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王雋/文 3月13日，難得溫暖的周六。798里到處都是掛著卡片機的游人，他們好奇的站在尤倫斯藝術中心外，打量著暫時不對公眾開放的展覽——《有種》，陽光打在他們充滿疑惑的臉上，人群中偶爾有人交頭接耳道，“他，放出來了？”

尤倫斯里同樣也到處都是人，與外頭的游人不同，這里有范兒的青年們都掛著單反。他們圍著高大的卷毛的張元不停的拍照——穿著西服和深藍色牛仔褲的他，站在照片墻前面，這一次扮演的是攝影師。圍住他的單反青年們沒有提及敏感的詞匯，都煞有介事的指著墻上的某一幅作品向他詢問。說起來，他最近少有在公眾場合露面，這一次面對媒體，算得上“有種”的行為。

半年前，尤倫斯的策展人郭曉彥開始和張元談起這個展覽，他們都想到了十多年前的那部電影。1993年，剛剛畢業不久的張元在北京城里觀察生活，他看到一些憤怒的年輕人，為了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想法處處表達著自己“有種”的價值觀，于是他拍了《北京雜種》，一個江蘇籍的導演替北京青年們記錄了青春，也許作為南方人的他骨子也有這分拗勁兒。

十多年的時間，當電影里的年輕人們已經拖家帶口四十不惑，京城里的青年們也換了一茬又一茬。只不過，從90年代初期的詩人、搖滾歌手到現在的80后CEO，青年們追尋的目標似乎從理想化更多地為生活所迫轉向世俗。但張元相信十多年前的那個人群仍然存在，仍然在這個城市里扮演著充滿力量和夢想的“有種青年”。

策展人郭曉彥說，這些照片上的人物，都將是張元新電影里的角色。這是我們第一次先于電影看到了角色，也算是張元的突破。這里有平和的搖滾樂手、紋身青年、焦慮的女演員、年輕的和尚、沉迷于整容的男孩、滿臉戾氣的女作家，對于80后的有種青年的選擇上，張元似乎一再的偏愛特殊群體——這里沒有普通人。我原先對于微博上發起的這次“尋找有種青年”的活動充滿期待，以為會充滿了機修工人和盜版碟販子，可惜展覽上看到的都還是些陽春白雪，原來，他所定義的“有種”，還都是些文藝的“有種”。

只不過，相比較《北京雜種》里社會邊緣性更加強烈的卡子、大慶，《有種》里的青年們更為這個多元的社會所接受。十年的時間，改變的不止是“有種”的意義，更多的還有價值觀和整個社會的包容性。也正是因為這種包容，北京這座城市，不會缺少有種青年。在看完所有的照片后，這是我從張元的眼睛里看到的答案。

他在發布會上唯一說的故事就是那個整容的男孩小譚。大年三十的傍晚，張元接到小譚的電話，說他今天要在醫院里進行鼻子的整形手術。張元立刻驅車到了小譚所在的醫院，他一直不能理解這個男孩為什么對自己容貌一再不滿意，習慣性的要去修修補補，似乎在醫院里能獲得最大的安全感。小譚坐在醫院的病房里，鼻子上貼著紗布，張元從門外按下了快門，這張照片很難找到焦點所在，幾乎一切都是模糊的，從小譚的眼睛到到插在鼻子里的管子。張元說：“當時這個男孩子的眼睛像貓一樣，我覺得很……怎么說呢，就按下了快門?！?/P>

這個男孩的入選，讓我們對“有種”一詞有了新的看法。張元選擇的并不是表面上充滿憤怒感的群體，而是內心里為追尋某種不可達到的愿望而不停跋涉的人生。他稱之為“有種的人生”。

漫長的發布會上，張元占用的時間很少，他慢慢的講完小譚的故事，回答了一個提問，就結束了自己的部分，接下來馬來西亞籍的華人藝術家開始用英文講述自己的裝置藝術，而春季展覽系列的另一位黑人藝術家還未到場。張元在蹩腳的英文講述中歪著頭睡著了，他十多分鐘后，黑人藝術家戴著墨鏡端著紅酒走進來，對著他座位旁沉沉睡去的張元有些錯愕，身旁的尤倫斯館長杰羅姆桑斯稍顯尷尬，搖醒了他，臺下的記者們都忍住了笑聲。

隨性至此，也算是挺有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