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軍。本書作者作為一名知名的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學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態和旁觀者的清醒視角，回顧了30年來中國改革過程中的眾多影響深遠的事件和人物。作者選取了改革進程中的幾個時間點，將視線投向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改革中最為重要的幾個方面，以回顧和研究的方式，向讀者展現了未曾被清晰揭示過的改革內幕。而這其中最為隱秘的，莫過于眾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成長和沉浮，他們又是和那最耀眼的事件渾然一體的。本書將揭開這些不被大眾所知的事件背后的力量。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定價：39.00元
類型：經濟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第五章
重建金融
不用說，中國經濟這三十多年的變化是全面而深刻的。但要說哪些方面的變化更大，金融或許是要排在第一位的。盡管經濟學家對中國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改革是最不滿意的，但至少在城市范圍內，金融對我們每個中國人、對每個基層“單位”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我很難想象除金融以外還有什么比金融對我們的經濟和生活更有影響力。
在我的案頭，一眼就能從一堆書中看見幾本關于金融的書。這并不奇怪，在出版社和朋友送給我的書籍當中，金融方面的書總是占了大多數。讓我說說就在我眼前的這樣幾本書。一本叫《紅樓理財》匯豐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著，是匯豐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何寒熙編寫的，寒熙是我很多年前指導的碩士研究生，從復旦大學畢業后在上海從事基金方面的研究工作。她巧妙地把投資理財的思想演繹在了《紅樓夢》的賈府和紅樓兒女中。
另一本書是《我在美聯儲監管銀行》，由盧菁所著。盧菁也曾是復旦大學的學生，世界經濟專業畢業，后去了加拿大。我于2008年2月在紐約與她相遇，閑談中了解到她豐富而精彩的經歷。這本書記錄了她1998~2001年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工作的所見所聞和思想心得，值得局外人一讀。
還有一本書是王禾生撰寫的《大道平安》。王禾生著，《大道平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版。這本書以漂亮的文字記錄了二十多年前在深圳蛇口誕生的平安是如何一步步成長為今天中國著名的保險和金融公司的。2007年夏天應平安的掌門人馬明哲先生的邀請，我與茅于軾老先生、巴曙松和趙曉等專程前往位于上海浦東的平安上海運營管理中心訪問。平安的后臺信息管理系統的效率和它學院派的建筑風格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貨幣和銀行的監管、金融公司的崛起以及投資理財走入家庭以及老百姓的生活，這三個方面恰好代表了金融領域的勢力范圍。我念大學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課堂上只有貨幣銀行學，沒有金融學。而今天的金融課程表則大為不同，豐富多了。中國的經濟在改變，金融也在改變。雖然中國有許許多多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是從局部的試驗和經驗中提煉出來的，可是金融改革卻是一開始就是自上而下的。這就需要政府事先知道要改成什么樣的金融體制，并需要有明確的目標模式。不幸的是，經濟學家卻不能給出這個目標模式。經濟學家發現，金融體制的問題極為復雜，其他領域的轉型套路對它來說并不適用。這使得我國的金融改革不僅一再拖延，而且無法加速其轉型的過程。
我總覺得，在經濟學上，經濟學家至少有兩個問題至今都沒有很好的答案。一是儲蓄的多寡，另一個就是金融與經濟的關系。金融到底有多重要？是銀行主導的金融還是市場主導的金融更重要？這兩個問題到了今天其實已經是全球性的問題了，對很多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而言都非常重要，而在這些問題上，經濟學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這典型地驗證了那句人們經常用來嘲諷經濟學家的話：It depends!（意思是，這要看情況而定）。
仔細想想，這也難怪經濟學家，這兩個問題似乎都與具體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在邏輯上不容易做到一般化。金融的問題在每個民族和文化之間都有不同的含義、結構組合和運作模式。正因為這樣，中國的金融變革過程就格外的“中國”和精彩，我希望在我的記憶中能夠尋找到這些精彩的片段。
重建銀行
