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知遠。在這本書里，作者試圖通過一次穿越中國的旅行（愛輝-騰沖）來了解這個國家，但看到的事實卻并非如其所想象，這在作者行走三峽和陜西以及其他地方時，似乎也是一樣，傳統已經斷裂，混亂的價值觀無處不在，他既看到了這個快速變化的國家的巨變，也看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像是無根之萍，他們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失落，卻也蘊涵著無盡的能量——他們無法從傳統中獲取價值和意義，卻也享有了沒有歷史束縛所帶來的無邊界的自由。
這本書在形態上或許雜糅，游記、人物、評論，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題仍很清晰，它試圖展現的是當代中國社會日益深刻的斷裂感。
定價：32元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出版：中信出版社
一個國家的悲傷與勇氣
三峽行記（之）
雪災
宜昌的春節
奇觀
巴東縣城
一|個|國|家|的|悲|傷|與|勇|氣
我可以坦誠相見，因為我與這些愛國者不同，我并不為我的國家感到慚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煩都公之于世，因為我沒失去希望。中國比她那些小小的愛國者要偉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們來涂脂抹粉。她會再一次恢復平穩，她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 林語堂
一
2007年的8月到9月，我與幾個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線不確切存在，卻充滿了象征意義。從黑龍江的愛輝出發，一直到云南的騰沖。在地圖上，這是一條斜線，一位叫胡煥庸的人口地理學家在1935年創造了這條線—“愛輝—騰沖線”，它也被稱做“胡煥庸線”。以此線為界，約有94％的人口居住在約占全國土地面積40％的東南部地區，6％的人口居住在占60％左右的西北部地區。
出生于1901年的胡煥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東南大學和巴黎大學接受教育，像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他學習現代知識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也當做拯救古老中國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的國家，你能夠幫助她嗎？魯迅不是在1927年說我們是“無聲的中國”—“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這些應說的話……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P>
胡煥庸相信人口與地理是了解中國的重要角度，地圖上這條斜線不正說明了為何中國是如此的擁擠，人口的壓力這樣大。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們對現實的判斷，也能從我們昔日的經驗中獲取某種精神與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語堂在1934年手不停歇地寫作《吾國與吾民》—中國歷史悠長，曾經無比輝煌，也有很多弱點，但它充滿了韌性，總是能從挫折中復原；所以歷史學家雷海宗在“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完成了《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將1937年的抗日戰爭，比作將近1 600年前的淝水之戰，上一次戰爭標志著中國的再生，以南方為代表的新文化主導了中國，而抗日戰爭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他多少相信這次戰爭是一劑瀉藥，幫助中國擺脫痼疾，重新獲得勃勃生氣。
這些片段總是讓我動容。他們讓我看到了一個國家、一代人在面對巨大挑戰時所作出反應的熱忱、豐富與深沉。他們的洞察力超越了時間，以至于70年后，仍滋養著新一代人。
今天，盡管經過多次移民，我們的人口分布仍遵循著“胡煥庸線”的劃分，而70年過去了，沒有著作比《吾國與吾民》更誠實與美妙地解說中國，其中很多判斷似乎是為這個時代而作。
地圖上的斜線，不可能成為真實道路。我們的旅行大致沿著它進行，乘坐長途公共汽車我們經過東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濃重的煙塵中穿行，在秦嶺中繞來繞去后抵達了風物不同的漢中，然后從川北的綿陽到成都平原，最終進入云南……我們路過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談話，我迅速忘記了試圖通過這條“胡煥庸線”來了解中國本質的宏大愿望，但是和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觸，卻帶給我某種更細微的觸動—他們每個人都經歷著時代的迅速變遷、種種的社會運動，20世紀的中國被各種災難與試驗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們必須頑強地在其中尋找平衡，為自己創造更大的空間。那個古老中國的很多特性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他們勤勞、忍耐、富有韌性、隨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個時期的氣質也改變了他們，他們渴望各種“新生活”、不害怕流動性，甚至膽大妄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
