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
劉剛 、李冬君/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11月
我不贊成國學熱
By 來新夏（著名作家、教育部地方文獻研究室主任）
迷迷糊糊忽然感覺國學熱來了，也不知道為什么。我不大贊成現在的國學熱。因為到現在，我沒有弄清楚到底什么叫國學。我自己的感覺，國學就是“經、史、子、集”之學，因為我覺得“經、史、子、集”把中國的傳統學問幾乎已經包括了。
《文化的江山》是劉剛、李冬君這對學術伉儷共同的產物。讀完這本書，能讓人感覺到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非常之美，而不是像我過去讀二十四史的時候，覺得中國的歷史非常血腥，就像魯迅說的，砍砍殺殺。這本書讀完以后，我只得到一個字：美！書里面有許許多多的話題，都是一種美的贊歌：稷下爭鳴是美的，宋代的講學也是美的，而且把知識分子向往的獨立自由的精神完全貫徹到這個書里面，告訴我們為什么要學歷史，學歷史應該尋找哪些東西。這本書里面，甚至連死也是很美的，他們把很多人的死寫得很美，如屈原之死。
對于那些建功立業的人，作者也稱之為美。當時漢朝跟匈奴戰爭，很激烈、也很慘痛，但是作者寫了鄭吉和日逐王，當寫到日逐王歸漢的時候，描繪的那片美景，簡直就是一篇美的散文；在他們筆下，鄭吉是一個江南的美少年。
整本書是詩化的，念起來很講究，在文字的搭配和音調的協韻上很講究。他用詩的語言把中國的歷史從個體、個性出發，以美的觀念加以貫穿，把中國歷史寫成一篇燦爛輝煌的歷史，這部歷史就是中國文化的歷史，所以就切題《文化的江山》。全書相對我們以前的史書寫法別有新意。
東方文化救不了世界
By劉澤華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講國學，首先我想問，什么是國學？國學僅僅是現代人的一種認識。我統計了一下，現在的國學大概有七八種之說。這些說法究竟是不是國學？國學往小說就是六藝之學，往大說，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了56個民族的古今之學。我也不知道現在提倡國學究竟是提倡哪一點，好像比較多的看法都是以儒家為核心。
如果說以儒家為核心作為國學，我是斷斷不能同意的，因為道、儒、法諸子百家，三教九流都可以放在國學里面。國學這個概念本身游移不定，而且越大越不好掌握，最后變成國學就是一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
我不大贊成把國學作為一個制度化。你怎么能把國學作為一種學制？究竟可以怎么做？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前言里說了：國學，以前沒有這個詞，以后也不能成立。你看，現在被稱為國學大師的一個人，認為“國學”這個詞不能成立。我想，這個問題還可以再爭論下去。但現在大家搞國學，我不太同意，因為我認為對它的估價過高，和中國現代化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一回事。
那么，現在的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文化？我認為應該是兩個或四個字：公民或公民觀念。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就必須走向公民化、公民文化，這個東西恰恰是中國古代沒有的。包括許多非常有個性的人，他們表現出了個人情性的開放，但是他們也沒有進入公民文化，包括我們最杰出、最有個性的思想家也基本上沒有對公民概念的理解。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你怎么從儒學、國學當中尋求資源，一定要把儒學、國學作為當代意識來倡導？現在總是強調中國太強大了，大到不僅可以救中國，也可以開始救世界了，有人講東方文化美得不得了，世界文化壞得不得了，然后要用東方文化去救世界，現在這幾乎變成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我不贊成。
