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曉波。2010年的1月，經濟學家吳敬璉迎來八十歲的壽誕。對于這位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來說，這八十年是一個與自己的國家圖強求富、蹣跚前行的八十年。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史上，吳敬璉之重要性在于，他幾乎參與了建國之后所有的經濟理論爭議，由他的思想演進出發，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變革理念的大致曲線。吳敬璉對這個轉型國家的貢獻，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創新外，還在于他那份獨立思考、直言不諱的知識分子風骨。書中，吳敬璉緩緩敘述，吳曉波奮筆記述，歷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動聲色地姍姍走近，又姍姍走遠，一段波瀾壯闊的人生在回憶者與記錄者之間穿梭，如畫卷展開。
類別：人物傳記
定價：39.00元
出版時間：2010年2月
出版：中信出版社
目錄
第十九章 不清晰的“國企改革”
第二十三章 對泡沫破滅的預言
第二十九章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
第三十章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第十九章 不清晰的“國企改革”
2009年8月，行將80歲的吳敬璉在口述史中回顧1993年的那個整體配套改革方案，他評價說，外匯改革最成功，財稅改革其次，國有企業改革再次，社會保障改革最無成效。
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在早期，居于主導地位的是放權讓利的思路。
早在1991年4月和5月，吳敬璉就連續撰寫《改革傳統經濟體系是搞活大中型企業的根本出路》和《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困境與出路》兩篇論文，對現行的企業改革放權讓利思路提出了異議。
對于放權讓利，他認為，“從1956年以來一直就存在一種把舊體制的弊病歸為‘權力過分集中’，對企業‘管得過多，統得過死’，從而把改革簡單等同于‘放權讓利’的思路，根據這種思路，通過改革所要建立的經濟體系，就是所謂‘用國家計劃來配置資源，引進某些市場因素以調動地方、部門、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的體制”。而多年的實踐證明，根據這一基本思路所進行的企業改革“收效甚微”。
對于放權讓利改革中的最高形式—承包制，他認為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包括“阻礙資源流動、阻礙結構調整”，“承包制下產權結構的安排不利于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耙虼嗽谖铱磥?，承包制只是在全面改革尚未進行的條件下，為了在指令性計劃的‘籠子’里給企業以一點活動余地的權益之計，‘改進’承包，只能使它的弊害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而不可能使它得到‘完善’?！?/P>
此外，對于政府向國有企業進行財稅、信貸上的政策傾斜，他認為這會造成市場競爭的不公平，從而直接傷害到體制外的民營企業，“這種政策實施不久，就因為非國營部門這個我國經濟中最有生氣的部分活力遭到抑制，而使整個國民經濟的衰退遷延而不得不放棄”。
當時，還有人提出用“組建企業集團”的辦法“造出大船好出洋”，讓國有企業靠規模來取勝，吳敬璉斷定這種用行政方式組織起來的大集團肯定將走回到行政性集權的老路上去，“一開始時一哄而上，爾后就會一哄而散”。
當論證了這些辦法都行不通之后，吳敬璉提出了自己的思路：“我們主張在我國搞一種以法人代表公眾持股為主、個人持股為輔的股份公司，以之作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微觀基礎?！?/P>
吳敬璉和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一樣，是贊成用公司制度（在中國又常常稱為“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的。但是，他對于從1986年開始在全國推行的以國有股為主，包含部分“企業股”和少量個人股，按持股比例分配董事會席位，董事會與經營班子高度重合的“股份制企業”又是不滿意的，認為這種“股份制企業”不符合現代公司的規范，也不可能有效運行。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1993年，他與錢穎一合作完成《關于公司化》一文，它先是上報了中央全會寫作組，然后又發表于1993年8月24日的《經濟日報》。