這次旅行或許浮光掠影，觀察或許不夠深入，我試著打破在我的頭腦中正在形成的某種僵化。生活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里，你很可能被書籍、互聯網、咖啡館里的談話所封閉起來。你以為自己無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只是接受了某種狹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于沒有親身的體驗，你的知識與理解則流于抽象與蒼白；你或許有一個宏觀的框架，卻沒有細節可以補充。雙眼、雙手與雙腳的感受，與電子屏幕很不同。
一個人與一個國家的感情，不是來自于抽象的名詞，而是來自于具體的人、山水、食物的味道和對往事的追憶。在很多時刻，一個人對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是因為他曾愛上那里的一個姑娘，他的年少時光是在那滴水的屋檐下度過的。也因此，每個人對于他的國家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它既具體又復雜，或單純或濃烈，一個國家和她的人民，就像是一棵大樹和她的樹葉，樹葉吸收類似的養料，樹葉的形狀相像，卻永遠不會有相同的兩片葉子。
二
綿陽的北川縣是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記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坐在北川縣的縣志辦公室內，和一位縣志編纂者閑談。那是個氣氛沉悶的辦公室，有著典型的機關氣氛，黃色的寫字臺，綠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著眼鏡的年輕文員正安靜地打著字。那位縣志編纂者—真抱歉，我忘記他的名字了—則和我們談著北川縣的變遷。
他就是那種我在旅行中經常遇到的中年知識分子的模樣，一開始羞澀、謹慎，但當談話展開時，逐漸變得興奮，并對自己的知識充滿驕傲。他說起了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學，如何放棄
在綿陽中學教書的好機會，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剛剛編輯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對他被迫偏安這種小縣城的境遇的某種補償。在談話時，我偶爾向窗外看去，幾個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們的藤椅和她們的年齡一樣老。然后，這位業余卻熱忱的歷史學者，還帶我們到辦公室對面的新政府大樓的廣場前，一座大禹的銅雕像正矗立在那兒。這是座新的縣城，帶有中國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價的簇新，看不到歷史的痕跡。
和途經的很多小縣城一樣，我覺得自己可能永遠不會再來了。但是2008年5月16日的下午，我又來了。
在從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途經安縣時，我們的車被攔下。攔車的是一對中年夫婦，男人穿一件深藍色的外套，小平頭，而女人則身穿碎花紫色底的襯衫，腦后扎著馬尾辮。他們的表情既平靜又焦灼，黑黑的皮膚上皺紋深深。我不能完全聽懂他們的四川話，大意是，他們住在北川縣的一個山里村莊，地震發生后，他們被轉移到綿陽的體育場。但是，他們18歲的女兒正在北川中學讀高二。昨天，他們找遍了綿陽的醫院，不管是生者還是死者的名單中，都沒有他們女兒的名字?，F在，他們想到北川中學的現場，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說到女兒時，中年女人平靜的面孔突然扭曲起來，她開始哭泣。但哭泣的時間持續很短，隨即轉為平靜了。一路上，她的臉上毫無表情，一言不發，眼睛只是盯著遠方，迎面的風吹來時，她的眼睛瞇起來。
通往北川的道路擁擠異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車，徒步向前走。最終，我們抵達北川中學。進入用黃色瓷磚砌成的窄窄校門，我們看到了一片忙碌與混亂，連成一片的藍色帳篷，綠色的軍人、白色的醫護、橙色的消防隊員、深藍色的專業救護隊，還有各種顏色不等的受傷者、志愿者……這里也是北川縣的救災指揮中心。
校園中心是一大片廢墟，4天前，它還是一座六七層高的樓房，一群少年還在它前面的操場上嬉戲。如今，5臺吊車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廢墟的邊緣，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塊上，發現在灰色的硬邦邦的碎片之間，是各式各樣的課本?！秲灮O計》、《思想品德》、《中國歷史填充圖冊》，我不知道如今課本已是這樣的大開本。有兩隊救援者正在忙碌，一個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圍觀者散落在周圍，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在等待廢墟下的親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現。人們都戴著口罩，既是為了過濾掉灰塵，更是為了隔離蔓延在空氣里的尸體的腐臭。
距離地震已超過96個小時，也就是幸存者生還的可能性已迅速減小。救援者的動作緩慢，如果你在現場，就會發現在水泥板中將一個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難，大型機械經常幫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難太緩慢。我的同事在一個廢墟中心處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尸體，柔軟的肉體被包圍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
