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軍。本書作者作為一名知名的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學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態和旁觀者的清醒視角，回顧了30年來中國改革過程中的眾多影響深遠的事件和人物。作者選取了改革進程中的幾個時間點，將視線投向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改革中最為重要的幾個方面，以回顧和研究的方式，向讀者展現了未曾被清晰揭示過的改革內幕。而這其中最為隱秘的，莫過于眾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成長和沉浮，他們又是和那最耀眼的事件渾然一體的。本書將揭開這些不被大眾所知的事件背后的力量。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定價：39.00元
類型：經濟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第六章
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我還記得日本著名經濟史學家、中國經濟學家朱紹文先生昔日就讀于東京大學時的同窗小宮隆太郎先生曾經在1985年說：“在中國不存在企業，幾乎完全不存在?！毙m隆太郎的這句話出自他提交于1985年在日本沖繩舉行的“日中經濟學術討論會”第二次會議上的一篇論文中。該論文后來收錄在他的著作《現代中國經濟：日中的比較分析》一書中。他在該書的前言中還提到他的這個說法當時在中國引起的震動。他說，曾經有一次在中國他被要求在企業領導人會議上作一次講演，主持人在介紹他時說：“這位就是認為‘在中國不存在企業的東京大學的小宮先生’?！倍嗄昵?，這句話讓小宮的名字響徹中國大地。
而在今天，除了150多家所謂“中央企業”那顯赫的規模、地位和在國際上備受關注的投資行為之外，上百萬家的地方國有企業早已在國企改革——那場我曾經稱之為“光榮革命”的過程中退出了歷史舞臺。在這里，我將記述改革或改造國有企業那段曲折而精彩的歷程。請注意，1992年10月12日，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將全民所有制企業由過去的“國營企業”改稱為“國有企業”。1993年3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正式將“國有企業”的稱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無論如何，曾經作為中國經濟改革重中之重的國企改革，三十多年來基本走完了復雜而又耗時的脫胎換骨之路。
今天，我不知道該怎么去定義這場改革，也難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去評價它。什么是它取得成功或者遭遇失敗的標準？這些問題到了今天我仍然難以回答。但有一點也許是肯定的，三十年之后，這場企業改革終于卸下了壓在政府肩膀上的沉重負擔，而肩負起它們的是整個社會的寬容和創業家的力量。
回眸三十年來的歷程，國有企業的改造可謂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而最令我感興趣的是這個龐大的工程是如何開始、如何實施以及如何完成的。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中，國有企業的改革可謂集中了比任何其他改革都多得多的經濟學家的智慧，但它無疑也比其他改革更消耗精力、更具爭議性，甚至更危險。尤其是，這場改革是從一個錯的起點上開始的，并被接連不斷的試驗所延續。無疑，這就是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讓我們一起尋找這場錯了再試的改革被喚起的線索吧。
“試錯”的開始
其實，從改革的政策和決策來說，國有企業才是第一個改革的目標領域。在有關農村經濟的文件中，并沒有真正出現過“改革”的字樣，其內容也基本屬于政策調整的范圍。而且農村耕作體制的變革本來就是農戶的一種“自發秩序”，帶有自下而上演進的性質，還算不上“改革”。從很多已披露的文獻判斷，中央政府的決策層在醞釀和試行改革時，選擇的突破口恰恰是工業企業的管理，辦法是擴大企業自主權?？梢哉f1978～1980年，改革的焦點一直放在擴大企業自主權上。只是這個突破口的選擇并不是很成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歷史學學者蕭冬連教授在其文《國有企業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提到了這個看法。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之后，中國的國有企業部門實際上正處于人心渙散和管理混亂的局面，這一點從著有《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編年史：1978-2005》的章迪誠先生提供的數據中可略見一斑。盡管1978年國家的基本建設有雄心勃勃的計劃安排并且撥款較上年增加了40%，但全國1/3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秩序卻依舊不正常。其中，全國重點企業主要工業產品中的30項主要質量指標中有13項低于歷史最好水平，38項主要消耗指標中的21項沒有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國有工業企業每百元工業產值提供的利潤比歷史最好水平低1/3；獨立核算的國有工業企業虧損面達到24.3%，虧損額達37.5億元。
在計劃經濟時期，改善企業的生產和管理一直是令計劃者頭痛的問題。有資料顯示，1977年11月，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關于經濟計劃的匯報要點》和《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三十條”）兩份文件，就主要涉及到了工業企業的生產和管理體制問題。當時頻繁派出政府代表團出國考察，了解和介紹國外工業企業管理的經驗也成為代表團的一個重要的使命。據經濟學家房維中先生回憶，1978年6月30日，華國鋒同志在聽取谷牧訪問歐洲五國匯報后說：“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些好經驗值得借鑒?！?/P>
1978年7～9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提出實現專業化、發展合同制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原則；賦予企業必要的獨立地位，讓企業根據所需，主動地履行經濟核算，增收減支。此次講話代表的顯然是一個壓抑了許久的思想。它發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先聲，使得“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歷史起點。