在文章中，他們建議國有大中型企業應該加快進行公司化改造，就是“將現有的非公司類型的企業改組成為公司法人組織”，其基本內容包括三個方面：明確公司的法人性質，界定產權關系和建立“公司治理結構”。他在與外國同行的交往中，對各國大企業的企業制度知之甚詳。
吳敬璉回憶說：“當時在全會文件起草組里領導企業改革調研組的陳清泰認同我們這篇文章的觀點，便寫進了全會以前江澤民在大連國企座談會的講話中去。在全會《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便成了企業改革的新主題?！标惽逄┦巧儆械?、由企業一線晉升上來的高級官員，他曾長期擔任第二汽車制造廠廠長，1988年被評為“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家”。1992年7月，陳清泰抽調到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當副主任，旋即出任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主管國企改革的副主任。他與吳敬璉一樣，認為承包制弊病很多。
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現代企業制度”這個新名詞非常醒目地出現了，《決定》提出“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全會結束后的一個月，1993年12月，吳敬璉出版了國內第一部關于公司制度的專著《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此書一再重印，并獲得國家圖書獎。
對于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中論述的國有企業改革那一部分，吳敬璉并不完全滿意，他對此是這樣評價的：“這個綜合方案中也有很大的缺陷，集中表現在國有企業改革上，在1993年的那個文件中，是相當混亂的，你說好的地方，就是提出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創新；混亂的地方，就是放任，把現代企業制度和擴大企業自主權攪在一起，并不清晰?！?/P>
“攪在一起”的原因，還是因為理念不清及爭論不休。
1993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公司法》。從1994年起，中央政府開始按照《公司法》在全國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改革，到年底，國家體改委在全國選擇了31家大型企業進行試點。
就如同分稅制替代了財稅包干制一樣，《公司法》的實施，意味著承包制即將在中國企業改革中走向終結。事實上，早從80年代中期以來，吳敬璉便斷定國有企業必須走產權清晰化的股份制道路，不過，他有一個與厲以寧的股份化理論不完全相同的觀點，就是公司只有確定“能夠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建立起制衡關系的公司治理結構”才能有效運行。吳敬璉和錢穎一在《關于公司化》一文中，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詳細介紹和論述了一個當時國人還十分生疏的重要概念—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又稱法人治理結構）。他們指出：“建立公司治理結構的要旨在于明確劃分股東、董事會和經理人員各自的權力、責任和利益，從而形成三者之間的制衡關系?！边@就是說，公司必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
可惜的是，在20世紀后期已成為現代公司制度核心架構的公司治理，在當時的中國還鮮為人知，可否在《決定》中寫進這樣一個并非一句話就能講清楚的外國名詞，就成了問題。幾經折中，寫進文件中作為代替的是四句淺顯明白的話：“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胺ㄈ酥卫斫Y構”這個公司制度的核心概念，直到1999年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才被采納，第一次出現在《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一文件之中。
由于當時決策層中仍有不少人堅持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擴大企業自主權，對股份制或產權變革不以為然，他們的思想及聲音滲透在很多文件、報告和講話中，因此常常出現講現代企業制度，講著講著就成了“放權讓利”。于是，出現了“只講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這三句話”，還是“四句話一起講”的爭議，吳敬璉當然支持后者。
在企業一線則出現了操作中的難題。不少企業便把很多相干、不相干的東西都往“現代企業制度”這個籮筐里亂裝。而能夠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建立起制衡關系的公司治理卻付諸闕如。這樣，新建立的“公司”往往有其名而無其實，更談不上績效的改善。
