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曉波。2010年的1月，經濟學家吳敬璉迎來八十歲的壽誕。對于這位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來說，這八十年是一個與自己的國家圖強求富、蹣跚前行的八十年。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史上，吳敬璉之重要性在于，他幾乎參與了建國之后所有的經濟理論爭議，由他的思想演進出發，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變革理念的大致曲線。吳敬璉對這個轉型國家的貢獻，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創新外，還在于他那份獨立思考、直言不諱的知識分子風骨。書中，吳敬璉緩緩敘述，吳曉波奮筆記述，歷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動聲色地姍姍走近，又姍姍走遠，一段波瀾壯闊的人生在回憶者與記錄者之間穿梭，如畫卷展開。
類別：人物傳記
定價：39.00元
出版時間：2010年2月
出版：中信出版社
目錄
第十九章 不清晰的“國企改革”
第二十三章 對泡沫破滅的預言
第二十九章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
第三十章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第二十九章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
2008年5月12日，四川的汶川地區發生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舉國陷入空前的悲慟之中。
幾乎與此同時，國內外的宏觀經濟局勢也突然發生了逆轉。美國華爾街因次貸風波引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歐美消費市場突然疲軟蕭條，吳敬璉在2004~2006年所擔心的景象終于出現了，以粗放式增長為特征的中國出口導向經濟遭遇重挫。從2008年年初開始，數以十萬計的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特別是新的《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使得東南沿海的眾多勞動密集型外貿工廠無以為繼，大量外遷或歇業。深滬兩市自1月起就暴跌不止，從最高的5 499點一路下探到5月底的3?433點。6月份，央行與銀監會頒布《關于金融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時稱“限貸令”，一把關掉了對房地產企業的信貸閘門，樓市價格應聲下滑，陰跌不止，各城市的土地拍賣更是頻頻流產，那些靠土地出讓金維系行政支出的地方政府叫苦不迭。在內外交困的大氛圍中，一年前還受過熱困擾的中國經濟陡然間陷入可怕的大蕭條，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幾乎全數停歇。
面對突如其來的大變局，政府、學界及企業界顯然都沒有做好應對的準備。7月中下旬，吳敬璉和厲以寧分別在上海和北京發表了自己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他們給出了兩個不同的“藥方”。
7月22日，吳敬璉在上海參加《解放日報》的文化講壇，同臺企業家有聯想的柳傳志、阿里巴巴的馬云和正泰集團的南存輝。吳敬璉在演講中警告，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微妙的十字路口上，他建議一方面要堅持貨幣政策的總量緊縮，另一方面要從機制上改善和提高企業的效率，鑒于大量中小企業因信貸緊縮和市場的萎縮所面臨的困難，他呼吁給企業減稅。在他看來，中國的稅收已經連續18年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長，“現在到了該減稅的時候”。同時，他建議放活民間的金融產業，讓“地下錢莊”變身合法化。
他在講壇上的警告似乎引起了企業家們的嚴重關注。就在7月23日晚間，馬云給內部職工發出一份題為《冬天的使命》的緊急電子郵件，要求員工警惕宏觀經濟周期性起伏帶來的巨大風險，“不要過多考慮股價波動問題，而是肩負比以往更大的責任，不能讓自己倒下”。這是第一個提出要“做好過冬準備”的中國企業家。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厲以寧在北京的一次討論會上對當前宏觀形勢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當前反通貨膨脹的措施不當、時間過長，下半年的首要任務是防止通脹衍變為滯脹。因此，他建議松動銀根，擴大信貸規模。
8月底，吳敬璉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訪問，再提主張用供給方面的政策刺激經濟的意見。
這位對政策設計十分嫻熟的經濟學家深諳其中之道。在他看來，貨幣和財政政策都是短期政策，關鍵在于時機和力度的掌握，一旦錯過最佳時機，就可能步步被動，招招皆錯。他對記者說：“最大的隱患有些人不愿意聽，人無遠慮，近憂必至，這是三四年前就已經講過了，靠要素投入、出口導向一定會產生很嚴重的問題……我看貨幣政策不能松，但金融應該搞活，小企業貸款、民間銀行，都應當做?！眳蔷喘I始終不太贊同粗放式投資的拯救方案，而寄希望于重要體制的改革。對于信貸松動的呼聲，他警告說：“從發票子到物價漲，有一個時間的滯后期，按西方的說法起碼是8個月。發票子的時候，高興得不得了，說是空前繁榮，等到物價漲的時候怎么辦？”
就在這次專訪后的半個來月，9月15日，華爾街突然傳出全美四大投資銀行之一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產，一場金融風暴迅速傳導至全球，引發二戰以來世界經濟最大的一次震蕩。就在這一天下午，中國的中央銀行宣布下調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在此后100天時間里，連續5次下調利率。同時，國務院宣布了一個轟動全球財經界的“四萬億拯救計劃”，信貸的口子陡然大開。