1978年10月底，國家經委又組團訪問了日本，回國后考察團的主要成員袁寶華、鄧力群、馬洪、孫尚清等再向李先念同志匯報。李先念非常認同搞好搞活企業的重要性。而要把企業搞好，當時的看法就是要擴大企業自主權。經委組織赴日考察團向國務院提交了《日本工業企業管理考察報告》。據說，這份報告經余秋里和康世恩的批示印發下去，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選擇六家地方性國有工業企業下放實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權利。這六家試點企業分別是：寧江機床廠、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氮肥廠和南充絲綢廠。試點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在年終完成計劃指標之外，一是允許企業提留少量利潤，二是給職工發放少量獎金。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一改革的分量實在微不足道，但在當時無疑是一次“破冰之旅”。
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綜合規劃局局長、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究辦公室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教授在2004年9月20日出席新浪財經舉辦的“國企產權改革與社會公正”沙龍時曾回憶了早期的這段經歷。他說：“1979年，中央專門組織100多人的一個調查小組，總結過去改革的經驗，當時計委、經委必須都是老一點的同志參加。從調查的結果得出一個結論，現在看是一個很大的進展：國有企業的問題看來不在原來說的中央管得過多，還是地方管得過多；中央管或地方管都只是一種行政管理，如果要解決企業的問題，搞活企業，必須適當地建立企業自主權。從這時開始提到自主權了。究竟怎么拿到自主權呢？當時開了很多的座談會，和企業商量。企業就說我要自主權，但我現在最缺自主錢，希望你們給我錢。大家既想搞活企業，又想讓企業擁有自主權，但是給自主錢國家財政不答應。后來商量能不能實行利潤分成制，預算的錢不能給，只能分一定的計劃外的利潤給企業。但是，由于財政的任務很重，需要100%交給國家，分多了不行，所以分了1%～3%，能達到10%的很少?！?/P>
楊啟先教授所說的這個結論實際上早在1961年就被經濟學家孫冶方提出來了。孫冶方在1961年后多次提出，經濟管理體制的中心問題，不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而是“作為獨立核算單位的企業的權力、責任和它們同國家的關系問題，也即是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問題”。
當然，他的這些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不可能得到政府的重視。1978年夏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研究所在薛暮橋的帶領下曾到江蘇進行計劃管理體制調查，同年的7月24日，寫出了《關于計劃管理體制的一些意見》，指出現行計劃體制的根本缺點有兩個：一個是條條與塊塊的相互分割，另一個是國有企業沒有機動的權力。這樣的體制割斷了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用報告的話說：“企業與企業不能自由結合，兩個企業能夠商量解決的事情，必須分別層層上報，請兩個領導機關協商批準，許多一天半天能夠解決的問題，往往要拖延幾個月?！?nbsp;《意見》提出，改革計劃管理體制，不僅要解決條條與塊塊之間的矛盾，還要解決行政管理與經濟發展客觀規律之間的矛盾；不僅要擴大地方的權力，更重要的是擴大企業的權力，發揮企業的積極性。
1979年年初，四川省委批轉了省經委黨組《關于擴大企業權力，加快生產建設步伐的試點意見》，批準對四川化工廠等一百家企業進行更大范圍的擴大自主權試點。四川大型國有企業改革試點的成功為中央政府開啟國有企業改革的決策全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79年5月25日，國家經委、財政部、對外貿易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物資總局、國家勞動總局六個部門聯合發出通知，確定在首都鋼鐵公司、北京內燃機總廠、北京清河毛紡廠、天津自行車廠、天津動力機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柴油機廠、上海彭浦機器廠等八家企業進行企業擴權的試點。
為什么四川省率先進行了國有企業擴權的試點呢？簡單說來，似乎應歸功于當時四川省領導班子的務實作風。出于戰略的考慮，四川作為具有防御戰略地位的西南大省，政府在四川建立了數量非常多的國有企業。在我的書房里，有一本十多年前出版的書，叫《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在這本書里，我們可以發現，四川實際上是1964年毛澤東提出要進行一、二、三線戰略重新布局和抓緊西南“三線”建設工程的重點地區。根據馬泉山在《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中提供的資料，“三線”建設的最初想法來自毛澤東。毛澤東在1964年前后集中地講了他的備戰思想和中國工業的再布局戰略。他特別強調，當時的工業都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不利于備戰。他說，工廠可以一分為二，要搶時間遷到內地去，各省都要搬家，要建立起自己的后方基地。他還說，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里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西南“三線”建設的重點項目集中在鐵路（川黔、成昆、貴昆、襄渝、湘黔等）、鋼鐵（攀枝花、酒泉、武鋼、包鋼、太鋼等）、煤炭（六枝、水城、盤縣等）、電力（映秀灣、龔嘴、劉家峽、夾江等）以及石油、化學和機械（以四川和貴州為重點）等。在那里，建設起來了許許多多的大型企業。
其實，四川省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很多的改革試驗是在四川進行的。四川社會科學院的經濟學者們甚至說四川一直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弄潮兒。在2008年12月3日的《四川日報》上有一篇對四川社會科學院的林凌教授的采訪文章。而林凌和他的同事們撰寫了一本回顧四川經濟改革的著作：《改革三十年親歷》。1982～1983年間，我當時還是大二的時候，在復旦大學結識了一位來自英國的留學生Chris Bramall?；貞浧饋?，除了當時我的英文老師是美國人之外，他是我結識的第一位外國留學生。他告訴我他留學的動機是因為對四川的好奇。我記得他說過，研究四川省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四川在改變農業和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方面比其他地方做的更早。十年之后，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書店看到了他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評價毛的經濟計劃：四川1931年以來的生活水準與經濟發展》