進入1995年之后，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有企業的虧損面超過40%。另據國家統計局對天津、哈爾濱、沈陽、成都等15個大中城市的2 600家國有工業企業的調查顯示，這些企業的資產總額為2 544億元，負債卻達2 007億元，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了8.6倍。
國家顯然已經無力照顧數以百萬計的“親生兒子”們。正是在山窮水盡之處，改革再次“被動”地得到拓進。在總結了前幾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未能取得成功的教訓以后，1999年9月19日至22日召開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改制公司普遍實現股權多元化和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國有企業（但一般只是集團公司控股的二級企業，而非母公司本身）的公司化改制才算“動真格”的了。
第二十三章 對泡沫破滅的預言
2000年1月24日，是吳敬璉70歲壽辰。
早在一年前，他的朋輩和弟子們就開始籌劃祝賀之事。當時吳敬璉正在匈牙利布達佩斯高等研究院學術訪問，他發回電子郵件表示，“大家的心意我是很感激的，但不要搞對我個人的歌功頌德，最好的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對我們共同的改革事業（不是個人的成就）作一次系統的回顧和展望”。經過討論，朋友們同意以舉辦學術研討會來表達對他的敬意，同時出版一部經濟論文集，來紀念他在半個世紀中的辛勤耕耘。
這場研討會是在2月26日召開的。據時任國家體改辦副主任的李劍閣回憶：“來自學界、政界和企業界的賓朋滿座，盛況空前。代表各個學術流派和各種觀點的與會演講者不僅發表了高水平的論文，進行了無拘無束的深入討論，而且以真摯感人的語言，對吳敬璉的道德和文章作出了恰當的評價。會議氣氛濃烈，會后人們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靜?！?/P>
就在這場祝壽研討會的7天后，3月4日，吳敬璉突然扮演了一個“黑色預言家”的角色。當時正在召開全國“兩會”，這一天，身為全國政協常委的吳敬璉在一次與記者的即興談話中，對如火如荼的網絡經濟發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說：“目前香港和內地都在炒作網絡股，它對高新技術產業利少弊多，傳媒最好不要推波助瀾?！彼J為，“在中國，現在上市的網絡股沒有幾個是真正意義上的網絡股?！睕]有想到，他的這一講話引來了證券界和網絡界人士的強烈反擊。
這已經不是吳敬璉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抨擊中國資本市場的混亂現象。早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他就對記者抱怨說：“在規范的證券市場上，一般有兩個渠道可以來錢，一個是投資回報，另一個來源靠價差，價差就是錢在幾個人的口袋里轉，在規則不健全的情況下，很容易出問題。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根本就不是一個有投資價值的場所。由于制度不規范，股市由少數有權力、有后臺的所謂‘莊家’支配，他們賺的概率很高，一般的投資者，就是給人墊背?！碑敃r，吳敬璉還提出了一個倡議，他說：我向諸位媒介呼吁，我們能不能來一點小革命，把“股民”這個詞革掉。我非常反感傳媒用“股民”這個詞。什么叫股民？他是股東，他是“東家”。在中國的語匯里，因為長期的封建社會，這個“民”，相對應是“官”，意思就是低人一等，這個不是市場經濟的概念，市場經濟一定要樹立一個概念，這個股東，他是“東家”，而“不是可以任意魚肉的小民”。
吳敬璉當然不是第一個對股市提出批評的人，他想要把“股東”和“股民”分開來的建議，在很多人聽來也就是經濟學家愛嚼字眼兒的表現，因而，并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墒?，這次不同了，因為他把矛頭直接對準了股市上炒作“互聯網概念”的行為。他舉例說，最近股價暴漲的上海梅林，其實是做食品的，只不過有一個網址可以在網上買賣，就把它與新經濟連起來，這未免太過勉強。最后他用一種很懇切的口吻說：“中國的新經濟八字還沒有一撇呢，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P>
吳敬璉的這段話好像在一盆正熊熊燃燒的火焰上，兜頭澆下了一瓢冷水，當即濺出四射的火星。第二天，各大媒體及門戶網站都發出了新聞：“經濟學家吳敬璉給網絡股潑冷水?！?/P>
