樣的。
李明生前我曾經見過他一次。楊文熊聽說我小弟的提琴老師是上海電影樂團首席提琴手，就想和他商量能否讓自己的7歲的大女兒也跟他學琴，于是經我小弟傳話，他們相約在我家見面。
那天上午十點，李明先到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李明，也是最后一次。
他將近四十歲樣子，瘦瘦的臉，高高的鼻子，潔白的襯領外是筆挺的嗶嘰布中山裝，中山裝外面又套著一件毛藍布工作服，顯得柔和含蓄，巧妙的把中山裝的嚴肅刻板給沖淡了。在那個男女服裝千篇一律，非藍即黑的年代，居然有人那么巧妙的在穿著上突圍。
我們家屬于社會底層，四個孩子中，唯有我小弟具有優雅文靜的風度和氣質，也很善于穿著和搭配衣服。我想這就是音樂和老師李明的影響。
很多年之后，1998年，香港電臺記者陳箋為我創辦《香港書評》而采訪我，問我在香港這樣的商業環境里，為什么這樣熱衷于文化事業，我回答說：文化使人美。
我作出這個回答的時候，腦海里浮現出的就是李明和具有雍容端莊，典雅高貴風度的劉雍母親。
藝術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依然無法和鮮活的人的影響力和感染力相比；而具有美的氣質的人，又來自于長期的環境影響和文化熏陶。
李明出身于音樂世家。他16歲那年同時考取了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電影樂團。中央音樂學院的主考老師是呂明，呂明是洗星海的學生。他給予李明非常高的評價?？墒且驗榧彝ヘ毨?，無力支付去北京學習的費用，他父親要求他去上海電影樂團，因為進入上海電影樂團，他不是作為學員，而是演奏員，立即就可以拿工資了。
對此，李明終生抱憾。
1963年，上海電影樂團到蘭州演出，他在那里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遠房親戚、在蘭州歌舞團擔任舞蹈演員的表妹。
這對俊男美女一見鐘情，回到上海后，李明就正式明確了和表妹的戀愛關系。他父親極力反對。和在外地的表妹結婚，戶口問題無法解決，戶口無法解決，就只好長期兩地分居。
李明沒有理睬父親的反對，繼續和表妹保持著情書往來。
1966年夏，表妹的家，因其在蘭州民族學院任教授的父親，遭到紅衛兵的批斗和抄家。當紅衛兵把家里的書畫等所謂的“四舊”毀壞燒毀，把金銀財寶抄走的時候，表妹兩只手的手心里緊緊握著兩根金條，鎮定自若的站立在墻壁。紅衛兵一離開，她就立即去火車站，買了到上海的火車票，投奔表哥了。
他們在上海舉行了簡單潦草的婚禮。李明妻子就這樣沒戶口沒工作的在上海居住下來了，一年后生下了孩子，三年后又生了第二個孩子。一家四口全靠李明每月七十幾塊的工資度日。因為妻子和孩子沒有戶口沒有糧票，他們家只好長期購買黑市糧，李明的工資就更加捉襟見肘。長期的營養不良，加上李明和進駐上海電影樂團的工宣隊關系不好，被派到郊區農村去干繁重的農活，去勞動鍛煉改造小資產階級情調。在農村，李明得了乙型肝炎，因為沒有得到好好的治療和修養，急性乙肝轉變成了慢性肝炎。他經常請病假在家休息，為了業務不荒廢，他就常在家練琴。
這樣，我小弟才有機會在貧民區聽到一個小提琴高手的琴聲。
1978年，師母家平反了，當年的抄家物資歸還了，還補發了10年的工資兩萬多，在當時全國平均工作只有四五十元的情況下，這簡直是巨款。
李明一家四口，坐上火車去蘭州分享平反的喜悅。到了那里，每天都有親友宴請，李明疲勞過度，導致肝昏迷，搶救無效，死在蘭州了。
噩耗傳來，我小弟悲痛萬分。那年我剛考入九江師專讀書，寒假回家的時候他多次問我：為什么好人沒好命？
