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軍。本書作者作為一名知名的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學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態和旁觀者的清醒視角，回顧了30年來中國改革過程中的眾多影響深遠的事件和人物。作者選取了改革進程中的幾個時間點，將視線投向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改革中最為重要的幾個方面，以回顧和研究的方式，向讀者展現了未曾被清晰揭示過的改革內幕。而這其中最為隱秘的，莫過于眾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成長和沉浮，他們又是和那最耀眼的事件渾然一體的。本書將揭開這些不被大眾所知的事件背后的力量。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定價：39.00元
類型：經濟
第四章分權與增長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第四章
分權與增長
很多經濟學家都曾預言，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起飛與高速增長對經濟學的發展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么多年來，不可否認，現代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增長產生了不凡影響，而且幫助我們搞懂了很多發生在這三十年中的事情。但同時，中國的經濟轉型與增長的經驗也在影響和推動著經濟學的發展。這并不是文字游戲。這里面藏有一個有趣的、不容易看清楚的機制在起作用。我記得德國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是理論決定了我們能真正觀察到什么。我想這句話的含義是深遠的，不僅僅局限于量子力學，對經濟學家來說，當他們觀察中國的經驗時，他們可能常常不是因為找到了好的經驗才去建立理論，而是因為有了理論才容易發現好的經驗。事實上，經濟學家的頭腦中有很多現成的理論和知識體系，而這些東西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學家能否在中國經濟轉型中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一個很好的證據就是關于“財政聯邦主義”理論與中國經驗觀察的形成。過去十多年來，經濟學家對中國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和財政分權現象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研究文獻隨后迅速增長。而在這些研究文獻的背后，實際上你可以找到關于聯邦制的非常豐富的研究內容。這大概給海森堡的觀點提供了又一個腳注。
寫作本書期間，我在加拿大女王大學政策研究院遇見了已經退休四年的Peter Leslie教授。我們相約一起吃了午餐。他在過去二十年間的研究興趣一直是加拿大的聯邦制，同時參與了很多關于憲法修正的辯論。他是政治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但經他介紹，我結識了研究“財政聯邦制”的經濟學家。其實，在歐洲和北美的大學里，你總是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以研究“財政聯邦主義”或者“地區主義”為專長的學者。這并不奇怪，因為聯邦制是政治制度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憲政制度，它劃分了上下級政府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建立了政治秩序。當然，由于歷史和政治傳統的原因，世界上的聯邦制國家雖然很多，但模式差異也相當大。即使是同屬于英聯邦的國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聯邦制至少在財政意義上也是相去甚遠。
因為制度的差異總是持久地存在，至少在過去半個世紀里，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對財政聯邦制的研究興致從未減弱過。而這些研究的文獻不僅為經濟學家觀察改革后中國經濟經驗提供了一個視角，更重要的是，他們希望在觀察和研究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的經驗現象中能夠尋找到那些也許還不曾熟悉的東西。
中國不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但是自從20世紀50年代實行了中央集權計劃經濟模式之后不久，中央與地方之間圍繞計劃管理權力與財政收支管理的制度就一直處于政策和理論爭論的中心，導致中央與地方之間反復不斷進行權力的劃分、調整與妥協，也導致了毛澤東在1956年發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
事實上，這種現象并不典型，在中央集權計劃經濟模式下也是不多見的。前蘇聯式的集權計劃經濟模式一直都是依賴中央的專業部對生產者進行垂直的計劃控制，在財政上地方政府并沒有自主的權力。但中國的計劃經濟模式一開始就烙上了分權的印記。即使中央多次嘗試重新集權，地方政府的權力也始終沒有受到削弱。每一次的集權努力都是短暫的、不成功的，而且都是以過渡到更大程度的分權而收場的。政治學家王紹光教授曾經說，毛澤東本人從骨子里不喜歡前蘇聯的集權計劃經濟模式，他一直試圖要打破前蘇聯式的模式，在經濟上實行“虛君共和”的治理體制。虛實真偽，我們就留給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去研究吧。
總而言之，由于長時期演變出來的在計劃管理和財政上的地方分權體制，特別是又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和1970年大規模向地方分權的運動，1970年的大規模分權還有軍備上或者戰略上的原因。毛澤東當時的判斷認為，新的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因此這次的分權有著更加明確的備戰目的。為了備戰，全國被劃分為十個協作區，中央要求各個協作區（包括一些省市）都要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能夠自己武裝自己。使得中國在1978年決定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之后，具有了與標準的前蘇聯型計劃經濟非常不同的初試條件。這個經驗現象后來成為一些經濟學家解釋中國經濟轉型成功的一個重要的經驗觀察。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2007年 3月2～3日，澳門大學舉辦了一次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中國經濟增長：原因與前景”，會議的主題是聚焦中國的經濟增長。其中，擔當會議演講嘉賓的經濟學家包括了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Douglas North教授和James Mirrlees教授。另外，還有倫敦經濟學院的許成鋼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的John Wong教授和我本人。
Douglas North教授雖年事已高，但仍然精神抖擻，詼諧幽默，他的報告清晰地講述了英國和西歐的歷史，一如既往地強調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許成鋼教授在會議上也作了報告。成鋼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理論經濟學家，在報告中，他也繼續闡釋了十多年來與錢穎一等人發展起來的一個理論，這個理論強調了財政分權在解釋改革后中國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性。