中國要真正建成一個公民文化，還要下很大很大的力量，公民文化的成長和培養還任重道遠。
究竟要不要從古代尋求資源？我不認為不可以，本書作者他們就是在尋求資源，也出現了很多寫得很美的文字，這樣做并沒有問題。這些東西是可以被我們作為養料、養分充分來吸收的。但是另外一些人，他們并不是這樣闡發傳統，而是過分強調了整體性，認為傳統的就適合于現代，適合于當代，而且只要這么開發，我們就可以實現現代化、公民化，但我認為做不到，不可能！
現在的公民文化從何而來？首先要總結我們的經驗，但更寄希望于年輕的一代，你們自己創造，自己奮斗，自己構筑，不然的話，靠灌輸的東西是很難實現的。公民文化一定是從社會當中成長起來的，在世界各國都不是從上而下灌輸下來的。我想我們的公民文化會逐漸成長、發展，形成。至于它是個什么樣的東西，我現在說不清楚，因為我們還在過渡狀態，這種過渡狀態可能需要多元性，來源可能是多元的，選擇也可能是多元的。
80年代的時候我在學校提出一個建議，我說現在政治課需要改造，我說我要開一個公民文化課，當時的校長批了我一頓，說劉澤華，你怎么發瘋了，你我現在都是公民。我說，錯了，你我都不夠公民資格，沒有公民意識。我們沒有維護公民的這套東西，公民的這套東西我們做不到，至少我不是，我基本上是一個臣民，是一個緊跟的人。
我們很少有公民意識，但這些年在發展，我感到很高興。
公民性就是對奴性的顛覆
By單少杰 （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
剛才來先生講什么叫國學，經史子集。按照這一說法，估計司馬遷就是史部的中國，你們寫的是集部的中國，還有一個經部的中國，就是董仲舒的中國。我們現在一般都喜歡講經，喜歡講中國的正面價值。但中國文化有一個最大問題，就是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背離，中國人最強調的東西恰恰是最匱乏的?？追蜃訛槭裁醋顝娬{仁，因為當時最缺乏仁；中國為什么最喜歡講和，因為中國人最愛斗；中國人最愛講愛國主義的時候，就是出漢奸最多的時候。這就是中國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背離，就是說經部中國和史部中國的背離。
中國的史部，我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因為它包含了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司馬遷既有褒貶，也有事實陳述。在中國，稱之為史學大家的人，一定也是文章大家。那么，中國現在有沒有史學大家？不好說，但按照古代標準來說，好像沒有，因為最好的史學大家也是文章大家。
我們對我們歷史的正面性是需要勇氣的。
看我們的歷史，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很美，但也有丑的東西，特別是宋，是最講不清、道不明的朝代。宋朝人是最聰明的，經學、史學、文學都達到頂峰，四大發明，除了紙以外都出現在宋朝，而且最好的紙——宣紙也是宋朝的?？墒撬纬亲钯醯某?，輪番挨揍，北方的少數民族，先是挨契丹人、女真人揍，后來黨項族側擊，最后被蒙古人一腳踢翻。從宋以后，除了明，800年間，中國人做了二又三分之一次亡國奴。所以講公民性，要先認識到我們民族的奴性還沒有解決。公民性很重要的就是對奴性的傾覆。
我們都喜歡講自己的祖國是母親，但是它是有變化的。我們喜歡講我們的文化淵源流長，有兩個方面，一是壽，但壽則多辱。我們有最燦爛的東西，也有最恥辱的東西。假如說先秦，我們的母親像是青春靈動的少女，漢朝則是風情萬種的少婦，最漂亮；宋朝是王熙鳳，內戰內行，聰明透頂；元朝母親則是慰安婦，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到明朝，我們回來了，當了大奶奶。
這個歷史很長，中國歷史太成熟，成熟就油滑。
我很佩服魯迅先生，他看很多東西很準，他講中國人聰明人太多，就是圓滑。
明朝，是漢族標準的朝代。到了清朝，滿清就是征服王朝。所以，我們的國民性里有很強的奴性，我們梳的豬尾巴辮子，穿的是奇裝異服，孔子說，華服是祖宗的?？梢娺@個民族本身有很強的奴性。