1979年7月9～13日，在四川成都召開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康世恩主持會議，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吳波專程到會聽取意見。成都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被認為是最后認同了五個重要的文件，內容包括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征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當然，這五個文件已經在當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原則通過，后又在6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征求過意見。國務院最后于7月13日發布了《關于擴大國營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文件。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是，要根據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具體情況，實行不同的利潤留成比例。企業用利潤留成建立生產發展基金、集體福利基金和職工獎勵基金。
我看到的資料顯示，在成都的工業交通工作會議上，產生過激烈的爭論。爭論是在財政部與希望進行擴權試點的地方政府之間發生的。當然，最后還是那些認為擴權不損壞財政收入的試點經驗占了上風，這使得國務院的那五份擴權文件真正得到了認同。于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要媒體開始對四川、云南等地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的成效進行集中報道和宣傳，讓試點得以推廣。1979年年底，試點企業終于擴大到了4 200家。當然，在那個時期，經濟學家中也有支持這項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導者可能就是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蔣一葦教授了，他提出的著名的“企業本位論”在客觀上支持了企業擴權。蔣一葦教授的論文《企業本位論》曾獲得1984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1980年1月22日，國務院批轉了國家經委、財政部《關于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的試行辦法》。根據試點企業中反映的問題，該辦法規定，從1980年起，企業利潤留成辦法由原來的全額利潤留成改為基數利潤留成和增長利潤留成；企業增長利潤留成的比例，按照不同行業分別制定；企業必須完成產量、質量、利潤和供貨合同四項計劃指標才能提取全部留成資金，每少完成一項，扣減其應提留資金的10%；企業從基數利潤中提取的留成資金，用于發展生產的不少于60%，用于福利和獎金的不超過40%。
1980年9月2日，國務院批轉了國家經委《關于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情況和今后意見的報告》，要求從1981年起，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工作要在國有工業企業中全面推廣。讓國有企業普遍實行利潤包干，調動企業的生產積極性。1981年12月26日，財政部、國家經委發布了《關于國營工交企業實行利潤留成和盈虧包干辦法的若干規定》，提出了利潤留成和包干的主要形式。1979年，作家蔣子龍根據當時國有企業的改革素材創作并發表了小說《喬廠長上任記》， 講述了一家企業擴大自主權的典型故事。
以最初確定的改革目標來評價，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試驗無疑是成功的。它使國有企業獲得了獨立的利益，企業管理者和職工的積極性得到了很大的調動，贏利狀況也有了顯著改善。但是，改革者很快就發現，這樣的改革導致了一個事先沒有充分想清楚的問題，那就是國有企業變得越來越追求投資的擴張。我清楚地記得，對這個問題的經典描述和分析很快在幾年以后被介紹到中國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中找到。根據科爾內的分析，國有企業出現投資擴張的沖動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它們面臨的財務約束依舊是“軟的”。
實際上，在研究文獻的過程中我發現，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試驗中，改變國有企業財務約束的想法很早就被提了出來并納入了改革的議程之中。不少經濟學家都寫文章分析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資金全部由國家撥付，企業不可能在意使用資金的成本，這是企業投資沖動不受約束的根本。這與科爾內在《短缺經濟學》中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
于是，1979年8月28日，國務院批轉了《關于基本建設試行貸款辦法報告》及《基本建設貸款試行條例》，試行將基建撥款改為銀行貸款，貸款業務由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辦理。這一嘗試拉開了國有企業融資體制改革的序幕，也成為后來著名的“撥改貸”改革的最初試驗。不過，由于種種原因，局部試驗經過了六年之后，一個被稱為“撥改貸”的改革方案才終于推出。根據“撥改貸”改革方案，自1985年2月1日起，包括國有企業的新增流動資金、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在內的所有國有單位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全部改為了銀行貸款。這個決定在后來的很長時期里未必真正改變了國有企業面臨的預算約束的性質，但卻從此把國有銀行與企業捆綁在了一起，演化成幾乎二十年后才終于厘清和削弱的“銀企關系”以及中國企業居高不下的負債率。