在這期間，吳敬璉又莫名地卷入了一個“間諜門”的風波之中。
就在8月下旬，吳敬璉剛參加了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的辦公會議，從外地回到北京，一條短信已經在國內各家媒體主編的手機上快速地流傳：“吳敬璉涉嫌出賣國家情報，已經被有關部門以間諜罪帶離調查?！边@實在是一條太驚人的消息，幾乎所有的人都將信將疑。到8月28日上午，美國新聞網站博訊網發布了一條消息，似乎一下子證實了傳言的真實，該網站在一篇沒有作者署名的新聞中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因涉嫌為美國擔任間諜工作，被國家安全部門調查。博訊網宣稱消息來源是中國境內讀者的“爆料”，因為沒有吳敬璉本人的電話，所以“沒有辦法求證，只好先發消息”。到中午，海外一些網站紛紛轉載這一消息，并添加了一則“秘聞”，稱吳敬璉身中“美人計”，曾向一名美籍華裔女性泄露某些機密。8月29日中午，臺灣“中央社”隨即也進行了轉發。
一時間，國內外輿論嘩然。在當時的各種傳言版本中，還有人將“間諜門”與不久前的另一則財經事件聯系在一起。在8月19日，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忽然對外透露，中央政府正在開會研究，“將出資2000億~4000億元人民幣刺激經濟”，這一消息導致第二天的上證股指大漲將近180點。傳言說，摩根大通在期間獲利甚巨，而龔的消息就是吳敬璉泄露給他的，吳因此獲罪。①
8月29日下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官方網站的首頁刊出聲明，稱：“近日網上流傳吳敬璉教授的一些不實傳言，也有不少人來電詢問并關心吳教授的近況。我們剛剛與吳敬璉教授通過電話，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將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關學術會議?！?/P>
第二天，吳敬璉出現在北京郊區順義的一個會場上，參加天則經濟研究所與廣東人文學會聯合舉辦的“改革開放30年研討會”。至此，平地生起的“間諜門”事件才得以平息。
在一年后的口述史中，吳敬璉也沒有對此有更詳盡的評論，不過他顯然認為這是“有心人”的有意為之。倒是周南在事發當日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講了一番頗有意味的話，她說：“吳敬璉的性格可能是造謠者的誘因。他說不能違背良心和規律，說一些奉承的話、迎合的話，所以可能得罪了一些人，這種可能性是有的?！?/P>
如此荒唐的傳言居然能夠堂皇流傳，而且攻擊的對象竟是形象一直非常正面的吳敬璉，由此確可讀出利益角斗的復雜和暗潮洶涌。北京大學的傳媒學副教授胡泳評論說：“這是一起典型的以顛倒黑白的動機制造和以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傳播的網絡事件?！备姓撜哒J為，“各方的利益訴求和利益驅動，最終促成了吳敬璉‘諜案’流言的出籠，這也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流言會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2008年9年20日，從“間諜門”事件中脫身出來的吳敬璉出現在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舉辦的論壇上，在深思熟慮之后，他第一次比較詳盡講述了自己對本次金融危機的系統性看法。當時，陰霾密布，人心飄搖，連格林斯潘都認定這是1929年以來最大的金融災難。人們迫切地想聽到老練的吳敬璉的聲音。
他在演講一開始就說了三句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健體強身，自求多?！?。第一句話說的是美國，第二句是中國，第三句是應對之道。
他分析說，當今的世界金融系統出了大毛病，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美國，美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儲蓄率太低，儲蓄率從來沒超過10%，怎么維持經濟的運轉？它就利用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性大量發行美元，用這種方法借全世界的錢來投資和消費，維持一個很高的生活水平，這樣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動性泛濫。
關于中國當前困局，他不同意是“突降災難”。他說：“現在有一個說法，沒有人想到2008年中國會發生這樣的情況，突然就爆發了，在政府里面有人這樣說，經濟學家中也有人這么說，在我看來不是這樣的。這就講到了從本世紀初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樣一種增長方式一定會造成內外失衡，現在就是這兩個內外失衡碰頭了。這種增長方式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就是靠要素投入來支撐增長，另外一個特點是靠出口需求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前者造成了很多惡果，使投資率不斷提高，而消費率不斷下降，而且投資的效率不斷下降，金融系統內的潛在不良資產大量積累起來。后者，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輔之以本國貨幣貶值?！?/P>