其實，我們很容易發現North教授和許成鋼的這兩個報告可以很好地拼在一起，它們具有很強的互補性。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都知道，North教授發展起來的新的經濟歷史學有一個重要的理論，這個理論說，是“好的制度”導致了增長而不是相反。North教授所謂的“好的制度”大概是指一些在英美國家發展起來的制度，比如清晰界定和保護私人財產、有效的資本市場、獨立的司法程序以及有效率的執法習慣等。很顯然，中國還沒有真正建立起類似這樣的制度，也不具備可以對照的制度。因此，North教授的理論所作的預測與中國的經驗是不符合的。但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現在還不認為North教授的理論錯了，與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不同，North教授強調制度是最重要的，關于這一點大多數經濟學家也是接受的，而且他的理論的確解釋了很多很重要的歷史現象。
但是，經濟增長肯定受許多因素的驅使，依賴很多條件。最近二十年來，經濟學家花費了很多的精力和智慧想弄明白為什么一些經濟增長了而另一些經濟卻沒能夠增長。即使制度是最重要的，也還可能有多樣化的形式。的確，我們所看到的英美現象與中國現象（包括很多其他經濟的經驗現象）是有差別的。但是，很多制度即使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別，可也許發揮著類似的功能，它們彼此可以替代。至于為什么它們會有差別，則是另一個需要研究和回答的問題。
這樣一來，要揭開中國經濟增長的謎團，就需要回答什么是那些可替代的制度？而許成鋼的報告試圖要回答的正好是這個問題，所以我才說他與North教授的報告正好可以拼在一個盤子里。那么，是什么驅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呢？許成鋼的解釋是，不是North教授講到的那些制度，那些制度在中國不是現成的，驅動增長的是中央向地方的分權。這樣就回到了他在1993年之前的一個比較有影響的理論研究了。
1993年，許成鋼與錢穎一在Economics of Transition雜志（《轉型經濟學》）上發表了一篇題目比較冗長的文章《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什么與眾不同——M型的層級制和非國有部門的進入與擴張》。這篇文章最初是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三得利-豐田經濟學和相關學科研究中心（STICERD）的工作論文上印行的。這篇論文讓他們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研究財政聯邦制的項目，至今還沒有結束。在1993年發表的這篇論文中，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觀察，認為中國改革前的經濟在組織結構的意義上與前蘇聯就不同，他們認為這個組織結構的不同對后來的改革方式和經濟增長都有影響。在前蘇聯，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是垂直的、縱向的，而中國的計劃體制內始終存在著多層次以及多地區的管理模式，這樣就構成了產業組織學上所謂U型和M型組織結構的分野。在中國，這個結構被習慣地稱為“條條”（中央部委）和“塊塊”（地方各級政府）。
這個早期的觀察強調了地方政府相對于中央政府是與眾不同的角色。而在后來的一篇研究論文中，他們則進一步把這個基于中國的經驗現象的觀察理論化了，于是在2000年，他與Eric Maskin、錢穎一聯合發表了《激勵、信息與組織的形式》一文。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篇理論文章提升了中國經驗的經濟學意義。雖然這個理論依然留下了一些更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比如它還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由分權驅動的地方競爭為什么一定是趨好的而不是趨壞的呢？但是，向地方分權的思想在理論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了后來的“中國特色的財政聯邦制”（fiscal federalism，Chinese style）的基本概念框架，用這個框架來解釋中國的經濟轉型與增長。這樣就把經濟學和公共財政文獻里早已存在的財政聯邦制的研究向前推進了。
在經濟學文獻里，有關財政聯邦制的研究至少也有半個多世紀了。一般認為Charles Tiebout于1956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雜志》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的《一個關于地方支出的純理論》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在這之前，公共財政的學說，如果有的話，也都是關于國家財政的理論或者“集權”的理論。在發表了這篇經典的論文之后，分權的重要性開始受到經濟學家的注意。隨后，George Stigler、Richard Musgrave，尤其是Wallace Oates等經濟學家進一步發展了向地方分權的思想，形成了早期的財政聯邦主義，他們撰寫的相關文獻可以看成是第一代的財政分權理論。2006年6月，正是Charles Tiebout發表他的那篇經典論文進入五十周年的時候，美國的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出版了William Fischel編輯的一本公共經濟學的紀念文集《Tiebout模型50年》，不過，封面上卻是寫著“為了表彰Wallace Oates的貢獻”。
Charles Tiebout的分權理論簡單地說是這樣的。在公共品的供給問題上，向地方政府分權可以解決困擾中央政府面臨的信息缺損的問題。因為只要居民可以在不同地方之間自由遷徙，他們自己的真實偏好實際上就通過“用腳投票”的機制顯示出來了。而且，因為地方政府的收入與“逃離”的居民多少成反比，所以也就必然因此產生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這個類似于競爭性市場的機制就可以影響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模式。后來，這個重要的思想得到很多經濟學家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財政聯邦主義的基本思想。
但是，早期財政聯邦制的思想還主要局限在公共財政的范疇內，還沒有更集中地涉及地方政府的激勵模式以及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等問題。一直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中國和俄羅斯等經濟轉型國家的經驗現象受到重視，早期財政聯邦制的思想才得以發揚光大。在這個時候，許成鋼、錢穎一、Gerard Roland以及政治學家Barry Weingast等人開始把財政分權的思想更多地與地方政府的激勵模式、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聯系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國和俄羅斯經濟轉型經驗現象的影響，他們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與早期的公共財政理論已經不同，這一轉變把公共經濟學引入了更精彩的領域，形成了在今天可以稱為第二代財政分權或財政聯邦制的基本文獻。
這些研究的貢獻是，它們發展了早期的分權理論，尤其是，這些文獻突破了公共品供給的局限，然后進一步把向地方的財政分權與地方政府的激勵和地方之間的競爭聯系起來，建立了解釋經濟轉型的一個概念框架。在這個框架里，他們強調了向地方的分權促成地方競爭的條件，而且他們顯然認為這是一個“趨好的競爭”。概括來說，分權競爭，（1）促進了不可逆轉的市場機制的發展（所謂的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