在當時，也許我們的經濟學家并沒有在理論上想明白，為什么 “撥改貸”之后，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還“硬”不起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最終是由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流行的“產權經濟學”的觀點給出的。我在1991年出版了國內第一部關于產權經濟學的著作：《現代產權經濟學》。
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和融資制度的改革很快就顯現出來的另一個問題是企業與政府之間在收入分配上的利益沖突。盡管試點擴大到了更多的企業和部門，但是向企業擴權給國家財政收入上帶來的壓力還是很快暴露出來了。例如，《中國統計年鑒》（1993年版）的數據顯示，國有企業提供的財政收入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973.65億元，下降到1979年的923.62億元，到1980年則下降為889.58億元。1978～1985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和居民儲蓄之間的分配格局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家控制的財政收入相對于民間儲蓄也在不斷下降中。1978年的時候，居民儲蓄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8%，而到了1985年，這個占比已經上升到了86%。
在這里我特別要指出的一個與國民收入分配相關聯的問題是，國有企業利用信息上的優勢不斷擴大了自己的收入份額，并把大量的贏利轉化成了工資獎金的分配。中國的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叫做“工資侵蝕利潤”。這一時期，不僅國家的財政開始出現了赤字，而且工資收入的增長很快推動了社會零售物價的上漲，使經濟在改革開放后首次面臨了顯性的通貨膨脹的威脅，由于國有企業工資收入超常增長引發通貨膨脹的現象在1993年之前一直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進程，它儼然成了一個不得不與向地方政府的分權以及國有企業的微觀行為不得不聯系起來的特定的宏觀現象。在本書的“巴山輪會議”一章中專門介紹了經濟學家對這個時期的宏觀經濟形勢和通貨膨脹的形成機理所做的不同的研究。
其實，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的試驗和推廣很快就暴露出新的問題。除了以上我們提及的問題之外，地區間的相互封鎖也開始形成并蔓延。地區封鎖的最典型表現是地方政府阻止當地的資源流出。這些做法在媒體報道中被形象地描述成“煙葉大戰”、“羊毛大戰”和“蠶繭大戰”等。對于出現的這些地區封鎖問題，國務院于1980年7月1日和10月17日先后發布了《關于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和《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兩個文件，希望能通過企業之間的橫向經濟聯合來鼓勵企業的專業化和分工趨勢。這樣的想法在今天看來顯得十分幼稚，但作為一項政策卻一直執行到20世紀80年代末。特別是，1986年3月國務院還繼續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推動橫向經濟聯合若干問題的規定》，足見中國企業之間的所謂橫向經濟聯合受到政府重視的程度。
也就是在1986年6月，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聯合上海市政府協作辦公室、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以及上海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溝通組織了一次為期一個月的關于上海工業企業橫向經濟聯合的大規模調查。調查發放了3 342份企業問卷、走訪了220家企業，涉及5大行業。調查的成果最后匯編成書，以《企業改革與發展新路：上海工業企業橫向聯合調查報告集》為名由復旦大學出版社于1988年1月出版。我記得很多年之后，日本東京都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村上直樹博士來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拜訪，提到他們發表在《比較經濟學》雜志上的文章曾引用該調查報告時，在座的報告負責人和參與者方深知該報告的學術價值。
總之，1980年前后，以“放權讓利”為特點的改革的確引發了不少經濟問題。當時國務院認為：我們是在總的體制沒有變動的情況下，自下而上改革的，各方面矛盾很多，牽扯很大，如果不解決新矛盾，就前進不了，甚至已經改了的也鞏固不住。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在國有企業的體制沒有變化的前提下，這個自下分權的改革必然造成國家與企業之間的“激勵不兼容”，這樣的放權讓利到最后可能葬送改革。類似的風險在前蘇聯和東歐的局部改革時期（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過。西方的經濟學家后來把這種單純地向地方政府和企業實行分權的改革做法叫做“改革陷阱”。后來，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反思這一過程時也說過：“把傳統體制的弊病歸結為權力過分集中，是一種膚淺的論斷；權力高度集中乃是用行政計劃配置資源的必然要求。企圖以‘放權讓利’來實現經濟運行狀況的根本改變，是決不會收到效果的?！?/P>
即使當時面臨向企業和地方政府分權所產生的風險，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還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80年4月9～19日，國家經委在南京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并決定繼續搞好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會議決定把地方企業擴權試點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自治區，特別要求選擇少數礦山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根據蕭冬連教授提到的數據，到1980年6月，試點發展到6 600個，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占60%左右，利潤占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試點企業利潤已達到80%以上，北京已達到94%。