接著，他再次重復2006年做過的分析：“1994年外匯改革之后，人民幣深度貶值，這就標志著全面轉向出口導向政策。跟其他采用這種政策的國家和地區一樣，在成功執行了10多年之后，就必定會出現外匯存底的大量積累，本幣升值壓力增大，貿易摩擦加大。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實現匯率形成的自由化（市場化）機制。我們在這方面的改革一直存在很大爭議。到2007年6月，中國外匯儲備就超過了1萬億美元。大量的貨幣發行和流動性泛濫的結果不外是三種情況一是資產價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消費均價指數）上升誘發通貨膨脹，第三種情況就是二者兼而有之。于是，房地產價格和股價猛烈上升，在一開始，我們把它看成是形勢大好，后來發現控制不住了，就想用行政的方式把CPI用各種方式管住?，F在，CPI管住了，可是股市、房地產市場搖搖欲墜，另外企業產品出場價格指數（PPI）倒掛了，實體經濟整體蕭條，終于成了一個疑難雜癥?！?/P>
在剖析了國內外局勢后，吳敬璉提出了“標本兼治”的應對之道：“標就是運用我們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穩住市場，不要讓它崩盤，而且盡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業能夠繼續運轉，但是根本問題還是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P>
在這里，吳敬璉又回到了他一貫的主張—“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是要強身健體、自求多福。世界經濟的格局不可能有大的改變，我們至少不要當冤大頭。自求多福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轉變增長方式，轉變增長方式的癥結在于制度性障礙，所以要真正實現轉變就是進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礙?！?/P>
日后發生的事實表明，吳敬璉的建議并沒有成為主流意見而被政策部門采納。
10月28日，上證股指跌到1 664點，市場信心全失。從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業銀行開始大舉放貸，每月新增貸款成幾何級增長，11月新增額為4 769億元，接著是7 400億元、9 000億元、1.07萬億元，到2008年3月放出空前的1.89萬億元天量。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個月中，新增放貸總量近8萬億元，掀起了一個至熱的投資狂潮。這些貸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國有企業所獲得，而投資方向則為鐵路、公路和各項基礎建設設施，民間戲稱“鐵公基”。在資金突然巨額放松的情況下，股票市場率先活躍起來，在2008年的上半年，中國股市放量振蕩，一掃前期低迷，增幅為全球第一。房地產的表現更是驚人，它以出人預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賣相繼創出令人瞠目結舌的“地王”價格。
在中國的投資熱浪拉動下，全球的能源價格也立即上彈，鐵礦石、石油和有色金屬等價格扶搖直上。在很多人看來，在哀鴻遍野的金融危機籠罩下，中國經濟再一次“奇跡”般地率先沖出了危機。
對于這樣的景象，吳敬璉并無喜色。在他看來，有兩個問題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是，宏觀手段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邊界到底在哪里；二是，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中的問題。
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實際上，是對2004年那次宏觀調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終呈現為三個特點；第一，“宏觀調控以行政調控為主”成為政策主軸，“看得見的手”變得越來越強大；第二，經濟增長主要倚靠巨量投資，而不是著力于轉變增長模式和產業升級；第三，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中央企業得到偏執性的扶持，民營企業被邊緣化。
在金融危機最動蕩的時刻，歐美各國政府紛紛出手拯救經濟，連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將一些陷入危機的銀行收歸國有化，由此，國內經濟界再次出現國家主義思潮強勁回歸的跡象。2009年3月3日，吳敬璉在《經濟觀察報》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從經濟史的角度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認為：“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學中兩個學派（新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爭論，是在自由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范圍內進行的，這并不意味著有哪一個學派主張回到政府包辦一切的計劃經濟舊體制去。即使他們支持對某些企業實行國有化，那也只是一種短期的應變措施，而不是一種長期的制度安排。20世紀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基本脈絡提示我們：在市場制度范圍內，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適宜邊界，是經濟穩定運行和長期增長的一個重大問題，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確定?！?/P>
進而，他將筆觸回到了對當前政策的反思上：“我們還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于復辟命令經濟。這不但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損害經濟的活動，還會帶來強化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泛濫等惡果。這是必須堅決制止的?！?/P>
