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3月7日上午，某省人大代表團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后接受媒體采訪。在半個小時的問答時間中，我多次舉手，多次請求新聞官讓我提問，但最終也沒能獲得提問的機會。

該省一家省內媒體、兩家香港媒體以及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記者包攬了提問。我清楚地看到，他們中的幾位是在照著紙條念問題，紙條是新聞官會前發給他們的。

這似乎已成為新聞發布會上通行的規則。一部分主辦方信任的媒體，尤其是體制內的媒體被安排提問，問題大部分積極正面，臺上的領導答問前早有準備，甚至直接照本宣科即可。

而我們這些體制外的媒體，通常得不到提問的機會。他們或許擔心我們提出尖銳問題，或者擔心領導回答得不夠精彩。

下午我去參加海南團的記者會。該省共有19位全國人大代表，卻來了近百名記者。海南團沒有事先找“托兒”，省委書記衛留成開放而又幽默，他對圍攏過來的記者說，“話筒誰搶到就是誰的”。

雖說可以依靠體力爭搶話筒，但實際上，話筒牢牢掌握在海南團的兩位工作人員手中。媒體提問前，都要通過他們的“預審”，包括來自哪家媒體，想提什么問題。我跟他們中的一位爭取多次，希望提一個關于節能環保方面的問題，他看到我來自《經濟觀察報》，話題也不夠新鮮，一直也不愿把話筒給我。

他給出的理由是，盡量讓國外或港澳臺媒體提問，他們沒有內地媒體采訪機會多。

其實我們內地媒體面對面采訪省長和省委書記的機會也很少。

等到他終于猶豫著要把話筒給我時，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另外一位女記者出現了。畢竟人家來自中央級媒體，我又一次失去了提問機會。

難道就是因為我們不是外電，也不是體制內的媒體尤其是中央級媒體？

多次提問被拒，讓我內心升騰起挫敗感。

好在衛留成書記會后又留下來幾分鐘，我抓住機會問了兩個問題，他言簡意賅地做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