我又碰到了那對夫婦，他們也走上來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臉茫然。他們那樣無助地看著廢墟，他們該向誰去詢問，我的女兒在哪里？她在廢墟下？還是已被收走？現場混亂，被挖出的尸體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那么多，誰也幫不了他們。
我身旁，一個穿著淺綠色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問我是不是記者，然后開始給我講他的故事。4年前，他畢業于北川中學，現在在綿陽的一所大學里讀書。他的父親被埋在縣城中，生還無望?！氨贝ǖ南乱淮紱]了，”他突然感慨地說，“從幼兒園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辦?！?/P>
從北川中學出來，沿盤山公路而下。從山上滾落的巨大石頭不斷出現在眼前，從它們旁邊繞過時，令人不寒而栗。遠遠的，我開始看到縣城的廢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積木。路上，是形神渙散的災民，他們正趕往北川中學附近，然后等待被運往綿陽。還有一小隊一小隊的軍人，他們年輕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著老人，或抱著走不動路的小孩子。
當我走到縣城時，遠望像是倒塌的積木的房屋，甚至開始變得更不真實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當它真的擺在眼前時，仍有一股超現實的味道。它們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殘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亂地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對完整的樓房則大角度地傾斜著，保持著暫時的平衡，仿佛一陣風吹來，它們就將轟然倒塌。到處都是巨大的黃色山石，在其中的一個下面，我看到了壓成了片狀的汽車，另兩塊巨石之間的微小縫隙里，是一個小孩子的腳，上面是紅色的小鞋子。在縣城中心的北川中學新校區，則完全看不出昔日的痕跡，上面堆了一層又一層的巨石。唯一可見的是仍舊飄揚的國旗、一個歪斜的籃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
我于2007年8月走過的街道早已難辨。最終，我找到了那個下午聊天的辦公室，它已嚴重坍塌。而在它對面的嶄新的縣政府也只剩下廢墟了，廣場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舊昨日的堅毅神情。廣場上礦泉水瓶、廢紙、各式垃圾、還有帶著血色的棉絮—它是用來裹尸體的?！白蛱?，這里排著幾十具尸體?！币粋€攝影記者走到我身邊說。
縣城空空蕩蕩的，散發出一種巨大的悲痛和疲憊過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個方向，偶爾有一具尸體被抬過，一位消毒人員正在上面噴灑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營救，但是一種巨大的無力感在空氣里飄蕩。人們擔心不遠處的堰塞湖可能會崩潰，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那個地方志的作者的蹤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繼任者該怎樣記錄北川縣在2008年5月12日這一天。
三
自從2008年5月12日以來，我的情緒一直在搖擺。一開始，我無意加入那個迅速蔓延的悲痛與同情的潮流，因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達和證明給別人看的。我甚至猶豫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是否應該立刻沖到一線，一方面現場經常讓我感到無力，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自己成為一名職業“經驗收集者”—看，在那個重要歷史時刻，我在現場。我像所有人一樣被電視畫面與互聯網上的照片所觸動，卻不清楚我該怎樣理解這一突然性的事件。
在前往北川時，我已經聽說了很多關于災區的駭人場面。我的年輕同事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尸體。深夜，他們坐在廢墟旁，看著少年們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來，排列在他們身旁，夜晚的空氣里有濃重的腐臭氣息。
我不知道他們內心被怎樣觸動，這場景會對他們未來的人生路產生何種影響，這是他們一直歡樂、平穩的人生中遭遇到的最重大的事件吧。我相信，這感受一定是復雜的，它不會僅僅是悲痛與同情……我記得5月15日都江堰的傍晚，有著災后的寧靜，一個戴著口罩的女人面對一所樓房的瓦礫平淡地對我說，她的妹妹就在下面，已經三天了，而救援隊暫緩了工作，看起來希望不大；而在另一處臨時帳篷旁，一家人興奮地給我們講解他們幸運地離開映秀鎮的過程，外公與外婆卻滯留在那里，但他們說起親人，卻仿佛在說起不相干的人；而隔壁帳篷里正傳出麻將聲……我們對于死亡有一種特殊的態度，甚至是豁達，在很多地區，除去顏色，葬禮和婚宴沒有太多的區分。不是說我們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民族，而是我們有自己的方式，這方式則與漫長的傳統、特殊環境有關。