到了10月23日，在上海的“2009浦江創新論壇”上，吳敬璉在演講中批評說，4萬億經濟方案，實際上打壓了民營企業，不僅沒有起到拉動民間投資的作用，還產生了擠出效應，產生了“國進民退”。他引用調查數據說，70%以上新的技術創新都出自小企業?！叭绻覀儫嵝挠趧撔碌脑?，一定要幫助小企業上來，給他們信心?！?/P>
除了對宏觀調控的方式提出警告之外，吳敬璉的另外一個擔憂是，如何解決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問題。正如他在2007年8月那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訪問時所預料的，大量的放票子一定會形成“空前繁榮”，然后接著就是資產（房地產、股票）泡沫和通貨膨脹生成。如果體制性矛盾無一得到解決，新的、更大的危機將會如影隨形，如期而至。
2009年6月30日，他在一份送交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問卷答案中寫道：“目前對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看法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緣于對我國經濟近年來困難成因的不同分析。主流的意見把困難成因歸結為以美國金融泡沫的崩潰和由此導致的中國企業出口訂單的減少，認為我們只要用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創造足夠的需求，來維持8%以上的經濟增長，待到西方國家經濟走出困境，增加出口，中國經濟就可以全面復蘇?！?/P>
面對上述意見，吳敬璉認為“不符合實際”。他仍然堅持在2008年9月的那次上海論壇上所給出的結論，認為是美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及中國經濟粗放增長模式相互作用的結果。接著，他對兩個非常流行的觀點進行了糾正。
其一，有些論者對西方經濟復蘇寄予很大的希望，認為只要它們恢復進口，中國在出口導向政策的支持下，粗放的發展方式又可以繼續運行下去。他覺得這種想望恐怕不太現實。因為，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美國的儲蓄率已經提高了7%，這意味著至少最近不會需要過去那么多的凈進口；其次，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正在致力于改變美元作為唯一國際儲備的狀況，建立受到國際監管的國際貨幣體系。這兩方面的演變說明，靠出口需求支撐的經濟發展方式無法持續，應當自求改變。
其二，他對人們經常所謂的“三駕馬車”（消費、投入和出口）之說提出了異議。他認為，“三駕馬車”的分析乃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著重研究短期經濟政策的凱恩斯主義也從來沒有說過可以用它來分析長期經濟問題，這可以說是一種短視，說得嚴重一點，是一種誤導。如果用“三駕馬車”的態勢來預測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這意味著不管用什么樣的辦法，只要能夠使總需求增長，就能維持GDP增長穩定上升的趨勢。分析問題的理論框架的誤用，極易造成宏觀經濟決策的偏差。
吳敬璉最終指出，我國經濟存在的兩大問題是—效率低下、污染嚴重的生產方式和腐敗蔓延、貧富懸殊的分配格局，其根源都在于馬克思曾經進行尖銳批判、西方國家在上一個世紀之交已經拋棄的粗放增長模式……而解決之道則是，在采取短期的財政貨幣政策維持市場穩定的同時，堅決執行“十一五”規劃和“十七大”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決策，激發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活力，延伸產業鏈，提高附加值，實現產業升級和增長轉型，以便消除經濟危機最深刻的根源。
驚心動魄的2009年在“保八”成功的欣喜中走進歷史，而面向未來，中國經濟仍然存在多種可能性。2010年1月，吳敬璉在為《財經年刊》所寫的文章《集中力量解決長期增長中的問題》中，再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對過往一年多中國經濟表現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難，在于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中的問題”。
他寫道，現在人們普遍承認，中國經濟在2009年實現了GDP增長的“V”形回升，現在的問題是：從更長的時間跨度看，能否保證今后的經濟走勢不會出現另一個“V”字，二次探底，出現人們所說的“W”行走勢。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能否解決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的問題。
所謂“長期問題”就是，中國經濟采取了一種靠資源投入和凈出口（出超）拉動的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從而導致了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形成等難題。在吳敬璉看來，單純依靠向國民經濟注入流動性的短期政策來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采取增加海量投資和貸款的辦法來增加需求，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使用的。2009年所實行的巨額投資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已經引發了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的形成，貨幣流通正在加速，國民經濟面臨著資產價格膨脹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危險。
