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軍。本書作者作為一名知名的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學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態和旁觀者的清醒視角，回顧了30年來中國改革過程中的眾多影響深遠的事件和人物。作者選取了改革進程中的幾個時間點，將視線投向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改革中最為重要的幾個方面，以回顧和研究的方式，向讀者展現了未曾被清晰揭示過的改革內幕。而這其中最為隱秘的，莫過于眾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成長和沉浮，他們又是和那最耀眼的事件渾然一體的。本書將揭開這些不被大眾所知的事件背后的力量。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定價：39.00元
類型：經濟
第三章特區試驗場
試驗改革的回聲
第四章分權與增長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第三章
特區試驗場
鄧小平先生于24年前說過這樣一段話。他在1985年8月1日會見日本公明黨第十三次訪華代表團時說：“前不久我對一位外國客人說，深圳是個試驗，外面就有人議論，說什么中國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變，是不是我否定了原來關于經濟特區的判斷。所以，現在我要肯定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不矛盾。我們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來講，也是一個大試驗?？傊?，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在開放過程中要小心謹慎。我們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一定要保持謙遜態度?！?/P>
今天的經濟學家也都這么說，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改革應該解讀為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實驗和制度變遷過程。這話聽起來是很震撼人心的。但是，對于三十年前的中國領導人而言，制度變革并不是一個可以事先設計得當的試驗，沒有人對此有足夠的知識準備。而當改革的領導人鄧小平決定把一個臨近香港的南方小鎮辟為中國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試驗場的時候，迎來的還多半是阻力、懷疑、挑戰和指責。于是，這才有了上面鄧小平先生有所針對的那段話。
三十年來盡管風雨坎坷，深圳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也確實是名副其實的試驗場。它有1979年第一個引進香港“外資”興辦的來料加工企業；它有1981年在蛇口第一個采用的建筑工程招標制度；它有1983年向社會公開發行（IPO）的全國第一張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的股票；它有1985年成立的第一個外匯交易中心；它有1987年第一個土地使用權的拍賣會；它有全國第一個勞動力市場和工資制度的改革；它還有1990年第一個探索出的國有資產三級授權經營的模式；它是建立勞動服務公司和實行勞動就業合同制的第一個嘗試者，是最早進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區域，也是實行黨、政、企業分離，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和引進招聘上崗制度的先鋒。
1987年春，我有機會與我的同學一行四人坐火車南下，去了廣州、深圳和珠海。那個時候，作為經濟特區，深圳和珠海并不是可以隨便進去的，出發前我們在上海辦理好了去深圳和珠海的手續。珠海留給我的印象并不深，但深圳給我的印象很深刻。當時深圳已經出現了一些現代化的建筑和購物中心，我們從深圳大學那里還搭乘小巴車去了蛇口工業區參觀。20世紀80年代去深圳的人都想方設法要去一趟地處山區的所謂“中英街”?！爸杏⒔帧笔窃谏愁^角鎮上的一條小街，一邊歸屬香港，一邊歸屬深圳。有意思的是，在“中英街”，內地人跨到街道那一邊的香港商店里，內地的警察是要喊他們出來的，因為內地人被允許逗留在“香港”的時間是有限的。我記不得我們編造了什么理由到深圳公安局拿到了去“中英街”的通行證，只記得我在“中英街”買的一塊香港的布料至今還在鎖在家里的衣櫥里，不知道該派什么用場。
特區的制度試驗
我清楚地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包括在9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里，總能聽到一些聲音，特別是經濟學者對深圳經濟特區的比較負面的評價和批評，甚至種種批評涉及到中國的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問題，以至于中央領導人得出來發表意見平息這些公開的爭議。不過，對這些問題的記述我準備放在下一節進行。當然，我在下一節要記述的主要內容還是集中在經濟學家之間的研究和爭議上。而在本節，我想討論一下深圳的試驗在挑戰原來的計劃管理體制和試驗新的體制方面所作的貢獻。在我看來，這個貢獻應該是深圳特區對中國經濟轉型的最大貢獻。而有意思的是，三十年來在對深圳的批評和質疑中大多數針對的卻是它的產業結構和增長模式，忘卻的是它在體制試驗上的貢獻。
