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波 在經濟學的內部體系劃分中，政治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一向不是主流。原因之一也許是缺乏精確和數字化的分析方法和衡量工具，但這從來沒有讓經濟學家畏難止步，意大利博可尼大學校長圭多·塔貝里尼（Guido Tabellini）便是一個好例子。

塔貝里尼畢業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直致力于宏觀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研究，但近年來學術旨趣不斷向政治經濟學轉向。他自1994年起任博可尼大學經濟學教授，2008年11月開始任該校校長。2010年1月底，在中信《比較》、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發展與轉軌中的制度暨吳敬璉教授80歲生日國際研討會”上，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經濟觀察報：你長期研究制度對經濟的影響，你認為制度的經濟意義是什么？

塔貝里尼：人們通常的共識，同時也是得到證據支持的結論是，良好的制度可以使產權得到合理的貫徹，促使經濟快速增長，社會快速發展，因此一個社會要實現經濟迅速的發展，就應該擁有運行良好的、足以保障明晰產權的各項制度。良好的制度意味著一個社會應該擁有健康的政府和文官系統，不濫用權力，侵奪私人的產權。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我們需要判斷良好的制度和產權應該是什么樣的。關于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緊密關系，人們基本上沒有異議，但什么樣的制度是良好的制度，這方面的爭論就比較多了。

大體而言有兩派觀點，一派認為制度的關鍵在于政治力量，要利用政治力量來確保產權得到合理的貫徹；另一派則認為，單靠政治力量是不行的，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一個社會還必須經歷一種文化革新，才能促進那些足以保障產權的權力機制。

經濟觀察報：那么你的觀點是什么？你更強調哪一方面？

塔貝里尼：我的觀點是，也許這兩個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我所進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對于讓制度發揮合理的作用而言，文化革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舉例而言，現在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觀點是，中國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先建立一個運轉正常的市場體系，等市場體系建立起來之后才進行政治改革，使政治體系更為高效。二者應該分開進行，而不應畢其功于一役，因為只有先實現經濟的自由化，保護私人財產，培育和發展中產階級，在社會中形成不同的利益群體，才能改變人們的思維，形成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文化氛圍。

從政治史來考察，這樣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在西方的政治史上，選舉權的擴展經歷了一個緩慢的過程，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經過幾百年的時間才建立和完善起來的。從歐洲的歷史來看，也是市場經濟和產權制度的形成在先，民主體制的建立在后。我的觀點是，不應該只強調經濟發展，而應該努力培育自由流動的市場機制、言論自由和法治，以最終促使政治變革的實現。

經濟觀察報：你曾經仔細研究過意大利南部地區與歐洲其他較發達地區發展狀況的不同，并從中得出了一些制度性的結論。在你看來，意大利的情況可以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示？

塔貝里尼：我認為最主要的啟示有兩點。一方面，一個社會要實現經濟的繁榮旺盛，就應該培育良好的公民文化和社區文化，促進公民之間的相互尊重，促進政治和文化寬容，保障各項政治權利。

另一方面，上述這些良好的價值觀，也需要由一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來保障和促進。如果在一個國家的某個地區，歷史上存在著長期的獨裁統治或外國占領，使當地的國民遭受虐待，那么在很長時間里，當地都會存在一些文化問題，包括民眾之間相互猜忌，以惡毒的態度對待彼此。意大利的南部地區就是如此，這種遺留癥幾百年都沒有消退。

由此可見，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在社會上形成良好的價值觀，政治制度的演化和進步也是必不可少的，應該通過政治改革，使法治代替其他機制成為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而如果一個政府限制公民的政治權利，將產生兩方面的惡果，不僅損害公民利益，而且催生各種不利于社會進步的價值觀。

經濟觀察報：一個社會的價值觀有時是由政治力量推動的，有時則是源于各種復雜的、難以言明的歷史和文化因素，所以要促使一個社會形成正確的價值觀，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可以通過哪些方法來降低這個過程的難度？

塔貝里尼：這的確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任務，我認為至少有幾個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推行廣泛的、寬容開明的社會教育，改變人們的頭腦。第二，要讓人們暢所欲言，廢除一切限制言論的措施。第三，要讓民眾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潮流，保持開放的思維。

我認為中國等國家現在擁有一個歐洲所沒有的優勢?，F在歐洲的一部分國家已經擁有了完善的自由社會，那里有思想的碰撞和開放的辯論，而中國等國家只要向外部世界保持完全的開放，實現信息與觀念的順暢流通，就也可以從歐洲汲取各種思想與政治資源，為己所用。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民主制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直接聯系嗎？

塔貝里尼：一些證據表明，與擁有完善民主制度的國家相比，純粹的專制國家的經濟成績要差得多。不過這也許并不是一般性的原理，一個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也許并不一定就會讓它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所以我還是持有剛才所說的觀點：先建立完備的、可持續性的產權和市場機制，再推進政治體系的變革，對于中國經濟才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經濟觀察報：那么我們應該把這兩個過程截然分開嗎？

塔貝里尼：我所說的這兩個進程之間只有大略的、模糊的界限，并不是說在徹底完成一個進程后才能開始另一個進程。從中國的現實來考察，目前中國的經濟表現是杰出的、驚人的。為了使經濟在未來走上更能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中國也許應該再接再厲，使推動經濟發展的發動機由出口轉變為國內需求和消費。而促進政治制度的自由化、給予民眾更多權利，也許可以加快這個轉變過程。

經濟觀察報：具體而言，你認為中國目前應該盡快推進哪些制度自由化進程？

塔貝里尼：中國目前可以加快金融領域的自由化，因為目前中國的金融還沒有完全對外開放。為了配合金融領域的改革，中國也許還應該加快匯率機制的轉變。因為在繼續保持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機制之下，我們很難想象中國能實現金融業的自由化。

在目前美國實行極具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如果中國既保持固定匯率，又完全開放金融市場，將會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風險。如果中國能使匯率機制變得更加靈活，將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從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轉型。另外，如果中國能將政治制度進一步自由化，那將推動其建立更完善的社會保障網絡和福利國家制度，從而促使人們減少儲蓄，增加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