因此，吳敬璉警告說，如果只專注于短期經濟政策，用注入流動性救市而忽視長期問題的解決，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弄得不好，別人在“去杠桿化”和消除泡沫，我們卻在“再杠桿化”和掀起泡沫，那就會埋下再一次資產負債危機和高通貨膨脹的定時炸彈。
那么，著眼長期的關鍵又是什么？吳敬璉的答案是，必須要促進居民的消費，而其基本的辦法有二，一是增加就業，二是促進技術進步，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換而言之，就是必須努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優化經濟結構，保證持續穩定的增長。
吳敬璉不無擔憂地寫道，這里需要提出一個問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并不是一個現在才提出的口號。早在1995年到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規劃中，就已經規定了實現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轉變的任務。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規劃不但重提這一話題，還列舉了轉變的具體途徑。但是迄今為止，除了少數地方，成效并不顯著。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吳敬璉以為原因不外有二：其一，這一轉變遇到了許多體制性的障礙；其二，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經濟環境和法治環境還有待建立。他一言以蔽之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何謂東風？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是也。
第三十章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吳敬璉的生命只與兩個字有關—“救國”。
80年間，他的“救國”主題有過3次轉折：20歲前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科學技術迷”，信仰的是“科學救國”和“產業救國”；35歲前，他相信“革命救國”，認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讓自己的國家擺脫貧困，變得無比強大，“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60歲前，他信奉“經濟體制救國”，堅信市場經濟將是中國變革的終極目標；而此后的他發現，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會體制才可能完成現代化的目標，他成了“法治救國”的倡導者。
即便在晚年的憂慮與不安之中，吳敬璉也沒有失去他本質上的那種滿腔希望。
從顧準、孫冶方到吳敬璉一代，他們深受唯物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熏陶?！笆茈y者”顧準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于上帝?！彼虼诉M而說，“歷史沒有什么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么，人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種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顧準的這種思想也同樣影響了吳敬璉，使他在認識論上確信人類具有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眾以及一個國家能夠擺脫迷茫，最終選擇理性和趨優化的道路。
吳敬璉的人格特征，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個批評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的混合體。
在50多年的經濟學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這在他看來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記者問：“你對自己成為決策層智囊是否感到驕傲？”他當即回答說：“智囊不智囊的，一點不重要，作為經濟學家首要的職責是研究科學，發現真理，做一個有獨立立場的觀察者?！彼呐畠簠菚陨徱策@樣評論他的父親：“公眾可能認為我的父親距離決策層很近，但我不覺得他自己是這么認為的，他只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學者，向決策者提出盡可能正確的建議，至于被不被采納，那是另外一回事?！睆谋拘远?，吳敬璉不是一個好斗的人，他同“計劃派”人士對陣作戰，與一些學者激烈辯駁—有時候還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與某些激進的網民“勢不兩立”，在這些過程中，他并沒有感到什么樂趣，甚至還因自己的反對態度而付出了代價。然而，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時，他又總是以建構性的角度來思考所有的問題，即便在最困難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條可能的出路。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的知識階層就形成一種善于顛覆、樂于破壞的“悲情情結”，非“極左”即“極右”，視改良主義為“犬儒”，對中庸和妥協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視，這實際上造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多次反復與徘徊。吳敬璉的學術人生無疑與這兩種極端主義格格不入。