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萬曉曉/文 1981年，當24歲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國西路的小餐館里，和朋友舉起酒盅揮別過去時，并未預見到他會成長為一位中國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長經歷與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個童年和少年的記憶，文革期間，他的父親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結束后，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朱大可寫了一些抒情短詩，贊美這個偉大的轉折。

1979年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機四廠做鉗工。

大學是另一個轉折點。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朱大可接觸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統的知識教育，他的習作頻頻在市里獲獎。但他也常常逃課泡圖書館?！拔矣X得老師不能在課堂給我足夠的養分”。朱大可說。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現了難得的寬松氛圍。

1986年，在當時的市委宣傳部的主持下，上海舉辦了城市文化戰略研討會。在規模盛大的研討會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庫門文化”的概念，并對謝晉電影模式提出質疑。

隨后，朱大可應約寫了一篇《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評，登載在《文匯報》上，結果引發軒然大波，許多年后，電影史家認為這篇文章為第五代導演的問世開辟了理論道路。

這一年，朱大可對電影的批評、劉曉波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王小山對傳統中國畫的批評，一并被稱作是“1986年中國文化界三大沖擊波”。至今，在北京電影學院的研究生考試中，還有這樣一道題目：“是誰發起了對謝晉電影模式的批評？”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電影評論，而是轉向文學領域。他的《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話語的閃電》、《流氓的盛宴》相繼出版，引起國內文學界強烈關注。

1994年，朱大可遠赴澳大利亞。2001年回國后，朱大可以文化學者的身份，對余秋雨、衛慧的作品，以及時下各種文化現象，提出犀利的意見，率先開辟了“文化批評”的道路。

現在的朱大可，職務是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在為學生們講授《中國文化史》課程的同時，也在傳達普世哲學的觀點。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一襲中式黑色盤扣上裝，傳統的小立領，敦厚笑容，娓娓而語，這與他批評文化現象時的尖銳以及寫作時華麗詭異的文風，判若兩人。

談及上海這座城市，他說：“它跟我的童年記憶緊緊捆綁在一起，我無法否定自己的童年，盡管有很多憂傷和痛苦，但更多的卻是歡樂。這里有我童年的夢想、少年時代的愛情，以及所有美妙的東西?！?

“城市應具有多樣性”

經濟觀察報：世博會的各國場館中，你最喜歡哪個館？

朱大可：我比較喜歡英國館。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狀生物，是自由和開放的象征。透明纖毛和種子的概念，代表著人對未來的無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綠色理念都蘊含其中。還有，西班牙館用竹草塊毯覆蓋，猶如一頭覆蓋著植物鱗片的怪獸，也很有童話氣息。一些東歐小國像愛沙尼亞和塞爾維亞，在色彩和色塊的運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現。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世博會將給上海這座城市帶來什么？

朱大可：世博會是全球體制，剛好與“海派精神”契合，與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會其實就是一個超級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無獨有偶的是，上海剛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熱衷于主辦各類文化節、藝術節、電影節、馬戲節，藉此吸引很多人來看熱鬧。上海舉辦世博會，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邏輯。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這些集市對本地的文化原創究竟有什么意義？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創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來的藝術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華的藝術家、音樂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們在北京做工作室，雖然家安在上海，但藝術活動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藝術園區，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競爭的空間。上海的文化創意園區大多數是假的，都成了電腦公司、商鋪、咖啡館和餐廳，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創的場所。

經濟觀察報：韓寒在博客中批評“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條好標語，你對此怎么看？

朱大可：這句口號的英文翻譯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準確貼切?！俺鞘胁　笔俏覀儫o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紐約和倫敦，都無法解決交通堵塞難題。而這肯定讓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難道你上海有本事解決這個難題？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一個城市發展的最好狀態是什么？

朱大可：它應該具有多樣性，保留不同階層，不同的文化分區，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這是優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區域和階層的分界，應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過多干涉。管制過度，就一定會讓生活更不美好。

“國際性越強，地方特色就越弱”

經濟觀察報：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曾經有過蓬勃向上的跡象，雖然還沒有形成強大有力的思潮，還不能稱作“文化復興”，但它已經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術、文學、戲劇和電影，都有可以進入史冊的杰作。1986年，一場被稱為“反自由化”的政治風波讓很多作家受到批判。從那之后，上海對文化的管轄慢慢收緊了。

經濟觀察報：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對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運動，北京在整個20世紀期間基本保持了傳統的文化樣態。相對而言，海派文化則更開放、更時尚、更具現代性特點。京派文化面對歷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來，兩者的時間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從不討論中國歷史和傳統國學。

