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黃葒/文 1975年，法國出版業的 “大角鯊”——加斯東·伽利瑪94歲高齡，他感到了歲月，有點疲憊，或許也有點寂寥。他所有的朋友（乃至“敵人”）都已先后作古，馬塞爾·普魯斯特、夏爾·佩吉、羅貝爾·德諾埃爾、德里厄·拉羅什、安德烈·紀德、貝爾納·格拉塞、勒內·朱利亞爾、塞利納、妻子讓娜、兄弟雷蒙、NRF的那幫元老……太多的人，太多的書，太多的故事，還有是非。加斯東說：“必須在說和干之間做出選擇?！保ㄋ^的）真相會傷害太多的人，重要的是所有他待見不待見的作者都變成了如出一轍的淡黃封面上的名字，一排排碼在書店的架子上，終于，相安無事。

最后一個莫西干人，他很驕傲自己活到了劇終，可以親手把幕拉上。謝幕就不必了，他痛恨儀式，他會帶上很多回憶悄然離去。一本伽利瑪出版社厚厚的出版書目就夠了，不必大做文章。他已經差不多“補齊”了書目，在半個多世紀里，他選擇了最偉大的作者群，“他”的作者們已經構成了法國文學的半壁江山：“法國人得了14次諾貝爾文學獎，其中6次是他的作者，他的作者們還得了27次龔古爾獎、18次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12次聯合獎、7次美第奇獎，10次雷諾多獎，17次費米娜獎”，而且錯誤和缺憾在“七星文庫”得以修正和彌補，這就是加斯東·伽利瑪留給后人的精神遺產。就算某天“被回憶”、“被想起”，故事中的他也將很平庸，有許多的留白和省略，一如他的天性：靦腆、審慎、大度。

《新法蘭西雜志》：非常六加一

1908年底，法國一群三十出頭的作家和專欄撰稿人決定創辦一個屬于自己的刊物——《新法蘭西雜志》（NRF）。六個創始人是：讓·施倫貝格爾 （1877年生）、雅克·科波（1879年生）、安德烈·呂泰（1876年生）、亨利·旺貢（1875年生，化名亨利·蓋翁）、馬塞爾·特魯安（1871年生，化名米歇爾·阿諾爾德）和安德烈·紀德（1869年生），紀德顯然是這個“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小團體當仁不讓的領頭大哥，但小組討論是“自由的，開放的，沒有等級，沒有組織，也沒有組織機構”。雅克·科波后來在給安德烈·斯雷亞斯的約稿信中很好地概括了雜志的宗旨：《新法蘭西雜志》沒有老板，從事自由職業，其任務是說出它認為正確的話，勇敢地說出它對時代的思考和反對時代的思想。把平庸的、枯燥的、虛偽的政治或干脆把政治趕出去。

兩年后，《新法蘭西雜志》已經站穩腳跟，擁有一批知名作者，讀者圈擴大了，刊物的威信和影響也與日俱增。只有一個問題：這個不迎合大眾口味、不以贏利為目的的雜志不斷虧本，咱不差錢，咱差的就是一個理想的經理來辦一個出版社以延續雜志的成功、實現雙贏：以書養刊，借刊推書。這個人選必須“足夠有錢，能給雜志的財務添磚加瓦；足夠無私，能不計較短期利益；足夠謹慎，能把此事辦好；足夠熱愛文學，能質量第一回報第二；足夠能干，能樹立自己的威信；足夠聽話，能執行創始人其實是紀德的指示?！奔铀箹|·伽利瑪就在這個時候進入了雜志創始人的視野，他很符合編輯部種種苛刻的要求，“盡管他才25歲，也沒有文化方面的專長，但他有一種嗅覺，能正確地判斷作品的質量，直奔最好的東西，不是理性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喜歡?！?