在當時許多人看來，吳敬璉的言論顯然是不合時宜的。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互聯網技術從實驗室走了出來，日漸成為一個勃然興旺的新經濟。在之前的10年里，它讓美國重新回到了全球經濟領頭羊的地位。就在1999年12月，主要以互聯網公司股票構成的美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正逼近5 000點，而在1998年7月它才剛剛跨越了2 000點大關，市場的繁榮把人們對互聯網的熱情推到了沸騰的高度。在中國國內，新浪、搜狐和網易等門戶網站如日中天，一個新的時代似乎剛剛拉開了華麗的帷幕。
可是，吳敬璉偏偏要說這個“帷幕”上爬滿了跳蚤，他的言論遭到了嘲笑和批駁。有人為“泡沫”歡呼，說“沒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啤酒”。兩位網絡觀察家撰文反擊，并在網上放了一個10萬字的資料，號召大家起來批駁吳敬璉的“泡沫論”。在論戰中，甚至連他70歲的年齡也被拿來當話題，年輕人們用嘲諷的口吻寫道，“未來屬于你們，也屬于我們，但歸根到底屬于我們……知會并要求您上一上互聯網，來與我們共同感受大時代濤聲的澎湃！”2000年3月9日，納斯達克指數赫然突破5 000點，舉世一派歡騰，吳敬璉的聲音愈發顯得好笑和荒唐。
這位倔強的經濟學家決定應戰。他很快寫出了《互聯網：要發展還是要泡沫》一文。他直言：“有人說，股市泡沫有利于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在‘新經濟’的時代，網絡股的泡沫不會破滅，我不能同意這種看法?！眳蔷喘I不但不反對中國發展高新科技產業—包括互聯網產業，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發燒友”。他反對的是資本市場中的炒作行為，“對于不強調真抓實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網絡股’等概念以吸引大眾跟風入市，促成股價上升，就不能不懷疑醉翁另有他意了”。進而，他對美國當下的網絡熱也提出了自己的警告，“最近9年來，在信息產業、基因工程等高技術產業的帶動下，美國經濟持續高漲，股價也一直在上升。這引起了一些經濟學家的擔心，因為按照過去的規律，長時期的高速增長預示著通貨膨脹的爆發和金融市場的崩潰……當前美國經濟既有‘新經濟’的內容，也存在‘泡沫’的成分?！?/P>
3月17日，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時政周報《南方周末》刊發了吳敬璉的這篇文章，不過題目被改成了更具有刺激性的、在他看來有點邏輯不通的《要制度還是要泡沫》。同時，報紙也配發了網絡觀察家方興東和姜奇平的反駁文章《致吳先生：別給網絡潑冷水》。他們針鋒相對地寫道：“吳先生的觀點，有將新經濟與網絡股割裂之嫌……不能割裂經濟整體與風險資本市場的內在聯系，把部分網絡股公司的淘汰，直接等同于泡沫。而且現在給美國的‘大多數公司’判處死刑，更是過于輕率?！?/P>
這場論戰頓時濺起漫天喧嘩，各路媒體進行了連篇累牘的追蹤報道。這也是吳敬璉第一次與政界和經濟理論界之外的人士展開論戰，而且他的對手竟是他無比呵護和喜愛的年輕人，這讓他不免有點沮喪。在他看來，網絡經濟當然應該大力鼓吹，但是，現在的人們把“網絡經濟的發展”和“網絡泡沫的膨脹”等同在了一起，這是讓他無法接受的，而更糟糕的是，那些與他爭論的年輕人們也總是把這兩件事攪在一起。他對助手柳紅說，這是一場莫須有的“論戰”，讓大眾圍觀這樣的“論戰”，實在是一種浪費。
4月13日，新浪在納斯達克股票市場正式掛牌交易，融資6 000萬美元，國內輿論為之雀躍歡騰。然而，幾乎就在同時，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突然發生了：從4月起，一直高傲地一路上飆的納市在毫無預兆的情形下突然調頭下墜，綜合指數在半年內從最高的5 132點跌去四成，8.5萬億美元的公司市值蒸發，這個數值超過了除美國之外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年收入。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用黯淡語調評論，“泡沫破滅了，經濟陷入了衰退，這種結果的發生是無法避免的—建立在虛假根基之上的喧囂的90年代，最終將走向終結”。
就這樣，吳敬璉又一次“不幸而言中”。這位不久前還被認定“落伍”了的經濟學家，“意外”地成了一個準確預言了全球網絡破滅的“黑衣魔術師”。
5月12日，吳敬璉參加高新技術產業國際周的活動，作完演講后，當即被記者團團圍住。人們十分好奇的是，他到底是在哪只“水晶球”里看到了網絡泡沫即將破滅的景象？吳敬璉的回答似乎沒有完全滿足他們的好奇，他似乎仍然沉浸在兩個月前的那場爭論中，他說，“有人說，新經濟和舊經濟完全不一樣了，你們那些經濟學家和那些經濟學沒有用了，現在叫做注意力經濟、眼球經濟，只要吸引眼球移動就一定能成功，這個我不相信。我并沒有給網絡潑冷水，我是給熱炒網絡股潑冷水?！?/P>
2000年，對于70歲的吳敬璉來說是難忘的一年，正是在這一年，他的影響力超出了其所研究的經濟學專業領域，成為一個廣受矚目的公眾人物。年初，他因為預言網絡泡沫的破滅而成了一個“明星預言家”。到年底，他又因一個重大事件而站在了公眾輿論的“風暴眼”中。