我自己并不是從事金融研究的?？墒俏颐磕陮忛喌男韧獠┦亢痛T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中，屬于中國轉型時期金融領域的研究主題占了將近一半。在中國金融的含義包括了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等方面。有趣的是，貨幣與銀行是我讀大學時期的金融專業的主要課程內容。我清楚地記得，我進入復旦大學后閱讀的第一本關于中國金融方面的著作是香港的饒余慶先生撰寫的《現代貨幣銀行學》，這本書是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在當時非常有名。遺憾的是，盡管我的印象深刻，但我在自己的書架上再也沒有能夠找到當年我閱讀的這本1983年版的著作。不過，這本書的新版《貨幣銀行學》于1998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當然，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的陳觀烈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首任院長）也是貨幣銀行學方面的資深學者。我沒有聽過他的貨幣銀行學的課，但卻在1987年的《世界經濟文匯》雜志上認真拜讀了陳先生撰寫的十二篇關于貨幣銀行學的系列文章。
貨幣銀行學對于我們理解中國20世紀80年代初金融體系的特征具有重要的意義。當時人們總是說，是財政部而不是銀行控制著中國的金融資源，事實上的確是這樣。1949～1978年，中國人民銀行不僅不是中央銀行，而且還隸屬于財政部，成為財政部的一個部門。2007年年底我偶然翻得1978年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出版的《毛主席以后的中國經濟》一書，發現該書第一卷“政策和執行情況”中，根本沒有提到有關中國的銀行或者金融的內容。這并不奇怪，當時，銀行幾乎就不存在。一直到了1978年這一年，中國人民銀行才與財政部正式脫離，成為真正的銀行并升格為正部級單位。
1978年之前，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在行政上隸屬于中國人民銀行。1979年2月，中國農業銀行得以重建，一個月之后中國銀行則正式從中國人民銀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中獨立出來，成為負責國際貿易、外匯和海外匯款的專業銀行，而不再是中國人民銀行的附屬機構。1984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被命名為中國的中央銀行。1983年9月國務院作出決定，授權中國人民銀行僅僅執行中央銀行的職能。而且也是在1984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原有的商業銀行業務移交給了新成立的中國工商銀行。所以，中國工商銀行與中國的中央銀行是同時成立的。
因此，記述改革初期中國的銀行部門的變化以及之后貨幣與銀行體系的演進，從中國人民銀行入手尋找線索是一個捷徑。根據香港的饒余慶先生于1990年發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介紹，中國人民銀行實際上是對1949年之前就存在的政府銀行與私人銀行進行國有化以及合并的產物。但1949年之后，原有的交通銀行和建設銀行幾乎被取消了（1952年和1963～1965年除外），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作為中國財政部的一個單位于1959年也停止了國內的業務。所以，剩下來的就只有中國人民銀行和農村的信用合作社。這是中國三十多年前開始金融改革的初始條件。
就在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出來之后，中國政府在1981年還組建了一家銀行，叫中國投資銀行。我之所以很早就知道這家銀行，是因為我有一個兒時的好友，他的太太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進入了這家銀行工作。我那時時常去北京，總會與他們夫婦見面。
我聽說，這家銀行的使命最初就是為了從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引進項目資金，為中小型投資項目提供貸款，因為在當時，中國已經恢復在世界銀行集團中的席位。1985年世界銀行還在北京開設了辦事處，而這個辦事處的首任主任就是后來參與創辦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經濟學家林重庚先生。他在1980年就到北京幫助世界銀行開展工作了。1986年中國成為亞洲開發銀行的成員，中國投資銀行也就自然擔當起該行對中國的項目貸款工作。1994年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中國投資銀行可以吸收公眾存款并從事商業銀行的業務，完成向商業銀行的轉型。
1987年4月，交通銀行重新組建并把它的總部從北京遷入上海。這家銀行是股份制銀行，政府占50%的股權。有意思的是，交通銀行不僅是綜合性商業銀行，從事海內外的銀行業務，而且還是地區性銀行，因為它的業務范圍在當時集中在華東和沿海地區。交通銀行不屬于傳統的國有商業銀行，也沒有必要必須受到國家產業政策和信貸計劃的影響。實際上，它是中國商業銀行中第一家實行資產負債率管理的銀行。它于1993年開始實行資產負債率管理，這就意味著銀行的貸款要受其存款的制約。此做法對于在當時還嚴格實行信貸配額計劃分配的銀行體制來說當然具有改革的意義。