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頭去評價這些單純面向地方和企業的擴權改革，不難發現其內含著的深刻矛盾。這個矛盾就是分權和擴權試驗與計劃體制之間的矛盾。在整個經濟計劃體制完整保存不變的前提下，微觀的改革試驗和激勵改善只會導致經濟的其他方面更大的扭曲，并在宏觀總量層面上持續產生嚴重的不平衡，特別是頻繁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據發表在《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1年第182期上的研究文章透露，微觀與宏觀的嚴重脫節現象也被1980年第一次來中國訪問的聯邦德國經濟學家古托夫斯基覺察到了。他認為，中國在擴大企業自主權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自由市場發展很好，改善了居民的供應。但他憂慮，中國在微觀經濟方面進行的試驗太多，如上繳利潤、利潤留成方面；企業各自為政，存在著無政府主義狀態；在宏觀經濟上看不到完整的規劃，尤其是看不到在微觀經濟方面的局部試驗和宏觀經濟之間有什么聯系。1981年9月14～15日，古托夫斯基應薛暮橋先生之邀第二次訪華時，就中國經濟改革和財政金融問題提出了咨詢意見?！督洕芯繀⒖假Y料》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很受經濟研究人員歡迎的學術刊物，但它并不是公開出版物。在我的印象中，它發表的文章多以調查、資料和背景報告為主?，F在很多大學的圖書館里已經不容易找到過去的這些非公開出版物了。
再試再錯的改革：承包國有企業
20世紀80年代初期，人們在放權讓利為思路的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中很快就發現，擴大企業自主權非常容易造成企業的過度擴張，導致國民收入的超分配，頻繁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如何約束國有企業多吃多占的行為一直困擾著中央政府。據章迪誠先生的資料，1979～1980年，國家財政出現了建國后前所未有的近300億元的財政赤字，社會零售物價指數在1979年上升了1.9%，1980年上升了6%，使中國經濟首次面臨通貨膨脹的威脅。
受承包經營責任制在農村獲得成功的啟發，有經濟學家提出“包”字進城，在國有企業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按照當時的理解，所謂責任制，是指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以提高社會經濟效益為目的，以經濟責任、經濟權利和經濟利益緊密結合為基本特點的生產經營管理制度。于是，1981年年初，作為試點，山東省率先對所屬國有工業企業實行了利潤（虧損）包干的經濟責任制。1981年4月，國務院在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上公布了《關于抓緊今年工交生產，努力增產增收，保證完成國家計劃的通知》，同年10月和11月先后發布了《關于實行工業生產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意見》和《關于實行工業生產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這些文件肯定了之前擴權實踐中形成的各種利潤留成和盈虧包干辦法，以及處理國家與企業之間利益的分配政策，并明確了經濟責任制的內容以及必須遵循的原則和要求。
1981年10月29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國務院體改辦《關于實行工業生產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國家對企業實行經濟責任制，在分配方面可以采取利潤留成、盈虧包干和以稅代利、自負盈虧三種經濟責任制形式。198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二汽等八家大中型國有企業成為采取承包經營責任制的試點，同時進一步對36 000多家國有工業企業實行“定額上繳、超收歸己”的改革，這大概可以視為國有企業的第一輪“承包”高潮。
不過，由于很快出現了經濟秩序混亂和物價快速上漲等宏觀不穩定的現象，特別是由于國家的財政收入出現了惡化的趨勢，中央還是決定停止全面推行利稅承包制度，并且從1983年起轉入了企業的“利改稅”改革。1983年2月28日，國務院批轉了財政部《關于國營企業“利改稅”試行辦法（草案）的報告》，決定國有企業保留原來的工商稅，把相當于基數利潤的部分改為所得稅；凡有贏利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按55%的稅率計征所得稅，所得稅后的利潤，一部分以遞增包干上繳、固定比例上繳、定額包干上繳或繳納調節稅等辦法上繳國家，一定三年不變，剩余部分按照國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給企業。而對于小型國有企業，則根據實現利潤按八級超額累進稅率繳納所得稅，稅后由企業自負盈虧。企業的稅后留利實行“五馬分肥”，即建立新產品試制基金、生產發展基金、后備基金、職工福利基金、職工獎勵基金，并規定前三項基金不得低于留利總額的60%，后兩項基金不得高于40%。
“利改稅”基本上達到了穩定和增加財政收入的目標，但由于按照基數法確定企業所得額，所得稅后的利潤又采取遞增包干上繳等方式上繳國家，造成了企業創造利潤越多，上繳國家的部分就越多的“鞭打快?！钡默F象，企業抱怨不斷。于是，1984年9月18日，國務院又批轉了財政部《關于在國營企業推行“利改稅”第二步改革的報告》，主張完全以稅代利，將企業上繳利潤全部改為上繳稅收；將工商稅按繳納對象劃分為產品稅、增值稅、鹽稅和營業稅；對國有企業的利潤征收所得稅，并對部分國有企業所得稅稅后利潤開征調節稅（一戶一率），調節稅后的剩余利潤為企業留利；允許企業在征收所得稅前從利潤中歸還技措貸款；增加資源稅、城建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稅。
不幸的是，“利改稅”政策的出臺恰逢國民經濟出現過熱后的宏觀經濟整頓和緊縮，此時的國有企業已經出現了連續22個月的利潤滑坡，因此，“利改稅”的改革方案也就難以真正進一步推進并最終被終止了。這迫使中央決策層去尋找其他的改革方案，而這個方案就鎖定在“承包經營責任制”上了。
什么是承包？在建筑業，承包工程或者項目的含義不難理解，是項目的發包和承包兩方簽訂的一個租約或者準租約。在這個租賃合約上，發包方與承包方在一些指標上達成一致意見。類似地，承包制就是企業的管理者（廠長）與政府簽訂一個租約，廠長“租賃”一家企業，承諾完成政府的考核指標以換取政府對企業管理者的承諾。當然，如有必要，這個承包關系可以在企業內部層層復制到生產車間或者班組。