在公眾輿論及學界，吳敬璉常常遭到“誤讀”。有人因“吳市場”之名，認定他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主張把一切都扔給市場來解決；也有人因他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設計人的身份，認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權的最大擁護者。而兩種觀點似乎都有偏頗。吳敬璉的經濟理論要復雜得多，與放縱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場、有限的利益與有限的正義。即使對于他所情有獨鐘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那也是一種在別無選擇情況下無奈的“次有選項”。所以，他總是向人重復在1988年維也納“改革經濟學國際討論會”上從東歐同行那里學來的一句仿丘吉爾論民主制度的話：“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好的體制，但它在人類可能實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壞的一個?！雹僭谶^去的30多年里，中國的社會變革正是呈現出一種漸進、改良的特征，盡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沒有到達真正的終點，然而它確乎在質疑和搖擺中走出了一條曲線前行的道路。而這正可謂是吳敬璉式的勝利。
晚年的吳敬璉因種種言論而遭到指責，不過，他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義對中國的重要性。在一篇題為《“左”的和“右”的極端主義都會帶來災難》的讀書筆記中，他對此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同時將之與整整40年前，顧準與他在牛棚里一再苦思的那個問題—“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聯系在了一起。
他用飽含歷史感的文字寫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好像一直在反復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樣”的問題，暴政—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一次又一次地輪回。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周期律”將不再重復。但是事與愿違，當“也曾相信過”革命將會給中國帶來“地上天堂”的顧準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18年后的1967年，親眼目睹“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的問題。顧準的回答是：“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斗到底！”
“為什么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還轉化成了新的專制主義？”吳敬璉的思考答案是 — 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震蕩，“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
吳敬璉由這個結論，進而推演到對中國現代化的思考。
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中國政界、學界、企業界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國家這一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開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于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于社會背景和價值觀的差異，往往對于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了不同的解讀，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突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于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系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防止這種悲劇的關鍵，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采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討論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
吳敬璉繼續說，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回，是舊的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不是不可改變的。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在現代經濟發展階段，技術專業人員和經營專業人員的作用變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數也越來越多。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與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中國也進入了這個過程。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包括各類科研人員和學校教師、工程技術人員和技工、中高層經理人員和一般公司職員、醫護人員以及公務員的隊伍正在迅速壯大。雖然我國新中等階層的利益自覺和公民意識都還有待提高，但他們是工薪階層中更多地具有現代文化技術知識的部分，追求的是經濟生活和政治環境的穩定改善，他們和社會弱勢群體有著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須依靠的力量。