10月，《財經》雜志刊登了一組封面調查《基金黑幕》，將中國股市中的“基金神話”一下子刺破了。這個“說真話的孩子”是一個28歲的無名小卒趙瑜綱，他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的研究人員，為了對基金管理的現狀做一個例行的調研，他以1999年8月9日到2000年4月28日為區間，對國內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個證券投資基金進行了追蹤，將它們在上海證券市場上大宗股票交易的匯總記錄細致分析，寫出了《基金行為分析》和《基金風格及其評價》兩份報告。就是在這兩份報告中，趙瑜綱披露了投資基金大量的違規、違法操作事實。報告是在5月份形成的，很快就以非正式的方式流傳到了社會上，并最終落到了被證券界一些人稱為“最危險的女人”、《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的手上，在她的堅持下，《財經》以選編的方式刊發了趙瑜綱的報告。
此文一出，頓時平地掀起千重巨浪。10月16日，被點名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聯合發表聲明，指斥《基金黑幕》一文以聳人聽聞的形式刊發頗多不實之詞和偏頗之論，它們自稱：“中國的基金公司已經是國內監管最嚴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資機構之一，《基金黑幕》依據的資料數據采樣不準確，研究方法不科學，對基金的交易行為的判斷與事實嚴重不符。該報告的作者和《財經》嚴重違背了新聞客觀、公正的職業操守，對中國基金業兩年來的試點成果給予全盤否定，是可忍孰不可忍?！?0家基金公司因此強烈表示要追究作者和媒體的誹謗責任。被質疑職業操守的胡舒立毫不退縮，她當即在3家證券報上發表聲明，稱《基金黑幕》資料具有正當來源和可靠依據，符合客觀、公正的事業原則。
當時，國內經濟學界一片噤聲，而眾多的財經媒體或因利害關系或因真相未明而不置一詞，輿論一時間空前壓抑。就在基金公司發表聲明的10多天后，10月29日，吳敬璉接受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記者的采訪，談了他對“基金黑幕”的看法。
吳敬璉說，“第一，10大基金這個聲明說是多處不實，但它沒有舉出來最基本的核心的事實是不實。對倒、倒倉這些活動，我想是《財經》這篇文章最主要的指責、指控。因為這是一個觸及《刑法》的問題……操縱市場是刑事犯罪。第二，怎么可能10大基金公司共同互保？難道他們之間互相的賬在他們內部都是公開的嗎？他們的操縱行為都是互相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嗎？對于經濟學家來說，這是不可想象的。10大公司本來各個之間是競爭對手嘛。而且法律上說他們不能夠串謀來進行交易活動，對不對？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怎么能夠互相證明呢？如果這個證明是有資格證明的話，那肯定就是說他們在交易活動中完全是共同商量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不就是違法行為了嗎？”
記者接著追問：“就算是基金管理公司出了一些問題的話，按照您的說法這筆賬應該記到誰的頭上？”
吳敬璉坦率地直指監管當局，他說：“一個市場，如果普遍地違規違法，那就要考慮了。這個環境引誘人們走向違規違法，那么就是有關當局都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比如說首先是監管機構，然后是司法機構，那都是負有責任的。當然比如說行業的自律，還有我們的傳媒，我們都是有責任的，有的是有行政責任，有的是法律責任，有的人是一種道義責任，包括經濟學家。我們都是一個社會人，在這里面你是鼓勵讓這個市場正?；饋?，你是在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還是在幫那些違規違法、自己當了暴發戶而把中小投資者套住了、坑了的人，你是站在哪一邊？”
那段時間里，有關方面正在隆重紀念中國證券市場恢復10周年，歌頌和總結的文章正層出不窮?！敦斀洝穼饦I的揭黑以及吳敬璉的呼應，無疑讓部分管理高層人士很不舒服。吳敬璉多年的學術搭檔周小川于2000年2月剛剛調任證監會主席，他提出“資本市場要在規范的基礎上發展”，而一些人則對此攻擊說，“規范，規范，再規范，就會搞垮中國資本市場”。日后吳敬璉回顧自己之所以挺身直言時說，“《財經》發表《基金黑幕》之后，公眾表達了極大的關切和義憤，但揭開還是捂住黑幕的交鋒還處在對峙之中，人們便期待著經濟學家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我接受了中央臺的采訪”。