就這樣，加斯東成了出版商，非常六加一，幾乎完美的組合，唯一的瑕疵是：加斯東當時住在圣拉扎爾路，文化純凈主義者認為《新法蘭西雜志》應該從內容到形式、從靈魂到肉體都完全忠實于左岸。

假戲，真荒誕

加斯東反對戰爭，但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他非常焦慮，覺得英雄主義是世界上最虛偽的東西，他寧愿當一個活著的懦夫，也不愿意當一個死去的英雄。他不想為了某些人狂熱而空洞的民族主義或政治主張冒生命危險，去當炮灰，去擋子彈。他千方百計逃避兵役，什么樣的無賴招數都使過：裝瘋賣傻、跳窗逃跑、開假證明，甚至夸張到裝死！他花了兩千法郎上下打點、買通關系，在政府的檔案處調出自己的檔案，寫上“已故”字樣。當騙局面臨被戳穿的危險時，他就開始裝病，絕食，不吃不喝，臥床，足不出戶，任由胡子拉茬，形容消瘦。有人到房間探望他時，他就渾身抖得跟篩糠似的，說話也很吃力，一副行將就木的死樣，連他的朋友和親人都信以為真。我們不得不佩服這位一年前和《新法蘭西雜志》編輯部成員創建老鴿舍劇院的經理，演技已經至臻化境。

裝了兩個半月后，加斯東瘦了26公斤，他真的病了，醫生診斷是闌尾炎和肝炎，他被擔架和救護車緊急運到巴黎，接受著名外科醫生戈塞教授的檢查。根據軍醫的意見，他退役了。如愿以償，加斯東興沖沖地去了理發店，理了頭發，刮了胡子，然后一個人去馬克西姆飯店大吃一頓，誰知道剛離開飯店不遠，他就在協和廣場吐了一地。事實上，因為裝病，他的健康已經毀了，對戰爭的恐懼讓他神經衰弱，消沉、萎靡，他得了戰爭抑郁癥，只有工作才能拯救他。他引進了英國劇作家戈爾東·格雷的戲劇，又取得了約瑟夫·康拉德的作品在法國的獨家版權，著手出版夏爾·佩吉的全部作品。佩吉是一戰中犧牲的第一位法國作家，1914年9月5日，在維勒魯瓦附近，馬恩河戰役打響時，一發炮彈奪走了他的生命，享年41歲。1914年冬，阿蘭-傅尼埃戰死，年僅28歲，加斯東回想起佩吉三年前對《大個子莫納》的作者說過的話：“你會走得很遠，傅尼埃。你會想起來是我這樣對你說的?！敝皇Ｏ驴酀椭S刺的回味。根據占地作家協會統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去的法國作家人數是450人，這個數字令他惶惑。

“第一個發現了第二次被發現的作者”

20世紀上半葉是出版人的時代，伽利瑪、格拉塞、弗拉馬里翁、阿爾班·米歇爾、德諾埃爾、法斯凱爾、朱利亞爾……個性不同，品位不同，做事的風格也不一樣，除了職業相同。那個年代的出版還打著個人標簽，帶著手工作坊的性質，“尋找、發現，經過開發，把文學價值變成一種商業價值”。各自為營，劃分勢力范圍，必要時互挖墻角，游說、策反，偶爾也做一點讓步，合作或者吞（兼）并。

和加斯東·伽利瑪唱對手戲的顯然是貝爾納·格拉塞。1927年11月，埃杜阿爾·布爾代的四幕喜劇 《剛剛出版》就用調侃的口吻影射了法國出版兩巨頭的斗智和角力。批評辛辣有趣，觀眾心知肚明，笑得前仰后合。布代爾是在格拉塞的辦公室里等待莫里亞克接見時突發奇想，動了寫這個劇本的念頭，他當起了業余偵探，把他在巴黎出版界的所見所聞一一記錄下來搬上舞臺。伽利瑪從格拉塞那里前前后后挖走了普魯斯特、夏爾·佩吉、雅克·德拉雷泰爾、馬爾羅、貝爾……格拉塞栽樹，伽利瑪乘涼，揶揄的玩笑話說得難聽就成了評論家嘴里那個殘酷得多的句子：“加斯東第一個發現了第二次被發現的作者?！?