1987年3月，國務院在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改革的重點要放在完善企業經營機制上，根據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認真實行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月23～27日，國家經委受國務院委托召開全國承包經營責任制座談會，在總結吉林、廣東等省和首鋼、二汽等企業堅持承包經營責任制經驗的基礎上，決定從1987年6月起，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8月31日，國家經委和國家體改委發布的《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完善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意見》重申了實施承包經營責任制“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補”的原則，以及兼顧國家、企業、職工三者利益的要求。1988年2月27日，國務院又發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暫行條例》，對企業實施承包經營責任制作了進一步規范。于是，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進。據政府公開的數據表明，到1987年年底，全國實行各種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已達到82%，國有大中型商業企業達到60%以上。據章迪誠提供的數據，1987年7月，全國工業企業利潤扭轉連續22個月下滑的局面，僅當年就增加財政收入60多億元。1988年年底，即全面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后20個月，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創利稅達369億元，相當于1981～1986年六年間企業所創利稅的總和。
圖2簡化了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基本實施過程?？吹贸?，這是一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談判過程。正因為這樣的性質，承包經營責任制肯定埋下了經濟過熱的火種。其實，就在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初期，就有不少經濟學家提出，承包經營責任制僅僅向國有企業提供了一個正面的激勵，但并沒有配以相應的約束制度。也就是說，企業的承包人實際上負盈不負虧。全面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后，這一問題得到證實并變得十分突出。為了回應這一問題，1987年8月25～29日，國家經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工作會議，要求全國所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在1987年內普遍實行廠長負責制，所有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要在1988年年底之前全面實行廠長負責制。
當然，這樣的做法并不能改變問題的性質。在為期三年的首輪承包經營責任制推行期間，即1987～1990年間，中國經濟再次在宏觀上經歷了劇烈的波動，1988～1989年的經濟過熱暴露出了承包經營責任制固有的弊端。對于這個弊端，經濟學家的解釋是，政府和企業之間確立的承包經營責任制不可能是一個完全可執行的契約。從理論上說，由于政府與企業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在簽訂承包合同、確定承包基數時，企業就有了因操縱信息而獲得額外利益的討價還價能力，企業可以利用信息優勢來謀求最大的分配利潤。1988～1989年發生的宏觀經濟過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承包經營責任制在20世紀90年代初進一步推行的政府意愿。
作為在校的研究生，我自己正是在這段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推行后的時期（1989～1990年）有幸在上海參加了一些關于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調研活動。其中一個調研活動是作為上海哲學社會科學“七五”重點研究規劃項目的一部分，是在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和上海經濟學會的組織下展開的，于1989年初夏開始，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這期間我參與了對上海的數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如上海牙膏廠、上海刀片廠、上海電鐘廠等）的調查。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年底出版的研究成果《發展與改革：若干重大經濟問題研究》記錄了當時基于這個調查的主報告和分報告。另外，我還參加了對上海國有企業（當時稱為國營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專項調查活動。這個調研活動最后以《上海企業承包制研究》為名結集出版，成為今天我們回顧與評價二十年前的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經驗教訓的重要資料。
以我今天的眼光來看，國有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實施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企業改革的歷史上是最典型的中國式改革方式。它從局部經驗（試點）中形成方案，然后自上而下推廣和逐步完善。上海自然也不例外，它的大多數國有企業都在這個時期實行了承包經營責任制，因而為我更詳細地了解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微觀和宏觀效果提供了經驗素材。
根據《上海企業承包制研究》中提供的資料，在1979年，全國有八家企業開始成為實行國有企業利潤留成的試點。上海有三家企業被選擇為試點單位。這三家企業就是赫赫有名的上海氣輪機廠、上海柴油機廠和上海彭浦機器廠。后來這個試點推廣到了103家基層工廠，實行“基數留成加增長分成”的利潤分配辦法。這個試點導致了利潤的增長，于是上海工業系統請求國家經貿委和財政部批準，在冶金和紡織兩局分別實行“基數包干、增利分成”和“利潤全額分成”的承包試驗。在紡織局系統的這個方案里，實現利潤的9.5% 留給企業；而在冶金局系統，利潤的基數全部上繳國家，增加利潤的40%留給企業。而且這兩個局的試點時間都規定在1983年。