對我而言，讓我心頭最為酸楚的，不是那廢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兒童的腳，而是那對前往北川中學尋找女兒的中年夫婦。他們的表情在大部分時刻是平靜的，有一種在鄉村可以普遍見到的木然，那樣的表情與艱辛、單調的生活有關。他們的大女兒在上海工作，在北川中學念書的小女兒也在準備考大學。教育是他們改變生活境遇最可依賴的方式。這對夫婦話很少，可能是過去兩天的焦慮已讓他們無話可講，也可能語言從來不是他們的表達方式。當因為封路，我們的車堵在路上時，他們一句抱怨都沒有，只是在那里安靜地等著。而到了現場，他們看起來那么茫然、無力。多少世代以來，中國的普通人不就是以個體的沉默、忍耐來承受社會的變遷與系統的失效的嗎？
當我再度回到北京，通過電視機與網絡來了解災情時，對北川縣城與這對夫婦的生動記憶，開始被各種信息所沖淡與淹沒。在電視與互聯網上，那些畫面依舊：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礫、綠色軍服的士兵、橙紅色制服的救援隊、踴躍的志愿者、擔架上的受傷者、溫家寶總理焦慮的面容和動情的講話，還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場景與故事—一位老師用自己身體壓住四位學生，一位醫生一心在救助傷員卻無力去尋找自己被壓在廢墟中的孩子……“眾志成城”、“萬眾一心”、“心連心”、“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些口號此起彼伏，還有在網絡上流傳的詩篇—如果它也被稱做詩的話—被一遍遍地朗誦。
災難的情緒進入人們的客廳，在餐桌上出現，在公司的格子間里，在出租車上，飄蕩在空氣里，人們的嘆息中蘊涵著某種亢奮……它的高潮一幕在2008年5月19日下午2點28分開始的全國性默哀時出現。
那時，我在北京城東邊的萬達廣場，在林立的高樓中的空地上，來自一家證券公司的員工正整齊地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則散落在周圍。那種我很少聽到的汽笛聲突然響起，所有人都沉默著，除去不遠處一個正在打電話的年輕人，他似乎對突然到來的聲響和人群的沉靜不知所以，尷尬地站在那里，電話還放在耳邊。
三分鐘比我想象得更漫長，而且我感覺得到內心的某根神經被觸動。但坦白而言，它不是來自于對災難現場的記憶，而是來自于現場的儀式感—人們都安靜和猶豫，汽笛聲響又是那么凄厲。我們是個喜好形式感，卻很少有儀式感的社會。形式感要求你和別人一致，你根據別人而調整自己，而儀式感則試圖喚醒個人內心沉睡的一些情緒，你自發調整自己。
在5月19日到21日這三天的全國哀悼日，我心痛、無奈、幾乎有些憤怒地看到，這些人類的悲劇以及很多人在面對悲劇時被喚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開始被濫用與利用。
如果你打開電視機，會發現幾乎所有電視臺—不管是中央臺還是地方臺—都在播放同樣的地震新聞節目，所有的報紙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國殤”、“天堂”這樣的詞語。而在人們的談話里，“高尚情感”中開始不斷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 000萬美元，美國的50萬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國公司的“鐵公雞排行榜”，馮鞏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個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夠被悲劇蕩滌掉的無比簡單、功利與庸俗的價值觀，頑強地再次出現了。
與此同時，另一些亟待展開的事情卻遲緩未動。距離災難發生已經10天了，但政府與公眾的情感與理智似乎停留在災難的最初階段，甚至有一種更為集中和一致的趨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這種情緒。一場重大災難，就像一場戰爭一樣，能有力地將人們團結在一起。突然之間，所有的階級、財富、性別、職業、智力、性格的差異都暫時消失了，人們感覺到空前的平等，也覺得自己是更大群體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找到了明確的歸屬感。人們拋棄掉日常的庸俗、斤斤計較，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獲得了更大的意義。就像一位年輕記者在綿陽欣喜地發現了“災時的共產主義”。這種熱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難以長久，這并非令人嘆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類特性。
而真正讓我憂慮的是，事情已持續至今，但所有的媒體卻開始用同一個口徑說話，而且所有的私人記憶都變得一樣，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國家真偉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動都可能變成了被形式化的集體行為，所有對災難更寬廣和更深入的探討都缺席、只有一種單一的悲痛，這樣復雜的人群、復雜的社會面對這樣一種復雜的情況時，所有人卻是“萬眾一心”……
這些傾向蘊涵著我們時代另一場嚴重的危機—我們情感與理智的雙重匱乏。
我們都記得王小波關于芭蕾舞《天鵝湖》的例證，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復讓你觀看200遍，最初的美感會迅速淡化。同樣的，那些悲痛的災難畫面、感人故事，經過60個電視臺不間斷、不斷重復地播放，它也會讓人產生異樣的感覺。更何況，那些故事與情感的維度又是那樣的單一—總是悲痛、感激與高尚，仿佛一個個豐富的個體，都被抽象成某種精神。