在新建銀行方面，還必須要提到另外幾家在今天已相當有名的銀行。它們分別是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和中國民生銀行。中國光大銀行和華夏銀行都是企業創辦的銀行，這與中信銀行（原名中信實業銀行）類似。
在我的印象中，中國光大集團應該是王光英（王光美之弟）先生在香港創辦的。我查了維基百科，上面提供的信息說，中國光大集團在創辦之初的注冊名為“紫光實業有限公司”。1984年7月更名為“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總部繼續在香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公司業務發展向中國國內傾斜，并將重點放在金融業。1990年11月，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在北京成立。至此，光大集團擁有兩個總部：一個在北京，另一個在香港。1992年8月，中國光大銀行成立，1996年4月又成立了光大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1995年，中國光大銀行改制成為股份合作制銀行，中國光大集團的股份占51%，其余股份出售給了更多的機構，其中包括亞洲開發銀行。據說，這是外國機構首次被允許持有中國的銀行股權。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10月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小華擔任了中國光大集團的第三任董事長，但不到三年時間就因為受賄罪被判刑入獄。
華夏銀行是北京的首都鋼鐵公司創辦的。首鋼是著名的大型國有企業，總經理是當時將近古稀之年的老革命周冠五。周冠五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中國著名的具有改革精神的企業家。1992年5月鄧小平視察首鋼之后，政府給了首鋼許多經營上的特權，還專門下發擴大首鋼自主權改革的試點文件，包括融資的權利，于是首鋼就想到了主辦一家銀行。1992年12月華夏銀行組建成立。1995年年初，華夏銀行也被轉制為股份制銀行，而且好像就在這一年，周冠五因為經濟問題被撤職，時年77歲。
中國民生銀行算得上是中國第一家民營銀行，總行于1996年1月在北京開業。這家銀行由全國工商聯合會主辦，最初的59個股東全是工商聯的會員單位，而且清一色是私人企業。后來，股東的數量迅速增加到2 000多家公司。2000年12月19日，民生銀行A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
從1985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正處于創辦銀行的時期，這當中大多數銀行是地區性或者專業銀行。我找到了我在十多年前出版的書《中國經濟改革的回顧與分析》，里面有一段對當時開辦銀行的描述：“1985年至90年代初陸續建立了其他地方銀行或者專業銀行，包括廣東發展銀行、廈門國際銀行、福建興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中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實業銀行、中國招商銀行、蚌埠住房儲蓄銀行和煙臺住房儲蓄銀行。前五家銀行的目的是為廣東、福建兩省和上海、廈門與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籌資。廈門國際銀行也是中國第一家合資銀行。中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實業銀行是該公司的銀行部門。中國招商銀行是一家國營航運公司——中國招商控股有限公司的銀行部門。蚌埠住房儲蓄銀行和煙臺住房儲蓄銀行專門從事住房抵押業務。從廣義上說，后兩家銀行有點類似于美國的儲蓄與貸款協會（S&L）或英國的建筑協會(Building Society)?！?/P>
記述中國的銀行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所經歷的改革過程是需要更多的篇幅的。在這里，我只想提到商業銀行在2004年之后經歷的財務重組和制度改革。毫無疑問，對整個銀行部門而言，這是最重要的改革。此番重組改制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降低銀行的不良信貸資產，提高資本的充足率。當時，人們總是說，中國的商業銀行在“技術上”已經破產了，就是因為資不抵債，只是因為中國的企業和家庭還繼續在中國的銀行存款，銀行依靠儲蓄才能活下來。更多的人擔心的是，外國銀行一旦以競爭者的身份出現在中國的儲戶面前，中國的商業銀行是否面臨滅頂之災？根據當時的推測，中國在“入世”并且即將結束過渡期之后很快就要面臨那樣的局面。事后發現，我們的擔心其實被夸大了，事態的發展沒有那么可怕。但是，中國的確在這個令人擔心的環境里完成了商業銀行的財務重組與改制。這是可喜的。
在很多方面，中國的銀行部門面臨著與韓國在1997年之前類似的“健康問題”。最主要的表現為銀行經常受到政府的干預，沒有過硬的信貸審查程序和機制以及風險管理制度來進行信貸的決策和執行，企業過度依賴銀行的信貸支持，銀行的壞賬率高，資本金不足。就程度而言，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的壞賬率高于韓國銀行在1997年之前的平均水平約10%～15%，企業的負債率則低于韓國企業財團的負債率平均水平，后者通常是高達300%。當然，中國的商業銀行與韓國的商業銀行唯一有顯著不同的地方在于，在1997年之前，韓國的銀行積累了大量的國外短期負債，而中國的商業銀行沒有。這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部門還沒有真正向外國金融資本開放，盡管這些年來非正式的短期資本的流入其實從沒有中斷過。