所以，我們走向公民性之前，可能還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我讀到本書里寫宋的時候，我感觸良多。宋書院有一個特點，就是相對獨立于朝廷。西方有一個大學獨立于政府的傳統，我們中國也有，書院獨立于朝廷的傳統。
我們動不動說中國古代專制，但在過去，權威是分流的，精神權威是孔夫子，政治權威是在朝皇帝。士大夫們心里很清楚，在朝廷拜皇帝，到孔廟拜孔子?；实劭梢詠y拍驚堂木，但他到了孔廟也拜孔子，皇帝不會說自己既是偉大導師又是偉大領袖，偉大領袖和偉大導師是分開的。
中國歷史就這點好，把風險分割了。所以過去，政治系統再黑暗，它的精神系統是比較干凈的，它的血糖是比較干凈的，像船一樣的，有分割艙，破了一個，還有一個，把風險分擔了。
宋朝書院是相對獨立的，沒有皇帝安排的政治工作者。當時不可能有什么趙匡胤哲學思想、趙匡胤的政治思想、第一代趙皇帝領導藝術、第二代趙皇帝領導藝術等等。
什么樣的人在弘揚什么樣的傳統
By雷頤（中國社科院近研所研究員）
我寫文章，搞歷史的，注重考據，我知道最近的國學熱是在90年代初期特殊的背景下出現的。那時候要尋找一個精神支柱，渡過80年代末90年代初春夏之交思想的混亂，想要找到一個價值體。最明顯的標志是1993年8月幾號《人民日報》一個整版，《燕園涌動國學潮》，這是史無前例的，第二天《人民日報》評論員又發表文章：《久違了，國學》。
我想，如果沒有背后強烈的支持，國學不會熱到這個程度。這是有其背景和目的的。
我寫過文章，講慈禧是怎么利用傳統、否定傳統的；在需要的時候打出來，不需要的時候就否定。那篇文章實際上想說，當我們看到弘揚傳統的時候，要想到是什么人在弘揚傳統，什么人在弘揚什么樣的傳統，弘揚傳統的背后要做什么？
國學熱熱到現在，有的機構列出的國學，把民國史、共產黨史、國民黨史都列入其中，好像只要跟中國有關的學問都是國學了。我不知道這種國學究竟是什么。我們學歷史的對此應該警惕。
在《文化的江山》這本書中，作者明確提出了文化中國。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面臨并需要解決一個歸宿問題。作者不以王朝中國為自己的歸宿，我很贊同，不以王朝、政權作為自己國家的代表。
書中有很多地方很精彩，正如前面介紹的，用哲學的思辨和詩化的語言將千年中國史一氣呵出，很流暢，很有思想的火花。
但是，作者把歷史詩意化、美學化，里面還潛藏著風險和危險。比如把戰爭美學化、詩意化、浪漫化，這個很可怕，很多強權政治搞宣傳，號召年輕人參戰，都是把一種殘酷美學化，比如日本軍國主義，有一個筆部隊；德國法西斯希姆萊說過，我為什么選擇沖鋒隊，因為它的服裝最美，最威風。
另外，詩化哲學隱喻的東西很多，讀者可能會誤讀。
再說到宋代書院。講道統和正統，書院是代表道統的獨立。但中國的書院在宋代，也是強化道統、強調意識形態單一的一個機制，你不能完全把它美化了，用它寄托我們的想像，認為是知識分子可以自由討論、百家爭鳴的體現。書院作為道統的獨立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它作為思想自由的美的想像來加以美化，我覺得也是很危險的。
總之我覺得，對于詩化歷史、歷史美學化，應該抱有一種警惕。
中國，神奇但不神圣
By熊培云（青年學者）
劉澤華先生談到了國學的問題。我實際上對先秦很多哲學非常不熟，但是我一直認為我也在研究國學。我研究的國學是一個名詞，是國家，而不是國家的什么。國家的學問是非常糟糕的，劉先生說，國學實際上變成一個筐，什么東西都往里裝。如果什么都能夠裝也無所謂，但是，事實上它是選擇性地裝，是90年代作為意識形態替補的一個東西慢慢被激發出來的。
現在的國學也不是包羅萬象的東西，而是有選擇性的，想怎么裝就怎么裝。
來先生說在《文化的江山》里發現了美，我也有這種感覺，而且這種美是我們期待的。人類以前的文明史、歷史，用馬斯洛的話說，人類的歷史是說人性壞話的歷史?！妒澜缥拿魇贰返淖髡咄柖盘m特說，我們看人類過往的時候，總是看到在江河上，看到流著血，尸體漂浮，但是我們為什么看不到更美好的東西，就是在河的兩岸，有人在建筑房屋，有人在戀愛，有人在生兒育女，有人在譜寫詩歌，甚至創造雕塑。
我覺得《文化的江山》，是一個特別好的、大家一直期待、更需要有的東西，也是一種歷史觀的補充。