在我自己的書柜里藏有多本關于深圳特區的研究著作。除了《中國經濟特區史略》之外，還有一些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的書籍，這些書籍大多數是寫于80年代初，內容是調查和總結深圳特區在體制改革和試驗上的經驗。很多我的學生曾經在我的書柜里發現這些有關經濟特區的文獻資料時都會覺得奇怪，當時我怎么會對經濟特區感興趣呢？其實，在復旦大學讀書期間，我并沒有把深圳特區作為我的研究項目，一直到了90年代初前往英國薩塞克斯大學之后，才對經濟特區試驗和沿海發展戰略有了一些接觸，因為當時我的指導老師華大偉（David Wall）先生正在從事關于中國經濟特區和沿海發展戰略的研究?？傊?，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參與經濟特區和沿海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的機會，我才收集了一些早期的研究文獻?，F在看來，調查和記錄深圳特區體制創新試驗的文獻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我想，在當時的政治和經濟局限下，深圳特區的建設一開始就必然受到整個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盡管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廣東省制定了特區條例，但要執行這個條例，則需要創新體制，打破原來的管制，需要得到特區之外的舊體制在很多方面的容忍、讓位和配合。深圳仍然要與它的上級主管部門，乃至中央部委打交道。所以，深圳在經濟管理體制上進行的種種變革和對新體制的試驗一開始就對中國經濟改革有了全局性的價值。事實上，到了今天深圳依然算是中國最市場化的經濟體，像華為、中興和萬科這樣的公司出現在深圳而不是上海，一點都不奇怪。
深圳在經濟管理體制上的改革和創新涉及很多方面。首先它需要創新融資制度；需要改變原來體制的投資管制；需要引入競爭機制；需要改革外匯管理體制；需要突破原來的土地管理和經營模式；需要允許和建立勞動力市場；需要政企分開；需要改革和建立新的行政官員治理；需要有地方的立法權；需要改變計劃經濟的工資決定和福利分配機制；需要改變商品的計劃定價體制；需要引進新的激勵模式。而深圳在這些方面對新體制的試驗對中國其他地區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開放進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我們今天在中國經濟中觀察到的許多新體制和新規范，幾乎都能在二十五年前的深圳找到它們的影子。
一個很好的例證大概就是我書柜里藏著的谷書堂先生主編的《深圳經濟特區調查和經濟開發區研究》這本書了。這本書在1984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主編在前言中這樣說：“今年四月，黨中央、國務院又作出重大決定，繼續擴大開放地區，把天津市列入了新開放的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之中。因此，如何結合天津的實際情況，學習、借鑒深圳經濟特區及其所屬的蛇口工業區的經驗，更好更快地興辦開發區，實現對外開放，便成了人們普遍關切的問題?；谶@種客觀情勢，我們也先后分兩批去深圳和蛇口，對其開發建設、經濟管理體制、引進外資和技術、計劃與市場、對內聯合、勞動和工資、產品內銷和外銷、引進外資銀行、物價和人民生活，以及典型企業等多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實地考察?！?/P>
作為一個特區，深圳必然會受到香港成功經驗的影響，在突破舊的體制和探索新的體制方面做了很多的試驗和改革。我在這里不想逐一討論，只是選擇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點評，希望能“以偏概全”。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記述深圳在體制上的這些改革試驗，是因為過去二十年來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中總是能找到深圳早期試驗的影子。那么，讓我擇取以下幾個片段：
第一，對建筑工程廢除官方包辦的敝習，引進和采取公開招投標制度和承包制。今天的中國在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建設中早已建立起來的符合國際規范的、透明的競爭性投標合約制度，它最早是在深圳的蛇口工業區嘗試的。根據調查，嘗試這樣新的體制縮短了工程的建設工期以及加快了建筑的速度。例如，在實行招投標制度之后，六層住宅樓從200天的施工時間縮短為100天；高層建筑從原來25天一層的速度減少到了3～5天一層。分別參見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研究所和深圳市科學技術協會合作編寫的《中國經濟特區研究》，1984年1月內部資料印刷，第106～108頁；谷書堂主編的《深圳經濟特區調查和經濟開發區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頁。競爭性投標合約制度也進一步派生出更加細致的分工和專業化的合約結構，即承包公司內部再進行的逐級向下的發包制度，而且承包出去的不僅是工程，還有承包造價和質量。經濟學家對這樣的發包制度是有成熟的理論分析的?！俺邪保ɑ蛘甙ぃ┻@種市場合約體制成為今天中國建筑施工領域的基本制度規范。