中央臺的節目播出后，在全國產生了震動性的效應。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吳敬璉連續接受了多家媒體的采訪。在與《南方周末》記者陳濤的對話中，他頗為激烈地說：“在某些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領導人看來，證券市場的功能就是為獲準上市的企業圈錢解困。對于另一些懂得金融市場交易特性，又有某種權力背景的人來說，則把它看作一個可以進行違法違規操作而不會受到懲罰，從而從中小投資者（他們往往被某些人輕蔑地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股民’）口袋里大把掏錢的良好場所……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坑害中小投資者的活動愈演愈烈，以致簡直成了市場活動的常規，證券報刊的習慣用語。中小證券投資者對這種情況看在眼里，卻無能為力。他們郁積于胸間的憤懣之情，只要看看《基金黑幕》發表以后投資者在網上發表的言論，就可見一斑。同時，不止一篇良心未泯而又勇于仗義執言的證券業從業人員揭露黑幕的文章，也印證了受害的中小投資者所言非虛?！?/P>
吳敬璉的參與讓“基金黑幕事件”頓時升溫。12月4日，證監會主席周小川接受采訪，表示歡迎媒體對證券業、資本市場發表意見，對于調查屬實、確有證據的違規行為一定給予依法處理。據后來的調查結果顯示，10家基金公司中，除了兩家，其余均被發現存在“異常交易行為”。
吳敬璉的勇敢和率直讓他的聲望達到了頂峰。在此之前，在公眾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居于廟堂之上的“體制設計者”，而此刻，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吳敬璉出現了。
2000年12月，中央電視臺第一次評選“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由100位經濟學家和50位知名財經記者共同組成的評選委員會選出了10位表現最活躍的“年度人物”，他們是吳敬璉、柳傳志、田溯寧、梁定邦、彭作義、周厚健、張瑞敏、張宏偉、求伯軍和王石，在10位當選人中，吳敬璉唯一以學者的身份入選，并獲得了“年度人物”第一名的大獎，在網絡票選中他遙遙領先，排在“人氣排行榜”首位。
在獲獎者專訪中，主持人問白發蒼蒼的吳敬璉：“我們曾經把冰心老人稱作是‘中國文壇的良心’，那么現在也有人把您稱作是‘中國經濟界的良心’。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經濟’這兩個字無處不在。大家都在講錢，都在講創造財富和盈利，良心這兩個字有什么用處？ ”后者答道，“中國老話就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市場經濟它需要一個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關系，沒有這樣一種信任關系，如果靠爾虞我詐是發展不到現代市場經濟的?！痹趯ＴL的最后，主持人頗有感慨地說：“舊的一年過去，好在我們把良心留下了。我們也許不需要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我們需要敢講真話、講實話的經濟學家?！?/P>
12月29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記者潘園對吳敬璉的專訪，題目是《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吳敬璉直言，“我感到不滿足的是，1984年以后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進展太慢”。
他說：“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的基本道路。其后的黨代表會議要求在‘七五’（1986~1990年）期間建立起商品經濟的基本框架。這個任務沒有完成。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要求在本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那時到現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市場經濟的有些重要架構，例如現代金融體系，還有待建立。阻礙改革推進得更快的一個因素是舊的意識形態的障礙，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P>
在這段時期的文章和言論中，吳敬璉一再提及“既得利益集團”和“權貴資本主義”這兩個名詞，這在幾年前是罕見的。他認為，“改革確實會帶來痛苦，但這些痛苦并非都來自改革自身，而是來自改革以外的東西。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人為的，不客氣地說，有人就是要在里面攪，想渾水摸魚”。
他對記者談到，在我看來，現在存在兩種錯誤的傾向—有人打著“維護社會主義”的旗號來打擊改革；也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來反對改革。改革的阻力既來自舊觀念，更來自既得利益。而與改革背道而馳的既得利益，有的產生于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也有的來自前期不規范的改革。例如，在規范化的基礎上發展證券市場要求，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對，說這是“打擊新生事物”。有些人說這種話的原因是不了解經濟學的道理和事情的真相，但是，也有些人對事情本身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們這樣說，只是因為代表著一種利益。這種打著“改革”的旗號反對改革的說法和做法危害甚大。第一，它延緩了建立規范化市場經濟的進程。第二，使受到這類不正常行為損害的人們誤以為這種不正常狀態是改革帶來的，從而產生對改革的反感和對立的情緒。而這些人正是我們要為之尋求公平的對象。