隨著1983年和1984年國家實行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稅”，上海的調節稅率定得全國最高，1985年平均為27.91%，在這種情況下，上海政府決定在工業系統內推行以企業工資總額包干并與效益指標掛鉤為主的所謂“四配套”改革。所謂“四配套”是指工資總額包干，上下浮動；改進獎金分配辦法，實行上不封頂，下不保底；實行廠長負責制；全面貫徹國務院的“擴權十條”。這樣的政策當然對提高企業職工的工作積極性有相當正面的激勵。特別是，企業職工的工資、獎金分配和調資升級等都由企業自己決定，在外部條件不發生變化的短期情況下，這樣的激勵可以顯著提高企業投入的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增加產出。
但是，在第二次“利改稅”之后，“四配套”改革的效應受到了影響，而且總是解決不好企業的技術改造所需資金來源的問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是一項重要的考核指標。而在“利改稅”之后，企業上繳了各種稅費和攤派之后資金已經所剩無幾。1987年，國家經委向全國的工業企業推行了更加綜合的承包經營責任制。而上海的465家國有企業（其中411家為大中型企業）也是在這一年實行了包上繳利潤、包技術進步、包固定資產增值和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也就是所謂的“三包一掛”的綜合承包經營責任制的試點。
1988年，中央政府為了支持上海的發展，決定同意上海實行財政包干的方案并支持上海企業的發展。在這種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對原來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做了一些改進和調整。特別是大幅度提高了企業的留利，承包期限大多數調整為五年。換句話說，全國的大多數企業的承包合約在1990年到期，而上海的承包合約大都在1992年到期。同時針對不同類型的行業企業采取不同的承包方法。1988年5月底，上海經委系統下的1 623家企業中的98.2%與主管部門或財政局簽訂了不同形式的承包合同。
在1989～1992年間的整個承包期內，市場條件開始出現惡化，能源、資金和原材料供給均出現短缺和緊張的局面，價格和成本上升，企業的利潤大幅度下降，導致無法完成承包基數的企業數開始持續增加。根據1990年對上海十個工業局的123家企業所作的調查，完成承包基數的企業只有28%，而且還首次出現了全行業的虧損。
上海的承包企業面臨的問題當然也是全國承包企業共同的問題。全國企業的承包期大多數是到1990年結束。而在1989年，對承包經營責任制方案進行修正的呼聲越來越強烈。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強調“利稅分流”的方案。該方案認為，當時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在承包的基數上沒有區分利潤和稅收，而應該把利和稅各自歸位。由于這個方案曾經在個別地區和企業試點過，所以很快被政府接受了。1989年，財政部、國家體改委聯合下發了《關于國營企業實行利稅分流的試點方案》，提出了將企業的利潤分別以所得稅和利潤的形式分開上交，稅后還貸，上交的利潤采取多種形式承包的辦法。比全國的時間表稍晚了一些，上海的承包企業大約在1992年第一輪承包期結束后開始實施了“利稅分流”的承包方案。
承包經營責任制作為在1987～1992年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政策中的重要內容，在今天評價它的歷史功過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了，但是它為什么會成為當時的主流方案，卻又是很有意思的問題。通過很多經濟學家的言論，似乎多少能看出一些當時最能打動改革者的論點，那就是，承包經營責任制最大的優點是它的簡單性和可操作性，它是社會成本最小的改革，而且它顯然具有固定租約一般的激勵增進的直接效應。但如今我們都知道，租賃和承包合約其實僅僅適用于特定的行業企業，它的成功需要非常嚴格的條件，而承包經營責任制顯然把這些條件都給一般化了。
回想起來，1978年之后，承包經營責任制在農業生產上相對來說取得了成功，但1987年開始全面推行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工業企業上的實施和執行卻復雜得多，不如農業生產那么簡單易行。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比如，對農業生產，農戶的“積極性”至關重要；而對于工業生產，個人的積極性雖然也是重要的，但還有比積極性更重要的因素（如企業家精神、技術、競爭、決策與治理模式、資本結構、創新等）決定著企業的前景。
雜交的制度：新國企的出現
除了地方國有企業改制的片段之外，我最想記述的還有這場“光榮革命”中另外一幅精彩的畫面，那就是20世紀80年代一批由企業家而不是政府創辦的國有企業群體的崛起，我暫且把它們稱為創業型國有企業。創業的含義當是指企業家創辦企業的意思。但是，這些企業的創辦的確依靠了從國家或集體企業中借來的資金，甚至根本就是在原有瀕臨倒閉破產的國有企業的基礎上再造的。它們主要集中在電子、家電、飲料、紡織、醫藥類等新興行業。如今中國有不少的優秀企業就是當時的這些創業者一手打造起來的。
我不需要再去尋找更多的素材和記憶片段，吳曉波撰寫的《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中已經記載了許多這樣的創業故事。在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的第二部分“1984-1992：被釋放的精靈”中有精彩的描寫。我在寫作本書過程中也參考了曉波的這本書。我還利用以下網站的資源進行了相關內容的整理：http://finance.qq.com/a/20080416/001401.htm；http://www.aucma.com.cn/jianjie_1.asp;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4-11/08/content_790545.htm;http://blog.ccidnet.com/blog-htm-do-showone-uid-39292-itemid-134238-type-blog.html。其中，很多人都不會忘記軍醫大學趙新先教授帶著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創業的故事。在惠州，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開辟自己的工廠，與香港人合作生產錄音磁帶，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電公司TCL。在廣東順德的容桂鎮，只有小學四年級文化水平的潘寧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試驗品，憑借手錘、手銼等簡陋工具，萬能表等簡單測試儀器，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打造出了中國第一臺雙門電冰箱，這便是在后來統治了中國家電業十余年的科龍公司的前身。