第二，人事制度改革。從大的方面來講，三十年來中國干部人事體制的改革和演進是非常有記述價值的。它肯定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如果把地方政府和官員的角色去掉，這個經濟體制就要坍塌下來。事實上，經濟學家在過去十年中顯然已對這個問題給予了比較多的關注。
不過，在人事制度方面，深圳蛇口工業區最早的試驗涉及的只是屬于經濟學和管理學上所講的“人力資源管理”的范疇。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政府部門主管的任命在蛇口工業區都從過去的由上級主管部門直接委派改革為聘任制度，取消職務終身制度，聘書上寫明的是職責、權利、待遇、解聘和續聘等內容，公開透明，且一般任期為兩年。這樣的改革試驗顯然加快了管理部門的人力資本更新速度，為職業經理人市場的建立和后來向公司治理模式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第三，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中國自從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之初就實行“統包統配”的固定用工制度。它的經濟學性質被形象地描述為“鐵飯碗”和“大鍋飯”。深圳的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試驗是從1980年左右在蛇口的外資和合資企業中開始的，之后推廣到整個深圳特區。1983年，深圳根據蛇口的經驗制定了《深圳市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辦法》，把勞動合同制作為特區的主要用工形式。眾所周知，勞動合同制的引入需要有完全社會化的新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所以深圳率先在全國建立起由勞動保險公司統籌辦理的“社會勞動保險基金”，由該基金來解決勞動合同執行中因為解雇和辭退等原因造成的職工困難補貼和退休金的來源問題?；鹩善髽I和職工按月交納。在該制度的試驗中，深圳采取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雙軌過渡的方式，以避免就業體制轉軌引起的社會成本過高的問題。實際上，這個試驗對其他地區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經驗。
第四，工資決定機制的改革。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必然也要求改革原來的工資決定機制。蛇口工業區最早的工資決定是按照十類工資區的標準支付基本工資和基本工資的1～1.5倍的工業區補貼。盡管在當時這個工資水平大大高于內地，但依然是延續計劃體制的做法。而且到了1982年前后，其弊端越來越暴露出來。根據南開大學經濟學家對蛇口工業區13家企業的工資改革的調查，1983年10月，蛇口工業區開始對工資決定機制進行改革，主要是實行多元工資制度。根據他們的調查，蛇口工業區改革后的工資由基本工資加崗位、職務、職稱工資，再加邊防津貼和副食品補貼，最后加浮動工資，這四大部分組成。根據1984年3月的統計，在工資總額中，基本工資占30.5%，兩項補貼占10.3%，崗位、職務和職稱工資占37.2%，而浮動工資占22%。
在這個工資結構中，基本工資、邊防津貼和副食品補貼是基本固定的，因此真正可變的是工資的另外兩項內容，即崗位、職務、職稱工資和浮動工資。而且，蛇口工業區的崗位、職務和職稱工資被細分為15個等級，最高158元，最低30元（見表3-1）。浮動工資是浮動的，其來源有三：（1）按照人均工資提取每月14元的獎金；（2）每月16元從基本工資以及崗位、職務和職稱工資中提取的浮動部分；（3）從利潤留成中提取的基金。
第五，關于土地批租制度的引入。這是中國經濟三十年來能在財政分權的狀況下實現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制度，也是最近幾年隨著問題的暴露在中國的學術界最有爭議的一個制度。
對于深圳特區而言，土地批租制度的引入顯然是為了解決融資問題的需要。據說，就在1979年4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廣東省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到鄧小平家里匯報廣東關于單獨管理和采取特殊政策的設想時，曾經提出希望中央給予資金上的支持，但是小平的回答是“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而吳南生在1980年到深圳負責特區的基本建設（所謂的“四通一平”）時，除了來自銀行的3 000萬元人民幣的貸款，能想出的辦法也就是土地收入了。有人曾經在開發羅湖小區時估算，按照每平方米5 000港元計算，可用作商業用地的40萬平方米土地的總收入可以達20億港元。
第一步，深圳特區先嘗試了有償使用國家土地的制度。1982年，深圳最終起草頒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暫行規定》，率先對劃撥土地進行了有償、有期使用的改革。規定還說明了各類劃撥用地的使用年限及土地使用費的標準。其中，工業用地最長年限為30年；商業用地20年；商品住宅用地50年；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用地50年。
第二步，1987年之后，深圳部分借鑒了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率先在特區試驗了土地出讓或者批租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取得土地的投資者或者開發商，為了獲得一定年限的使用權，需要交納一筆出讓金。1987年的下半年，深圳特區曾分別將三塊土地先后以協議、招標和拍賣的方式出讓使用權，獲得地價款2 000余萬元人民幣。
