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鬼今/文 剛過去的2009年恰逢一系列“紀念日”，新中國成立60年，“五四”運動90周年等等，大陸不失時機地掀起了“關鍵年”紀念潮，“紀念史學”的各類作品也紛紜迭出。臺灣學界也在不斷醞釀著重估1949年敗退的歷史，《大江大海1949》適時推出，加上作者龍應臺的聲明，大賣是意料中的事。在后記中，龍女士用她一貫的感性筆調，訴說“閉關寫作一整年”的辛苦，感嘆“時間不夠用”，“以秒為單位來計時，仍舊不夠用”，足見順利趕場并不是容易的事。況且這一次龍女士不準備以作家身份出場，而是面對“浩瀚史料”，“有如小紅帽踏進大興安嶺采花”。于是我們看到了在真跡、舊照、絕版雜志、破舊地圖堆中體力透支的作家忙碌的身影，隨著作者從她的祖籍淳化鎮出發，拉出一條縱貫中國南北的遷徙線，從東北到山東，從江南到臺灣，從湖南到越北，從臺灣到南洋，持續游走在時空變換、生離死別的處境里，閱讀經歷中不斷充斥著被炮火追殺的人群和沿途散落的殘肢斷體。

“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隨著作者催眠似的發問，“炮灰論”的歷史觀不但形成了，而且顯得那么正義、那么有說服力。面對被作者推到前臺的那些顛沛流離的傷兵、滿臉稚氣的少年、不知所措的婦孺，你沒法反駁，好像反駁了作者就對不起在戰爭中受害的所有人似的。

然而，要真正面對這段歷史，就不可能完全依靠寫作情緒的空洞宣泄，慈祥的母親教育兒子，大概是差不多的語調：

“飛力普，不可以打架?！?

“飛力普，要幫助小朋友?！?

“飛力普……”

但是，所有戰爭，包括1949年中國內戰，并不是靠單純的人道主義告誡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龍應臺這位年近花甲、見多識廣的小紅帽在踏入歷史叢林之后，肯定遇到不少與她觀點相左的狼外婆，但結果是小紅帽太強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洶涌的修辭熱情順利擊昏狼外婆。于是，南洋島上山打根集中營里虐殺國軍戰俘的臺灣監督員，與血戰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線國軍；密集沖鋒不顧死活的共軍士兵，統統變成了飄散到戰爭塵埃中的悲情線偶，由歷史的偶然所操控，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峽的恢弘敘事，揭開的是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口”，讓他們血跡斑斑地盡情噴灑，然后任由記憶的血水灌流進當代人麻木的心里。為被踐踏、被侮辱傷害的“失敗”人群立傳，結論當然是戰爭根本沒有什么“勝利者”。當交戰搏殺的暴力被不論輕重、不分界線地指責，就意味著任何戰爭的意義從此徹底消解，當“炮灰論”在剎那間炸出人們的眼淚時，“正義論”對勝負的書寫當然就會在淚水中變得模糊不清。

無疑，我們從小受到過太多的“正義”教育，國民黨壞，共產黨好，國軍壞，解放軍好。非黑即白，非朱即墨。是非的邊界像刀刻在心里的文身，似乎終身都涂抹不掉。龍應臺提供的 “人道”藥水似乎可以擦洗掉心靈被 “文身”的恥痛。但我以為，龍應臺的“炮灰論”讓失敗和勝利者并排站立，然后讓他們皆大歡喜地互相煽情地摟摟抱抱，讓“人道”的眼淚粘合劑把他們強行粘在一起，當然讓兩岸的政治家和民眾聽著受用，有皆大歡喜的催淚效果，但對那些筆下的小人物而言，卻又等于是把他們統統拋回到生存的虛無中，恰恰遮蔽了歷史發生的線索和真實原因，也可能恰恰給發動戰爭者一個開脫自己的理由。對犧牲價值的高低確認永遠都會是見仁見智的事情，但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做努力去厘清犧牲付出的緣由和區分信仰不同的價值所付出的代價。