從2004年開始，中國政府加快了對國有銀行部門重組和改革的步伐，盡管看起來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按照“一行一策”的原則，將國有四大商業銀行股份化，吸收非國有的機構股東或所謂的戰略投資者，包括國外的大銀行集團，希望最終實現其在海內外上市的目標，完成改革和重組的任務。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四大” 首先進行財務的重組（如剝離大量的壞賬，提高資本充足率），因為這對于實現股權的資本化和有效的治理結構的目標是必要的第一步。但是，銀行的財務重組只是把身上已有的傷疤磨平了，但是否從此進入一個健康的狀態，這在很大程度上還要看通過股權的改造和資本化是否能建立起一個有效的銀行治理結構和業務戰略。到目前為止，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相繼進行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了，中國農業銀行的上市方案也已確定。
為了銀行的重組，中央財政曾多次動用外匯儲備為銀行注資，核銷不良資產據說超過兩萬億元人民幣，資本充足率也能保持在“巴塞爾協議”規定的水平以上。但是，中國的商業銀行在財務重組和改制中，特別是在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問題上一直備受指責，被認為在操作中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2008年10月，身為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的李劍閣先生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經濟學家座談會”上有一次發言，首次回應了這些指責和批評的聲音，他說：然而，銀行改革之初卻引來了許多爭論、懷疑和指責。當初建設銀行準備引進國外投資者時，國外金融機構普遍沒有投資意愿。經過中央政府承諾注資、改組，一些外國投資者看到了發展前景，才開始注資，其中就有美國銀行。建設銀行上市后股價走勢一度非常好。于是，又有人眼見美國銀行賬面利潤非常豐厚，便指責引進國外投資者是“賤賣國有資產”。特別是根據協議條款，美國銀行還擁有繼續從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購買部分建行股票的期權，而在當時市場價格遠高于行權價格的情況下，很多人抨擊國有銀行改革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就像“動脈出血”……這些人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按照市場契約原則，戰略投資者注資時承擔了風險，以后獲得收益也是應得的回報。但是，在這些人看來，似乎只有交易對手賠錢，才能證明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照此邏輯，我們如何對外開放？有趣的是，10月27日是美國銀行的行權日，而當日建行的收盤價已經低于行權價，也就是說美國銀行有可能放棄行權。我們知道，期權是有價格的，美國銀行當初獲此期權，在談判中肯定要在其他方面做利益讓步。如果美國銀行這次放棄行權，對他們來說，這筆買賣就是賠了。因此，當初有些人據此批評銀行改革，從邏輯上和事實上都是不成立的。這里引用的是經作者審定發表的版本。李劍閣的此番言論后來經過整理，全文發表在了著名的《財經》雜志（2008年第23期）上。我應邀為該文寫了一篇評論《金融危機了，思想不能危機》發表于同期，但發表時題目被改為了“思想混亂更危險”。
第一章莫干山上論戰價格改革
莫干山會議
雙軌價格的經驗
關于雙軌制的爭論與“配套改革”動議
價格雙軌制：是奇跡還是神話
第二章巴山輪會議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1985年的通脹辯論
“巴山輪會議”的七大論題
中國經驗的理論貢獻
第三章特區試驗場
試驗改革的回聲
創立特區的政治經濟學
特區的制度試驗
特區為什么會遭遇經濟學家的批評
特區與沿海開放戰略：空間經濟學的視角
特區的使命
第四章分權與增長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分權的政治
1978年以后的財政分權
分權財政告訴了我們什么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非銀行金融機構
外資銀行
金融市場
民間借貸市場
中國金融體制的特征
中國經濟的貨幣化進程
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熊彼特可能錯了嗎
小結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再試再錯的改革：承包國有企業
改制
地方試驗
雜交的制度：新國企的出現
試錯的遺產：“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業研究
附錄
蘇聯悖論——讀蓋達爾《帝國的消亡》
后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