在總結土地有償使用和土地出讓試驗經驗的基礎上，《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條例》于1988年1月3日正式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相分離。政府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但土地的使用權不但可以出讓，而且可以轉讓、抵押、出租。就在同年4月，中國的《憲法》進行了再次修正，其中將“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寫入了《憲法》，等于追認了深圳土地制度改革的合法性。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地方政府的土地批租制度開始在特區之外被廣為采用，成為各級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土地批租制度”是香港的譯法，其對應的英文為“the land leasehold system”。在該制度下，批租只涉及土地的使用權，不改變土地的所有權。業主取得的只是某一塊土地在一定年限內的使用權，以后業主之間能轉讓的也僅僅是土地的使用權。而當批租期限屆滿，承租人就要將這塊土地的使用權連同附屬其上的建筑物，全部無償地歸還給土地所有權人。
深圳率先實行的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的分離在土地國有制的局限條件下對于城市土地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效率的改善當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也進一步幫助實現了土地的級差地租。我記得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曾對土地的“兩權分離”在中國經濟體制當中扮演的角色給予過很高的評價。根據張五常的解釋，事實上，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權體制，特別是1994年實行分稅制度之后，中央與地方共享的增值稅的來源主要就是與土地批租不可分離的新增投資和生產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中國的財政分權下形成的激勵模式似乎與“租金分成”的模式很類似。
當我統計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批租而獲得的收入數據時，發現這并不容易。雖然從1994年至今，土地批租的收入全歸地方政府所有，但我的學生幫我查找得到的數據卻多是涉及土地的稅費收入，而并沒有依靠土地批租獲得的收入數據。的確，從統計上看，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批租所獲得的收入并不能完全從政府的稅費收入和財政預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事實上，在中國與土地有關的各種名義稅種和稅率中，即使包括占最多的土地增值稅，來自土地的各種稅費也最多只占到地方預算財政收入的5%～8%，而土地批租的收入是不列入地方政府的預算收入的。例如，2006年中國的城鎮土地使用稅和土地增值稅還不到250億元，當然也就不會超過當年3萬億稅收收入的8%。
但是，來自土地批租的收入到底會有多少呢？有各種不同的估計。因為地區和城市的不同，現有的估計值落在財政預算收入的15%～35%的范圍內。對于相當一部分的中國縣市而言，可能用于基礎設施投資的財政資金中有60％～70%是來自土地批租收入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人們在今天往往把土地批租收入戲稱為地方政府的“第四財政”的原因。
特區為什么會遭遇經濟學家的批評
深圳特區成立以來，人們對它的批評就不絕于耳。這當然不難想明白，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左”思潮依然流行，政治環境不如人意，因此在深圳實行特殊的制度試驗和開放政策，引入“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和生產方式，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風險的。在姓“資”姓“社”的問題仍然是一個核心理論問題的時候，爭論的焦點自然首先落在特區的制度是否符合社會主義的性質。于光遠先生的回憶提供了一個小小的片段：
當然事情并沒有完。1982年的1月，“冷空氣”大量南下，北京有一個單位制定了白頭文件，題目是“上海租界的由來”，說的是清朝末年由于上海道臺的腐敗，帝國主義在上海設立了租界，我們因此喪失了主權。這是攻擊搞深圳特區的人的語言，意思是說搞特區不是搞社會主義，有一段時間這樣的輿論鋪天蓋地而來。另外，當時又發生了一個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問題。