1983年7月5日，在“國營青島橡膠九廠”的基礎上，“雙星”商標正式登上歷史舞臺，而汪海這個名字也漸漸為世人熟悉。1984年，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投資20萬元人民幣的基礎上，以柳傳志為首的11名科技人員創辦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1989年公司更名為聯想集團，仍歸中科院主管。也正是在這一年，李經緯看中了一種運動飲料配方，當時它躺在廣東省體育科研所的文件夾里無人問津，李經緯感到機會來了，“健力寶”由此誕生。1989年6月，青島紅星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黃海冰柜廠成立，這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澳柯瑪集團”。
在當時看來這些企業都很幼小，它們基本都是在原有瀕臨倒閉的工廠基礎上由具有雄心抱負的年輕人接手經營，或者由創業者向單位借資籌建的，相比那些老牌國有企業，它們缺乏資本，也缺乏市場，但是由于它們生產的產品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且它們少了老牌國有企業面臨的種種體制上的約束，在日后發展迅速?？梢哉f它們唯一擁有的比較優勢就是自由和創業精神。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弊端和國有資產流失現象不斷暴露，通過建立股份制對國有企業所有權結構進行改革的思想開始受到了政府的關注。在上述背景下，中國政府在1993年提出今后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1993年，中國進入到了股份制試點的高潮，大型國有企業紛紛開始股份制改革。這一年，青島啤酒、上海石化、北京人機、廣船國際、安徽馬鞍山鋼鐵、昆明機床六家改制國有企業在香港及全球發行股票并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這六家企業在海外共發行H股股票405 292.8萬股，籌資金額達80億港元。這些公司上市后都有良好表現，特別是馬鞍山鋼鐵，被英國《國際金融評論》評為1993年度全球新興股票市場最成功的上市公司。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上，1994年，100家不同類型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實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試點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確立企業法人財產權，完善企業組織制度，健全會計制度，改革人事制度。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創業型國企進入到了迅速擴張的階段。全球化和多元化漸漸進入這些企業的視野。這時候的海爾從一個產品向多個產品發展(1984年只有冰箱，1998年時已有幾十種產品)，從白色家電進入黑色家電領域，以“吃休克魚”的方式進行資本運營，以無形資產盤活有形資產，在最短的時間里以最低的成本把規模做大，把企業做強；同時產品批量銷往全球主要經濟區域市場，建立自己的海外經銷商網絡與售后服務網絡；學會了做貿易的聯想集團，開始了外向型和產業化戰略，于1988年在香港成立了“香港聯想”，拓展海外業務并成功上市；在雙星鞋業的基礎上，雙星相繼推出了“雙星輪胎”、“雙星機械”、“雙星服裝”、“雙星熱電”等產品。并且在這段時期，又有一批新公司成立，前文提到的20世紀90年代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股份制改革實踐，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的。1993年2月18日，經呼和浩特市體改委批準，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總廠整體進行股份制改造，成立“內蒙古伊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2月5日，內蒙古伊利集團公司正式成立。
奇瑞汽車也是在這時候創立的。1997年3月，在蕪湖經濟開發區，由安徽省和蕪湖市下屬的五家公司共同投資的、注冊資本為17.52億元人民幣的安徽汽車零部件工業公司成立，此即奇瑞汽車公司的前身。這家公司的成立帶有明顯的國際化印記，1996年，“951工程”(項目啟動時取的內部代號)以2 500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了英國福特公司的發動機產品技術和一條生產線，顯然當時的蕪湖政府不認為造汽車是多么困難的事，無知者無畏，而無畏的精神卻已深入這家企業的組織基因，并且在繼續發揚光大。和那些老牌大型國有企業一樣，創業型國有企業在這一階段也謀求通過資本市場擴大融資渠道，并紛紛成功上市。
這一批誕生在20世紀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新型企業代表了中國經濟轉型期出現的特殊企業模式。它們有計劃經濟歷史的印記，更有企業家創業精神的典型特征。這些企業有的是依靠從國家或集體借來的資金，有的是以原有瀕臨倒閉破產的國有企業為基礎，但之后卻都是企業家自己的企業了。沒有他們，中國企業軍團繽紛多彩的畫卷就會黯然失色。
（連載完）
第一章莫干山上論戰價格改革
莫干山會議
雙軌價格的經驗
關于雙軌制的爭論與“配套改革”動議
價格雙軌制：是奇跡還是神話
第二章巴山輪會議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1985年的通脹辯論
“巴山輪會議”的七大論題
中國經驗的理論貢獻
第三章特區試驗場
試驗改革的回聲
創立特區的政治經濟學
特區的制度試驗
特區為什么會遭遇經濟學家的批評
特區與沿海開放戰略：空間經濟學的視角
特區的使命
第四章分權與增長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分權的政治
1978年以后的財政分權
分權財政告訴了我們什么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非銀行金融機構
外資銀行
金融市場
民間借貸市場
中國金融體制的特征
中國經濟的貨幣化進程
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熊彼特可能錯了嗎
小結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再試再錯的改革：承包國有企業
改制
地方試驗
雜交的制度：新國企的出現
試錯的遺產：“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業研究
附錄
蘇聯悖論——讀蓋達爾《帝國的消亡》
后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