在解釋什么是“改革的大關”時，吳敬璉是這樣回答的：“現在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就是因為體制未改的國有部門還支配著一些重要資源的主要部分。這是當前許多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的一個總的根源?！?/P>
據此，他提出了“目前在經濟改革方面需要重點解決的四個問題”：
其一，按照“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調整所有制結構；其二，盡快解決私營企業的國民待遇問題；其三，市場經濟的支持性系統亟待建立，主要是金融系統的市場化程度很低；其四，要確立公正透明的游戲規則，要確立法治。要使老百姓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權利，并使他們有足夠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要讓官員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職權，并受到法律的監督。
就在《中國青年報》的文章刊出的第二天，12月30日，中央電視臺的《對話》節目為吳敬璉做了一個專場，主題是《感受吳敬璉》。這是全國觀眾第一次在電視屏幕上看到一位真實的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的形象和表現符合他們對“經濟學家”的某種想象：一位溫和的儒雅長者，充滿了智慧和責任感，面對公眾時稍稍有點拘謹。
主持人沈冰問：“我不知道吳老師您在參加那個頒獎晚會（指剛剛舉辦過的年度經濟人物頒獎晚會）的時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有沒有想到有一天作為一個學者也能夠站在聚光燈下？”吳敬璉很誠實地回答說：“像我們這種當老師的或者做研究工作的碰到這種場面有點手足無措，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怎么會在點擊率上得了那么高的票數？”
主持人問：“那您覺得您為什么人氣會這么旺呢？”吳答：“也許是一個很不好的現象的折射，普通的大眾投資者聲音太小，他們說話的舞臺缺乏……也許至少歲數大一點，也許可以說得更多一點。對于我們來說這是一個經濟學家的本分?！?/P>
接下來提到了“基金黑幕”。主持人問：“對于這樣一個事情，您為什么一定要站出來說呢？”吳答：“我一聽說我們的電視臺和一些報刊想要請我們經濟界和經濟學界的一些人發表意見，但是他們都有很大的顧慮，我覺得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眴枺骸澳莻€時候有顧慮嗎？”答：“馬克思說過，利益會把仇神招到戰場上來，這是意料中的事，斷人財路嘛。你選擇了這個職業，你是經濟學家嘛。我們經常說，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的科學，就是說，它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它是什么’，這是經濟學家的基本職業道德?！?/P>
在觀眾提問環節中，問：“咱們國家現在全面炒股，這種情況，對國民生活將會帶來什么影響？”
吳答：“資本市場要擴大，應該要吸引越來越多的人進行直接投資，應該說是好的現象。但是全民炒股，講的就不是投資了，我看是不正常的。這說明我們沒有為我們的大眾，提供一個好的投資機會……我們沒有給我們的大眾準備這樣好的投資場所，所以他只有在股市里面看漲落，希望通過這個能夠得到回報。炒作過程中，賺錢的人賺的是誰的錢呢？他不是在生產發展中創造財富得來的錢，而是從別人的口袋里轉到他的口袋里，靠這個炒作來讓一個民族富起來，這就像拔著自己的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是不可能的。美國有個經濟學家叫加爾布雷思，他說美國人特別健忘，20年前被崩盤咬了一口，過了20年又忘了。我們這個忘性更大，幾個月就忘了?！?/P>
《北京青年報》的一個記者談了她對吳敬璉的感受：“我第一次接觸吳敬璉教授是在1991年。那時候我大學剛畢業去采訪他，以后上‘兩會’，每年我都在人民大會堂的臺階上見著他被記者圍追堵截的那個情況，我對他的印象是：他的嘴對著領袖的耳朵，但他的腳站在百姓的中間?！边@段話在現場激起了一陣經久不息的掌聲。