從吳敬璉的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讀出梁啟超、鄧孝可、鄧季惺、顧準的影子。這個在病床上偷聽延安廣播的年輕人，這個在勞改隊里默默苦思的中年人，這個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戰的老者，這個在講臺上一站就是幾十年的知識分子，最終在偉大的改良主義傳統中找到了思想的歸宿。他和那些前輩一樣，反對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漸進的力量。
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國建國60年的大慶。就在9月底的《財經》雜志上，吳敬璉發表洋洋3萬言的長文《中國經濟六十年》①，回顧改革歷程，再度呼吁“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其進程更加不容耽誤，中國經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作為60年經濟變革的目擊者、參與者及政策謀劃人之一，吳敬璉總結說：“在中國改革歷程中，各個階段的多種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階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蘊含后一階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階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階段改革的某些遺產?！痹诳隙ā爸袊慕洕母锶〉昧瞬恍∵M展”之后，他進而談及，新世紀之初，“由于改革有所放緩，社會矛盾的態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在他看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問題。
其一，當國有經濟改革改到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壟斷企業時，改革步伐就明顯慢了下來。近年來，圍繞重要行業中，國有企業究竟應當“進”還是應當“退”的爭論又起，社會上又出現了被媒體稱為“再國有化”或“新國有化”現象。這種“回潮”的趨勢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有些領域在已對民營企業進入發放“許可證”的情況下，又往后退縮，不讓民營企業繼續經營；二是一些國有獨資和國有絕對控股的公司對民營中小企業展開了收購兼并，使這類企業的壟斷地位進一步強化。
其二，政府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有所加強。自2004年開始，“宏觀調控要以行政調控為主”成為正式的指導方針，各級政府部門紛紛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了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大為強化，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則遭到削弱。英國的阿克頓勛爵說：“權力易于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毙姓嗔Φ臄U張，導致尋租活動制度基礎擴大，使腐敗日益盛行。
其三，政治改革滯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一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10年來進展十分緩慢，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時間才得以出臺。對于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于是，就出現了尋租的“新動力”。
在剖析上述三大問題的實質時，吳敬璉毫不留情地認為，“我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權力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于經濟資源的支配”。他警告說：“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新舊兩種體制之間積累的矛盾就會越多；既得利益者積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動力去阻撓可能影響自己利益的進一步改革。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尤其是與經濟問題相關的不公事實，根源在于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P>
就這樣，吳敬璉再次擂響了改革的大鼓。戰士已經垂垂老矣，卻似乎仍有披袍再戰的勇氣。
10月30日，吳敬璉給中歐國際工商學院2008級的EMBA班講完了最后一課，學員們起立鼓掌。一位學員代表大家贈詩一首曰：“大音希聲聞洪鐘，大象無形睹真容。八十春秋譜華章，百年風云笑談中?！?/P>