雷頤老師說，是不是我們要警惕詩化歷史呢？其實不用擔心，來先生補充得非常好，他們不是對現實的美化，而是對歷史敘事的補充，不是說過去有多好。的的確確，我們忽略了我們歷史上很多美好的東西，我們一直批判王權，但也看到社會在百折不撓地一直在創造美好的東西，我們需要通過某種方式記錄下來。我覺得《文化的江山》就是完成了這項工作。
單少杰老師說的中國的價值判決和事實判決的背離，我也有這種感覺。的確，這個社會特別需要什么的時候，大家就來疾呼。我想到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里提到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他說，看中國的官員，就好像在讀盧梭的《懺悔錄》，里面總是充滿了高尚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為。這也是價值判決和事實判決的一種背離。
錢穆在《國史大綱》說，對歷史應該有一些溫情和敬意。劉剛、李冬君就是以溫情和敬意來寫歷史的。
另外插一句，我看到一篇文章，說印度是一篇神圣的土地，我立刻想到，印度出現了很多人，如甘地、特雷撒修女、泰戈爾等。而中國在轉型期，總是發生一些特別稀奇古怪的事，我想中國是片神奇的土地，印度是片神圣的土地。但是，中國自古以來國王的紙都是圣旨，怎么就沒有把國家搞得神圣一點呢？最高的東西我們沒夠著，最低的也沒有。因為我們沒有底線，我們的社會沒有底線，所以什么事都可以發生。
我希望在座的可以回答，我們為什么沒有變成一片神圣的土地？
余秋雨不如孔乙己
By十年砍柴（青年學者）
我30多歲。我想起小時候在湖南農村生活，那個時代社會控制得特別嚴，會看到很多殘酷的東西，對人性的控制，對人性善良的戕害。但是，也會發現一絲美的東西，比如說一個家族在一起過年的時候，你會發現美的東西。
實際上中國農村，是農民原則和理法原則的混合，兄弟間會因為養父母而打架，這是我們社會上常見的一種形態，但是你會發現，也會有彬彬有禮、孝順父母、兄弟之間很好的現象。所以我理解，可能兩位作者希望歷史就是這樣，希望把這些美好的東西寫出來。
雷頤老師說的話我非常贊同，中國確實有很多美，但是不便過于強調，或者做過高的評價。前不久，我寫了篇文章罵余秋雨，他給鐘山風景區寫的那個碑文，是現在廟堂書的一種符號，他寫出來的東西，一百年前的孔乙己寫得都比他好。所以，基本的東西都不過關，還談什么傳統文化？所以，我覺得不要把傳統的東西估計得過高。
歷史寫作和研究都變成了生計
By李憲堂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我們知道，從歷史一開始，巫史不分家，史官集團是統治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知道，老子任柱下史，就是負責把上天的語言翻譯給人間，翻譯給臣民。
到了司馬遷，承接百家爭鳴，奮力一躍，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權力的控制，為我們的歷史觀開拓了一定的空間。但后來，歷史學家成了御用的文人。
新中國建立以后，史學家被納入體制之內。大家對歷史選擇了沉默，對現實選擇了回避，可以說，我們學術變得越來越庸俗化、瑣碎化了，寫作歷史和研究歷史完全成了生計。劉剛和李冬君告訴我們，歷史應該怎么寫，歷史應該怎么讀，這是從學術方面的啟發。
另外一個意義，就是思想上的意義。這點大家談得比較少一點，我們知道，歷史觀一直是權利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有時候我想，為什么那么多著名的學者、那么多有思考能力的思想家，都選擇了妥協，這不是人格的問題，而是很大程度說，是在官方確定的歷史觀面前無話可說了，在“真理”面前，任何個體都是無能為力的。
因此，我想，對這種歷史觀的解構，就是對它合法性的解構，就是對思想解放的打通。我們現在要建立民主法制社會，前提就是要樹立公民意識。而公民意識的思想資源，我們現在都關注外部，從國外來的傳統，自由的、民主的傳統，但劉剛和李冬君為我們提出了另外一個傳統，就是通過對歷史的反省來重新確立自我，確立自己的個體、主體意識。
歷史主體意識的覺醒，是思想解放的另外一個途徑，另外一個向度，而這個向度，我想是他們兩個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來了。
