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劉波 任何暴力與流血都是令人痛心的，尤其是當它發生在泰國這樣一個素來崇尚和平與安寧的國家的時候。4月10日在曼谷街頭發生的泰國20年來最嚴重的暴力沖突，已經給該國的局勢帶來了根本性變化。泰國面臨著與今天許多亞洲國家類似的挑戰：如何在維持社會秩序、既存力量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前提下應對日益加劇的社會分裂，彌合城鄉之間、上層與下層之間、精英與草根之間的裂痕。

在此次暴力沖突之前，支持前總理他信的“紅衫軍”雖然提出了強硬的要求，但他們的抗議基本上是和平的，甚至帶有一絲節日般的喜慶氣氛，而阿披實政府也承諾要以和平的方式息事寧人，但現在雙方轉圜的空間都變得極其狹小，“紅衫軍”會借助“烈士效應”來提出更嚴苛的條件，而阿披實政府可能越來越走向尋求軍人干預的方向，那將意味著泰國政治近80年來惡性循環的重演：自1932年泰國建立君主立憲制以來，軍事政變以平均每4年一次的速度發生，他信正是在最近的2006年政變中被推翻的。那正是本次泰國亂局的誘因。

當“紅衫軍”在總理府門前的非暴力“潑血”行動被真正的流血取代時，人們不禁對泰國社會穩定的前景感到深深的憂慮。泰國學者猜－安娜·塞姆達萬加與蘇庫姆汗德·帕巴里托拉認為，1958年之后泰國的威權主義主要建立在三塊基石之上：王室、軍隊和文官隊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泰國的精英階層盡管在內部不時有各種吵鬧和爭權奪利，但他們在保持既存等級與力量結構方面維持著基本的共識，并通常能以保持各方權力和完整性的方式解決內部沖突，軍方隨時準備糾正嚴重的力量失衡，而王室則保持著調停人與仲裁者的角色。這種君主立憲政體下的威權體制保障了泰國的穩定，并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帶來了持久的經濟繁榮——直到它在2001年被新的因素打破。

從某種意義上說，2001年他信領導的泰愛泰黨在選舉中獲勝，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不無關系。那次危機之前的經濟興旺曾使泰國人忍受了威權體制的種種不合理性，但經濟突然崩潰所帶來的痛苦令他們渴望政治的變革。在泰國，雖然立憲民主制早已確立，基本的選舉與政治自由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泰國社會并未實現徹底的民主化與現代化。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雖然使民眾擺脫了饑餓之憂，但他們的其他權利與福利難稱完善。巨大的城鄉差距使獲取經濟與社會利益的機會主要集中于大城市，農村人除非在地價昂貴的曼谷站穩根基，否則無法擺脫被邊緣化的命運。泰國社會底層的不滿情緒在他信上臺之后獲得了一個表達 （或發泄）的通道。

而他信也不失時機地利用這種民意基礎來為自己獲取政治權益，他推行面向底層的收入再分配，為農民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廉價的醫療服務和小額貸款，并不時以反精英的言詞鼓動他們的情緒。在中國國內，許多論者對他信的民粹主義風格甚為不齒，甚至人認為他是在故意制造國民對立，因此2006年的政變基本沒有遭到嚴厲的指責，軍方反而被視為社會的穩定器。但事實表明這只是一種暫時的穩定：他信也許并不是多么真誠的自由民主的維護者，他有腐敗、任人唯親和侵犯人權的嫌疑，但是他為了自己的私利而釋放出來的泰國底層的力量與呼聲已被證明是影響泰國社會走向的更為重大的因素。2006年以來，雖然他信一直流亡海外，但泰國的國內局勢呈不斷激化之勢。以“紅衫軍”為代表的底層力量雖然在目前仍需要以他信作為他們的旗幟，但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更廣泛的訴求，即在民主體制建立之后追求進一步的社會平等與經濟自由。

像許多亞洲民主國家一樣，泰國是一個民主轉型不完整的國家，它經歷過城市中產階級向國王與軍人要求政治自由的斗爭，但它仍沒有完全經歷像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 “民權運動”那樣，底層公眾要求廣泛的政治與經濟權利的斗爭。這就使它步入了一個困局：大眾民主運動是民主化的必然結果，但這一運動卻在威脅社會的穩定，并可能因軍人干政而帶來民主的重新傾覆。正如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說的，避免流血革命的最好方法就是改革。泰國政府與精英階層應該以合理的方式化解激化的沖突，以平穩改革促進社會轉型，走出困局。他們的成功將為其他亞洲國家提供榜樣，他們的失敗將成為亞洲民主困境的又一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