吳敬璉看上去非常靦腆和謙遜，他顯然不習慣這種熱烈的、被追捧的場面。這時，他談到了顧準：“首先我要說我不是先知先覺，這兩天好多人都問我你怎么先知先覺，早就知道這個網絡要崩盤，我只不過是注意各種事情，另外用經濟學理論去分析各種現象，如此而已。我自己在相當長的時候，可以說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晚期吧，才稍微懂得了一點道理。我的老師、朋友顧準說的，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樣去解剖這個社會經濟關系?！?/P>
這是一場充滿了溫馨氣息的電視訪談節目，女主持人現場播放了一段交響樂，吳敬璉馬上聽出，這是捷克作曲家貝多伊齊·斯美塔那交響詩套曲《我的祖國》的第二樂章《沃爾塔瓦河》。他告訴觀眾，和老師孫冶方特別喜歡雄壯、戰斗的貝多芬不同，他更喜歡“舒緩一些的音樂”，比如莫扎特，“我喜歡他的鋼琴奏鳴曲，因為我們這種職業常常處于激烈的辯論，而且這種激烈的辯論，它常常又有利益的背景，所以它就比較緊張。莫扎特對人類的善意，能夠讓你平靜下來，從人性的角度說，莫扎特很有深度……他對這種人性的解釋，我覺得非常能夠使自己心平氣和起來。有的時候在什么辯論會上，不管是經濟學家吵架還是跟領導激烈辯論，這種時候打開來聽一聽?！?/P>
節目的最后，細心的沈冰發現，“吳老師的生日就是在1月24日，也就是我們國家的農歷初一?！彼頇谀拷M和全國觀眾，將一盤斯美塔娜的《我的祖國》音樂片送給了吳敬璉。
這一節目在觀眾中引起了熱烈的反響，但是也有人批評說：這個節目吹捧了一個人（指吳敬璉），這個人又吹捧了另一個人（指顧準），應該停播?？磥韰蔷喘I是犯了某些人的忌諱了。
2000年12月31日，吳敬璉是在書桌前度過的。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他一直在編輯一部作品集，書名是《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F在，校訂已經完成，初步決定下一年開春交由三聯書店出版。在2000年的最后一天，他坐下來寫了一篇序言。近段時期傳媒對他的贊頌和嘉獎，以及前一天錄影現場的其樂融融，似乎都沒有讓他的心情變得輕快，相反竟還有點黯淡。
他寫道：“當我在2000年年初著手編這本集子時，心情確實有幾分沉悶和沮喪……從經濟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說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特別使人沮喪的是，我們不得不繼續談論5年前我就已提出的問題，例如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敗，經濟關系的混亂與失范，改革過程中財產再分配的嚴重不公，以及金融詐騙、股市泡沫、公權不彰、法治不行等等?！?/P>
從1950年春天進入南京金陵大學經濟系求學至今，吳敬璉在經濟學領域已經浸淫了整整50年，他由一個青澀的激進青年成長為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可是，他對自己滿意嗎？
在序言中，他竟有點自責地寫道：“經濟學在改革中的作用發揮得怎么樣？我總感到，在這迫切需要經濟學家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推動改革前進和在改革過程中盡力保護大眾利益的時候，我們做得很不夠。這固然有社會環境方面的原因，也與我們自身的努力不夠有關。所謂努力不夠，有兩方面的表現，一方面是學識方面的……另一方面的缺點，則是沒有能夠在改革這一巨大社會變革中實現自己作為社會良知的職能?！?/P>
他寫完這段文字的時候，當然不會料到，序言中的很多內容將很快面臨考驗。
書房之外，一場更猛烈，已然醞釀生成的風暴正在不遠處等待著他。
目錄
緣起
第一部分
改良家族
第一章 改良主義的基因
第二章 弱不禁風的激進少年
第三章 學經濟的年輕人
第四章 新星與“批孫”
第五章 勞改隊生活
第六章 顧準之死
第二部分
思想突圍
第七章 突破口：按勞分配
第八章 改革與調整的“兩種爭論”
第九章 東歐來的經驗
第十章 最后的孫冶方
第十一章 耶魯求道
第十二章 為“商品經濟”翻案
第三部分
護旗的人
第十三章 巴山輪會議
第十四章 單項推進還是整體配套
第十五章 “闖關”失敗
第十六章 “吳市場”的由來
第十七章 觸破窗戶紙的人
第四部分
經世濟民（1993~1998年）
第十八章 從增量改革到整體改革
第十九章 不清晰的“國企改革”
第二十章 “放小”放出了大文章
第二十一章 在風暴中逆勢飛揚
第二十二章 中國會成為尋租社會嗎？
第五部分
聲望巔峰（2000~2003年）
第二十三章 對泡沫破滅的預言
第二十四章 “一言毀市”
第二十五章 “法治的市場經濟”
第六部分
“孤獨戰士”（2004~2010年）
第二十六章 工業化道路和經濟增長模式之爭
第二十七章 受困的“主流經濟學家”
第二十八章 中國的改革會好嗎？
第二十九章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
第三十章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后記
附錄 吳敬璉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