說得好聽，是伽利瑪深諳亡羊補牢之道。挖的第一個墻腳：普魯斯特。二十世紀初，加斯東·伽利瑪和馬塞爾·普魯斯特初次在路上偶遇，他立刻被后者“極其溫柔的目光和無動于衷、漫不經心的態度所打動”，兩人一見如故，當時普魯斯特還沒有成為作家。1913年深秋，普魯斯特找了幾次伽利瑪，希望把《追憶似水年華》交由他出版，但是紀德和《新法蘭西雜志》編輯部的審稿人很快被兩部550頁長的稿子和公爵夫人家沒完沒了的晚飯弄煩了，稿子被拒。普魯斯特輾轉幾家出版社后找了格拉塞，格拉塞沒有讀過那本厚厚的書稿就簽約了，因為經濟風險由作家本人承擔。第一卷 《在斯萬家那邊》于1913年底在格拉塞出版，評論很好，紀德在重讀之后也意識到自己此前的武斷和草率，寫信給普魯斯特認錯：“拒絕這本書將是 《新法蘭西雜志》所犯的最大錯誤，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后悔和內疚?！被蛟S只有伽利瑪可以用他和普魯斯特的舊交情來補救。普魯斯特買了他的賬，格拉塞也一樣。1919年《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二卷《在少女們身旁》在伽利瑪出版，雖然當時已經75歲的阿納托爾·法朗士哀嘆：“生命過于短暫而普魯斯特太長了……”，這本晦澀的大部頭還是得到了評論界的一致好評，并榮膺當年的龔古爾獎，裹上寫有“龔古爾獎”字樣的腰封“走進”了普通讀者的眼眶。這是《新法蘭西雜志》有史以來第一次使用腰封。

伽利瑪曾經告誡新來的同事：“我們的職業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退稿”，或許他還應該加上一句：“必要時，還要知道如何要回來！”

模糊的道德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但戰爭可以兩次擅入同一個人的生活。奇怪的戰爭，奇怪的時代，奇怪的人?！皹溆o而風不止”，非常時期，人們對知識分子（對其他人也一樣）有非常的考量。作家和他們的出版商被簡單地分為三類：抵抗的、觀望或左右搖擺的、合作的（通敵的）。當文學被要求首先“政治正確”，戰后的清算就成了比戰爭可能更殘酷的洗禮。

二戰期間，法國有140個出版商簽署了奧托書單和書刊審查協議，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對法西斯德國做了或多或少的妥協。但戰后維爾高爾領導的出版清算委員會把火力集中在兩家龍頭出版社：伽利瑪和格拉塞。歷史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勝利者寫的，或者說是勝利者重寫的”，1945、1946年含沙射影的清算風讓很多人無所適從，攻擊和自衛，拿什么證明或者澄清“模糊的”道德？薩夏·吉特里說：“在那悲哀的時期娛樂法國人，我以我的方式在進行抵抗?！?

懷疑、告密的氣候還是讓審慎的加斯東·伽利瑪受到了傷害，他從沒討好德國人，他出版過德國的經典 （尤其是歌德）和不那么經典的文學，但沒出版過“宣傳”書。除了那個做著德意志文化狂熱迷夢的德里厄和他在戰爭期間主持的NRF。當別人尋找資料攻擊伽利瑪時，加斯東必須自衛了，他讓30多位名人作證，迪奧尼斯·馬斯科羅、雷蒙·格諾、安德烈·馬爾羅、羅歇·馬丁·杜伽爾、薩特和加繆，“證明他在戰爭期間表現良好，曾暗中為抵抗運動服務，在鐵蹄下表現出一個勇敢的出版商的素質?！眮G車保帥，接到逮捕令的德里厄第三次自殺終于成功，《新法蘭西雜志》死了，出版社得救了，1946年6月，伽利瑪事件結束。