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想象，會產生一種狂熱的崇拜，甚至發展為浮腫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個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體，就是所謂的“老克勒”。王安憶試圖描寫這個群體，陳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個女老克勒。她對美國爵士樂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好萊塢明星的迷戀，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點。

經濟觀察報：你對目前海派文化的發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滿意，因為它的空間彈性越來越少低，文化活力越來越弱，文化的原創性越來越少。我們一直在消費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遺產。一說起作家，無非就是魯迅、巴金、張愛玲；一說起上海，就是旗袍、鋼琴、月份牌、石庫門、梧桐樹、金枝玉葉之類的小資玩意兒。但這些文化遺產，現在基本已經揮霍光了。上海正在淪為一座文化資源匱乏型城市。

經濟觀察報：是不是因為上海的區域特色越來越少了？

朱大可：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比如說上海方言的生死問題。自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推行強勢方言、也就是北京話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脅。我們需要普通話作為共同交際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區域文明、區域的多樣性，也應該得到保護，它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為它總是跟區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關。

每個地方有自己的語言體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們的特色是值得關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個聲調，廣東有更多更復雜的聲調，這是方言的價值和魅力所在。國家的文化景觀一旦整齊劃一，地方特色就會凋謝。

老上海人嚴重缺乏歸屬感，因為他們失去了記憶的支撐。童年時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觀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脈斷裂了。老居民向何處尋找歸屬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沒有家園感。上海話太難學了。但他們不僅有語言隔閡，還有更深的心靈隔閡。

經濟觀察報：上個世紀30年代有一批“移民”進入上海，打造了那個時期特有的文化，但現在的新移民卻無法做到。

朱大可：那時的移民比較有整體性，從蘇州、寧波、蘇北等地整體搬遷過來的，有很強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緊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團生活，互相取暖?，F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亂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區別。這些年上海接納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國際都市的形象，但國際性越強，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數上海平民還在低調地守望著舊的生活方式。

經濟觀察報：輿論對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頗有微詞，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認為穿睡衣有什么問題，睡衣也是一種衣服，有人愛穿著它招搖過市，那是個人的趣味和選擇，跟道德倫理無關，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無關。

“睡衣詰難”轉移了上海人的根本問題，那就是對外地人的地域歧視。這種歧視是跟對洋人的崇拜相對應的。當然，隨著移民的大量遷入，這種情形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都市，就應當徹底消除對外省人的敵意。

經濟觀察報：你怎么看待韓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歡韓寒。韓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卻是上海的優秀市民。上海市政府應該給他頒發“優秀市民”的榮譽稱號。韓寒這樣的青年多一點，上海的公共形象就會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聲我也喜歡。他在商業運營上很像陳逸飛，但愿他不會變得更像余秋雨。

“大眾化”不等于“粗陋化”

經濟觀察報：一座城市對上海作家的影響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確很大，他們完全沉浸其中，而沒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憶等極少數人，大多數上海作家沒有寫過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們不能利用地域文化優勢來進行人類敘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細瑣感受，胸懷局促，格調低濁，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國作家”，更沒有可能成為“世界作家”。

經濟觀察報：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沒有這種地域烙印，對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現在作家氣質和地域的關系越來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氣息越來越淡。這其實并不好，因為它從一個極端，又擺動到了另一個極端。我們的閱讀期待是這樣的：在打開一本小說時，總希望能看到異域風情，發現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網絡信息時代的格局里，沒有去過的地方也可以寫得栩栩如生，但因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淺表，甚至很虛假?，F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學技巧，看完就扔。嚴格地講，這不叫文學，而只是“類文學”讀物。比如說那些類型小說，像魔幻小說、言情小說、偵探小說、武俠小說等等。

不過，這些小說是有大眾市場的?，F在誰愿意看一本很厚很嚴肅的書呢？都是快速閱讀?；谝环N對生活的嚴重焦慮，人的工作節奏很快，因為必須要盡快賺錢，來應對瞬息萬變的時代。

經濟觀察報：我們的文化作品應該往什么方向發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眾化”跟“粗陋化”劃等號，這是對文化消費者的羞辱。他們的文化權利遭到了鄙視?，F在很多讀物毫無價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們需要打造優質的大眾讀物，并培養出大批有文化修養的青年讀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說就是暢銷書。他拿著小說到處去朗誦，臺底下坐著上千名婦女，隨著他的故事垂淚和歡愉。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歷史場面。我認為，大眾讀物應該向純文學的精品靠攏，學習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純文學也應該向大眾讀物學習，從那里獲得傳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