歷史不是過去的事情，歷史是在對過去的抗爭中呈現出來，是在自我的確認中，被建構出來的，民族自我的真正覺醒必須以個體自我的覺醒為前提，所以歷史意識的覺醒，也是個體意識確立的一個途徑。
尋找歷史的微光
By劉剛（自由寫作者，《文化的江山》作者）
前面我說了，這本書從師承上，是從來先生、劉先生那兒來的。從幾個基本觀點上來說，我寫這本書之前有出發點，但是想得不是很完整，所以這本書的寫法，不是先有一個完整的理論形態，我采取一種詩興的寫法寫了出來，常常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
基本的出發點還是有，當時我有兩個考慮，第一，雷頤老師說到文化中國和王朝中國的問題，我當時寫的時候，沒有想到這個劃分。但是我想到國體問題，中國有沒有國體？是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這是我懷疑的。如果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或者近代意義上的國體的話，我落筆的時候，不是把它當做一個國家形態，作為一個國史來寫。我不認為王朝史是國史，這是我的一個出發點，我肯定不能從王朝史觀往下寫。
那么，如果不貼著這個往下寫，怎么寫？一路寫下來后我才總結出來，這是另外一個中國的事，好像跟劉先生講的中國不相干。那個中國是不是一個真實的中國？是的，但那個中國掩蓋和扼殺了很多東西，它是有歷史局限性的中國，是一個王朝史觀里的中國。
第二個基本點，是追索“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魯迅、陳寅恪，他們兩個很不一樣，但是他們都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們的根本點是一致的。
我們的王朝中國、王權主義的文化極其丑惡，如果這種文化真的把所有的東西都覆蓋了，我們這些美好的人物從哪里來？像魯迅、陳寅恪、劉先生、來先生這樣的人物是從哪里來的？他們是從王權主義里出來的嗎？顯然不能把他們歸類到那里面，那樣我們就在王朝主義里就走不出來了，就永遠生活在王朝中國里了。
他們的文化資源不是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而是恰恰相反。一味的西化，使很多知識分子缺的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其在西方的觀念面前。
而在國內，有一些知識分子，他們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哪里來？一是從天性中來，這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是扼殺不了的，不管王權再怎么大一統，再怎么黑暗，也扼殺不了。
還有一個，就是來自某種歷史的傳承。這也有自我選擇在里面。
即使過去那個王朝中國再怎么鋪天蓋地，再怎么構造了一個主流控制，哪怕我這個只是星星點點，是要熄滅的微光，我想我寫歷史，也絕對不寫鋪天蓋地的基本面、主流面，我就寫那個微光，那個才是天命之光，那才是歷史。王朝的歷史，放在現代化的立場來看，該結束了。我們要寫人性深處的東西。
一個文明堅持幾千年不倒，每個時代都會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樣的星星之火在燃燒。我這本書就是把這些火花全部集中起來，好像形成一個火炬，到處都是星星之火，使得黑暗都沒有了。我就是要點燃這把火。
這本書別的價值不論，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反對，我都很高興，也很欣慰，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找到了我安身立命的東西。我們民間有很多好的東西，在江湖之中、山林之中，還是有自由生長和發展的空間，有王權覆蓋不到的地方。我不相信，一種文明體系，人們要活過來，不獨立、不自由，怎么活？
（本文內容依據在“中國文化價值重建”座談會暨《文化的江山》新書發布會上發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