他的師母捧著骨灰盒帶著兩個兒子，一個9歲，一個7歲返回上海。把后事料理完畢之后，她來到我家向我小弟告辭。她說，李明在的時候都沒能解決她的戶口問題，現在李明不在了，上海電影樂團更不可能解決她的戶口了。孩子的戶口是跟著母親的，她沒有上海戶口，兩個孩子也沒有。她只有帶上兩個兒子回到蘭州去生活。反正現在孩子的外公外婆養得起他們了。她說她過了這么多年苦日子，到上海這么多年，從來沒有出去玩過，現在總算經濟上寬松了，她想回蘭州之前先到蘇州杭州去旅游一下。
她走后，我弟弟很生氣很難過。說李明死了，她怎么臉上一點悲傷的表情也沒有，怎么還會有心情去游山玩水？
1978年是思想解放的那一年，那一年大多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那一年恢復了高考。小弟本來想去考上海音樂學院，可是中學畢業分配的時候，他因為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已經在工廠工作，即使當初去插隊的大哥也進了廠了，按照條件，他必須下放，被分配到安徽大風農場，想參加高考，得先接受分配把戶口遷了，到安徽農場去報名考大學。他不想去，我爹媽也不讓他去。
一年后，當年的下放知青都回滬了，知青下放政策取消了，他可以報考上海音樂學院了，年齡卻過了。上海音樂學院的報考年齡不能超過二十歲。他剛剛過。
那年還發生一件事情。我小弟那時在上海工人文化宮業余輕音樂團，每星期為觀眾免費表演兩次，同一個團里有個女孩，琴拉得好，音樂素養也好，因其父親曾經是國民黨軍樂團吹小號的，解放后作為歷史反革命的后代，這個女孩一直很受壓抑。我小弟對這女孩印象非常好，多次在我面前津津樂道的贊揚她，夸獎她的音樂才華夸獎她的為人。我猜想我弟弟已經愛上她了，只是由于年少害羞不好意思表白。
可是突然傳來一個消息，這女孩為了出國嫁給外國人了。
我弟弟驚呆了，說一個人怎么可以為了出國嫁人呢？這不是和妓女差不多了嗎？
他當時絕不會想到十年之后，他自己也走上了出國之路，再十年，他對勸他回來的老爹老媽說，已經習慣了在澳大利亞的生活了，無法適應這里生活了。
改革開放給很多人帶來的希望帶來了盼頭，可是我小弟卻接二連三的遭受了打擊。
這大概就是他看淡人生看淡愛情婚姻的起因。
37年前，我實在忍受不了殷承宗帶給我的別扭和不舒服的時候，側過頭，悄悄對坐在旁邊的小弟說：“我一點也不喜歡殷承宗?！?/P>
小弟悄悄回我一句：“我和你一樣?！?/P>
在當時，這話如果被鄰座聽到，打個小報告，我們就會被打成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在黨的輿論宣傳教育下，我那時成為一個向往革命的青年?？墒俏覅s是一個沒有完全改造好的革命青年。我向往革命，卻不喜歡甚至厭惡革命文藝。八個樣板戲，電臺和廣播喇叭每天在播放。無論是農村戲臺，還是城市劇場，從公社到工廠的文藝表演，都是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歌曲我還有幾首喜歡的。樣板戲，除了<杜鵑山>的幾個唱段，其余我沒一個喜歡的。至于小說，如當時紅極一時的<金光大道>之類，我更是讀不下去。
正是對極左文藝的厭倦厭惡，使我心理上和極權以及所有能代表極權的東西，存在著無法消除的鴻溝。我想到我和他們親近，加入他們的行列，就無法繼續喜歡真正的文藝了。這種交換我不舍得。
如今回想起來,幸虧是對藝術美的喜歡和向往，阻止了我向極權靠攏，從而避免一次人生大墜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