大陸學者楊奎松曾經驚訝于黃仁宇的糊涂，在他看來，曾寫出《萬歷十五年》這種杰作，那樣睿智的一個人，居然會以一個傳聞斷定共產黨的酷虐，而不深究士兵出生入死的原因。黃仁宇曾從一個軍官的口中聽說，東北四平戰役解放軍士兵構成密集方隊，完全不守軍事規則，在機關槍密度極大的扇面掃射下，成排成排冒死沖鋒，尸體堆疊狼藉。由此斷定出林彪的殘忍和共產黨的無情，當然還有關于林彪的那個著名傳說：當手下報來傷亡數字時，林彪的回答是：我不聽數字，只要結果。楊奎松想問的一個問題是，林彪隊伍中有不少新入伍的士兵，他們沒經過多少訓練就上了戰場，何以卻表現得毫無膽怯異常生猛。龍應臺沒有想到，也許正是這些玩命撲向槍眼的士兵，某些人剛剛分得了土地，他們是在以血肉捍衛剛剛獲得的利益。即使他們以“炮灰”的面目出現，背后也有千千萬萬個土改的身影在晃動，正是“民氣”的飆升，才使得連槍都沒摸過多少時間的新兵蛋子能不顧生死地瘋狂鏖戰，就絕非簡單的“炮灰論”所能解釋，至于土改中的過火虐殺行為則是另一個層面需要反思的問題。

在《大江大海1949》中，龍應臺引用了陳毅的一句話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手推車推出來的，并詳細描述了百萬民工為戰勝國軍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但她筆鋒一轉，突然叉出去大寫了一通日軍逼迫民工從事各種勞役的慘狀。這又是一種典型的“炮灰論”歷史觀，即所有民眾在戰爭中的付出都是等值的，也即是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的虛妄舉動。為國軍干活，為共軍打仗，為日寇監工，統統是炮灰、可憐蟲和隨意可被歷史抹去的符號。

我們這個世界從來不缺乏從“失敗者”的角度回望歷史的作品，我曾經看過一部描寫二戰結束前后意大利抵抗組織和法西斯政府做最后決斗的影片，中文翻譯成《成王敗寇》，似乎頗有深意。影片從“失敗者”的視角觀察，其中戰勝者的無良行為和戰敗者的卑微無奈被刻畫得入木三分。但影片并沒有用和解的庸俗筆法讓雙方假惺惺地擁抱在一起，而是讓戰爭切割出的傷口繼續流血，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歷史在各自陳述存在的理由，沒有絲毫“炮灰論”的影子。

當然，對“炮灰論”的指控并不意味著我們要遁回到所謂以 “正義論”做支架的老歷史觀中去，或茍且回到“非黑即白”的愚民史觀里繼續做傻子，更不用說我們數十年中形成了多少以“正義”為名的謊言，讓本可益智的歷史變成了傻子都不肯做的所謂“學問”。近些年史學界掀起了“眼光向下”運動，一時間，傾聽民眾自己的聲音，關注民眾自我表達的呼聲甚囂塵上。結果是，在無法解決實際問題的情況下，不但民眾自己不愿意說出內心的苦楚，他們的聲音也從來沒有在歷史中很完整地顯現過，“底層史學”最終變成了專家自戀的游戲。

因為歷史從來都是由 “英雄”書寫的，我根本不相信“民眾創造歷史”這種鬼話，歷史永遠是大人物在指手畫腳地規劃，民眾按照地圖的線索去賣力實施。但大人物不可能一點不顧及小人物的訴求和命運，因為歷史地圖上的內容還須密如蛛蟻的他們去填充，如果“英雄”執意我行我素，就難免被民眾所唾棄。所以“正義”的獲得永遠是妥協博弈的結果，民眾可能是棋盤上的棋子，卻不是簡單的愚民和“炮灰”。其實，這種悲歡離合的煽情敘事可能像瓊瑤劇一樣刺激淚腺，像膨化食品一樣口感酥脆，若要提升思考力度和判斷力的話，還是讀點兒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