這種個人故事與記憶的被抽象有著顯而易見的后果—每個人、每種感情都是可以被輕易替換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種“勇敢”，那么你可以尋找這個例證；那一刻需要的是“慘烈”，你可以尋找到那一幅畫面……至于，這些具體的人是誰，意味著什么，則反而可能被忘記。
這種抽象與被替換感，在普遍的公眾情緒中也是如此強烈。對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換成愛國主義；對于西方的蔑視，可以立刻變成“為祖國的崛起而讀書”；對于災難的悲傷，也同樣如此。在2008年5月19日的默哀中，超過一萬名群眾在天安門廣場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國！”不是說，為我們的地區與國家打氣不對，而是對于死者的悼念與對國家的擁護不應該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對生命本身的敬意，它與其他因素無關。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既沒有尊重遇難者，也沒有尊重我們自己的內心。
如果這種替換一直持續下去，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難以相信任何東西。造成這種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難以誠實地面對自身是最初的原因。
我們每個人或許都是一棵大樹上的樹葉，我們具有相似性，卻永遠不會出現兩片相同的葉子。這也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方式來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對于某一個媽媽來說，繁華的王府井是商業中心，而對于她的3歲小女兒來說，那里則是一個到處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見好多大人的腿。
同樣，對于一個人的祖國，每個人感受也不同，表達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鴻銘通過褒揚孔子哲學、女人小腳和嘲笑歐洲人來證明中國的優越性，表達自己對中國的情感；而魯迅則是通過不間斷的批評，你能說前者比后者更愛國、情感更深沉嗎？當中日戰爭陷入膠著時，你不能要求沈從文、林語堂，或是西南聯大校園里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都到前線去；而今天風靡一時的作品《未央歌》，誰也想不到那是烽火歲月的記錄，對于鹿橋來說，年輕人的友誼、愛情和幻想更重要……
這些感受與思想的不同，使我們的國家保持了豐富性，它既為現實生活提供了多種可能，也為未來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參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10年后（或許只要1年后），人們想要更多地了解2008年5月12日這場地震，他們能找到什么資料—那浩如煙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淺層反映，普遍缺乏個體的獨特性與生動性……因為，人們不敢、或經常忘記了誠實地說出自己的真實感受。一個人對于別人的悲痛無動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恥，因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個人假裝別人的悲劇就是自己的悲劇，用和別人一樣的話來表達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樣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虛偽又內心蒼白……
四
我不知道這些質疑是否不合時宜，但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與感受。阿爾伯特·加繆在1958年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寫道：“如果一個人寫作只是為了證明一切都搞砸了，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蔽依斫馑母惺?，寫作，就像其他藝術與思想活動一樣，應該給予人們希望。但是，同樣需要警惕的是，我們該給予希望，而不是幻想，前者激勵人們，后者麻痹人們。
這場地震既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但它同樣給予我們一次重新審視自身、社會與國家的機會。人們對這場災難的反應，像是這個國家巨大的橫切面，從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們面臨的巨大問題，這些問題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
這場悲劇也賦予了我們的國家、每個人以某種新的情感資源，借助這種資源，我們可能打破昔日頭腦的禁錮，或是進行某種新的探索。
一個國家的勇氣不是表現在當他跌倒時，立刻爬起來拍著胸口說—我沒事，我很堅強。而是他會思考，為何我會摔倒，如何能夠避免下一次，不因為同樣的問題再摔倒。這種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為正視自己的弱點總是讓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
自序
向南方
向南方——一次穿越中國的旅行
一個國家的悲傷與勇氣
三峽行記
雪災
宜昌的春節
奇觀
巴東縣城
賣氣球的小余
有彩虹橋的巫山
不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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