吳敬璉是中歐最早的中方教授之一，早在1984年，國家經貿委與歐共體管理教育基金會在北京合作開班，為中國的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授課，吳敬璉是學術委員會中唯一的中方委員。1993年，中歐想要把辦學基地南遷，吳敬璉拜會了上海市老市長汪道涵和時任副市長徐匡迪，促成此事。在過去10多年里，作為中歐的創院人之一和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他以《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為教材，給每個班的學生授課30學時，課程名稱為“中國經濟”，這是中歐的王牌課程，也是最受學員歡迎的課目。盡管年事已高，他仍然沒有告別講臺的打算，對他而言，這是他的“戰場”。在一次授課中，他對300多位聽課的企業家學員說：“我希望，我的生命終結在講臺上?！?/P>
在2009年的最后兩個月，他奔波于各地，參加了中歐的管理年會、上海的“浦江創新論壇”、浙江的“長三角論壇”等等，與各地的官員和企業家座談，切磋觀點，探討改革。他依然保持著冷靜而理性的思想銳度。
到2010年的1月24日，吳敬璉會迎來80歲的壽誕。對于這位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來說，這80年是一個與自己的國家圖強求富、蹣跚前行的80年。
在一個物質至上、平庸的商業年代，吳敬璉的故事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義的風箏，它以自由和獨立的精神憑風飄弋，任狂風驟雨不能讓它斷線墜落，無論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總是保持著不合時宜的姿態，讓人們在仰望中生出別樣的勇氣。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個有限的人生實在無法窮盡時代所有的秘密，即便聰慧、勤奮如吳敬璉者，也是難免。中國的歷史實在太過漫長，自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傳統幾乎成了國民性中與生俱來的一部分，它的高貴與頑痼一樣的深重，打斷它，談何容易。相對于變革的漫長，人生實在太短暫，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吳敬璉在口述史中自稱是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往往在現實世界里面，就會變得很悲觀?！辈贿^接著他又說，“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不可能被打斷，它必將曲折而前行?！?/P>
在2009年的8月和9月間，他還騰出時間完成了長達20多個小時的長篇口述史講述。他的記憶力之好令人吃驚，盡管已年屆80歲，卻仍然能清晰地記起1972年中科院經濟所圖書室管理員的名字。在那次講述中，對生命的感恩，對所有朋輩的感念與追憶貫穿了整個敘述，命運將如此多的際遇與沖突涂抹在一個人的身上，讓一個溫和的人成長為一個勇敢的戰士，讓生命以如此充滿磨難而純潔的方式綻放。
吳敬璉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這本薄薄的傳記也許只展示了有限的一部分。要回答這個問題，似乎要回到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場景中去。
那是一個天空蔚藍的清晨，在愛琴海微波蕩漾的春風里，蘇格拉底與他的學生柏拉圖進行著一場睿智的對話。盡管時間已經過去了漫漫的2 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動的碎銀般的日光，永生永世，總在后世人們舉目眺望的視線之中。
這些聲音后來被編輯在了一本叫《理想國》的書中，在《何為哲學家》一章中，有一段這樣的對話—
柏：如果好奇能算是愛智的話，那么你會發現許多荒謬的人物都可以叫做哲學家了。所有愛看的人都酷愛學習，那些愛聽的人也不在少數—這種人總是看不到他們參加任何認真的辯論，認真的研究；可是，仿佛他們已經把耳朵租出去聽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節，他們到處跑，不管城里鄉下，只要有合唱，他們必到。我們要不要稱這些人以及有類似愛好的人為哲學家？
蘇：絕不要。他們只是有點像哲學家罷了。
柏：那么，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學家呢？
蘇：那些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年代，還沒有“知識分子”或“經濟學家”這些稱謂，而事實上，他們辯駁的對象便與本書主角的人生志趣相去無遠。80年來，這位名叫吳敬璉的中國經濟學家用歷經劫波的生命證明，自己是一個“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連載完）
目錄
緣起
第一部分
改良家族
第一章 改良主義的基因
第二章 弱不禁風的激進少年
第三章 學經濟的年輕人
第四章 新星與“批孫”
第五章 勞改隊生活
第六章 顧準之死
第二部分
思想突圍
第七章 突破口：按勞分配
第八章 改革與調整的“兩種爭論”
第九章 東歐來的經驗
第十章 最后的孫冶方
第十一章 耶魯求道
第十二章 為“商品經濟”翻案
第三部分
護旗的人
第十三章 巴山輪會議
第十四章 單項推進還是整體配套
第十五章 “闖關”失敗
第十六章 “吳市場”的由來
第十七章 觸破窗戶紙的人
第四部分
經世濟民（1993~1998年）
第十八章 從增量改革到整體改革
第十九章 不清晰的“國企改革”
第二十章 “放小”放出了大文章
第二十一章 在風暴中逆勢飛揚
第二十二章 中國會成為尋租社會嗎？
第五部分
聲望巔峰（2000~2003年）
第二十三章 對泡沫破滅的預言
第二十四章 “一言毀市”
第二十五章 “法治的市場經濟”
第六部分
“孤獨戰士”（2004~2010年）
第二十六章 工業化道路和經濟增長模式之爭
第二十七章 受困的“主流經濟學家”
第二十八章 中國的改革會好嗎？
第二十九章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
第三十章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后記
附錄 吳敬璉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