貝爾納·格拉塞沒有加斯東幸運，應該說他陷得更深。他于1944年9月5日被捕，四面楚歌，清算者整理的檔案資料厚得讓人害怕。他向他的作家們求援，只有莫里亞克繼續跟他交往、替他辯護，其他人都跟躲避麻風病人一樣躲著他。阿拉貢夫婦說：“你不知道我們跟塞利納和勒巴泰在同一家出版社出書痛苦了多長時間……”盡管二戰期間格拉塞多次借錢給阿拉貢，還幫助過猶太教徒。清算之后，格拉塞被判三年監禁，1948年他的出版社被判解散。直到1949年貝爾納·格拉塞獲大赦，重新執掌出版社，五年的煉獄讓他認清了朋友，他的朋友在作者中很少，但在出版商當中很多?！暗畲蠓降氖羌铀箹|·伽利瑪。面對不幸，敵對的狀態消失了?！?

1945年12月2日，另一個親德出版商羅貝爾·德諾埃爾在和女友去蒙帕納斯劇院看戲的途中受到襲擊。謀殺？陰謀？敲詐勒索？出版商死了，他錯（躲）過了一周后清算他的訴訟會。三年后，法庭宣布他的出版社無罪。誰說只有文學才會黑色幽默？

消費社會的出版

“文學是一種奢侈品”，阿爾班·米歇爾說。他對出版業主要目的的定義是：寫得好、結構棒、能打動大眾?！耙患蚁裎疫@樣的出版社，它的基礎，很少人知道這一點，就是《夢的鑰匙》、《完美園丁手冊》這樣的書或是0.25法郎一本的大眾版圖書?！?

加斯東·伽利瑪說：“如果說我能出版一些人們看不懂的詩，那要感謝 ‘黑色’系列……”還有之后推出的“時尚”系列。正是這些快餐式的大眾暢銷書讓伽利瑪得以篤篤悠悠地培養他的作者，培養文學。得以出版雷蒙·格諾的十五六本書，從《麻煩事》（1933年出版后兩年賣了744本）直到成功的《扎齊在地鐵中》（1959年出版后兩年賣了31.5萬冊），還有奧維萊特·勒迪克的處女作《窒息》（一共賣了840冊）和《私生女》（1964年出版后賣了12萬冊）。敢于選擇，能夠等待，還要有等待的資本。

最清醒、最有危機意識的是貝爾納·格拉塞，他認為圖書質量下降和作家的平庸化是法國戰后出版面臨的最大問題?！白鲆粋€出版商往往要懂得說‘不’。不幸的是，許多年來，很多出版商都忘了說‘不’。所以，市場上出現了一些‘無價值’的書。然而，在我們這個職業中，我們將面臨一些沒有訂單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主發的新書’。由于有的出版商把不管什么書都發給書店，所以造成了這種局面：書店甚至沒有拆包就自動把‘主發的新書’退回來了。這就是出版危機的根源。書商對他們收到的書不再感興趣，因為他們知道出版商什么都出?！?

消費社會的典型圖景：我們或許缺少森林，但我們并不缺少紙張！而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有多少紙張可以成為心靈的綠洲。

1952年《新法蘭西雜志》復刊，一支以莫里斯·布朗肖、讓·斯塔羅賓斯基等組成的高水平評論隊伍讓最初的 《新法蘭西雜志》精神得到了延續?！捌咝俏膸臁?、“Folio”，伽利瑪率領他的作者們守住了純文學的陣地。有評論說，戰后，兩家出版社在法國文學和出版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阿歇特，“它主要體現在物質方面”；伽利瑪，“它影響了對法國文學的評價”。

加斯東走了，但伽利瑪留下了，它成了法國文學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