1982年4月22日到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專門為廣東深圳而召開的會議，主持人最后講話說，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方針必須進一步統一認識，我認為深圳搞那么大的規劃是不現實的，深圳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無邊，深圳特區面積達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特區的總面積還要大，這么大的一塊特區面積，全都搞起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吳南生說他手邊有這個人講話的原件，他是按照這位同志的原件念的，原件中還說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想和計劃經濟脫鉤，想割一塊土地出去自己搞，我認為搞計劃經濟是客觀需要，不是哪一個領導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你想的是不可能的?，F在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日本、美國、法國都認為要搞計劃經濟，而南斯拉夫則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實說明不搞計劃經濟是不行的。計委的主要任務是搞好綜合平衡，按客觀規律辦事，計委工作要有全面的觀點，不要怕困難，不要怕得罪人。
于老認為深圳特區的制度是符合社會主義性質的。1983年第2期的《經濟研究》雜志發表了于光遠先生的文章《談談對深圳經濟特區的幾個問題的認識》。他的主要理由是，深圳特區不是政治社會制度的特區，而是經濟政策和管理的特區，而且特區里仍然有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梢韵胂?，他的看法并不會得到多數人的認同。有的學者認為深圳特區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受到社會主義國家和政府的控制。大多數的老一代經濟學家比較傾向于認為深圳特區的性質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論斷。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先生在1984年1月21日的《北京周報》上發表的文章頗具代表性。他認為，設立深圳特區的目的是通過收買政策實施同國外資本和華僑資本的合作，引進它們的技術和管理，最終發展社會主義。這與建國初期中國政府靠收買政策發展與民族資本主義的合作在性質上是一樣的。
當中國內地的老一代經濟學家正在為深圳特區定性的時候，1985年5月出版的香港《廣角鏡》第152期發表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陳文鴻的文章《深圳的問題在哪里？》，開始對深圳特區五年來的試驗結果進行評估和質疑。有人稱這篇文章打響了“特區失敗論”的第一槍，而且揭開了深圳“第一次大圍剿”的帷幕。
陳文鴻在文章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央和深圳政府對深圳經濟特區的期望，是建成能發展成為以工業為主體的綜合體經濟，可是，事實上直至目前而言，深圳的工業仍從屬于貿易，經濟是以貿易為主。就這方面而言，深圳的成績還未如理想。這個結論來自他簡單而“定量”的分析。
根據陳文鴻的分析，第一，資金以外資為主、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是中央給深圳定下的發展目標，深圳特區尚沒有做到以上所說的三個“為主”。1983年進口大于出口，引進的主要是被香港、日本淘汰不用的設備；引進的外資只占30％，這30％中又主要是港資；1983年深圳工業總產值7.2億元人民幣，而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為12.5億元人民幣，做生意賺的錢比工業掙的錢多得多。
第二，陳文鴻指出，特區其實賺了內地的錢。他在文章里詼諧地說：“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買了一把折骨傘，發現竟是從上海送去香港，又轉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興，說是比在上海買少花了幾塊錢；深圳人也高興，說賺了幾塊錢。香港百貨公司也高興，同樣說賺了幾塊錢，真不知誰見鬼了！簡直是阿凡提到井里撈月亮?！?/P>
最后，陳文鴻又對深圳的貿易模式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深圳的經濟是依賴貿易的，而在貿易中又主要是對國內其他地方的轉口貿易，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轉口商品主要是包含相當比例的進口商品。外引內聯的資金之所以投資深圳，主要是因為這個龐大的貿易和由此而來的高利潤。深圳五年多時間發展的表面繁榮，也主要根植在此。
有意思的是，陳文鴻文章所引用的數字，幾乎全是摘自內地或者特區報刊公布過的。陳文鴻通過對這些數字的邏輯推理和估算來得出結論。例如，陳文鴻實際上是根據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和人口總數來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會購買力高達4 170元人民幣的。而在同一時期，上海的人均社會購買力為912元，北京為896元，廣州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廣州高出7倍多，這顯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陳文鴻得出結論認為，深圳的市場繁榮，主要是靠內地顧客來維持的。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的經濟學家還多以概念和定性分析見長，而陳文鴻的文章雖然簡單，但卻是“讓數據說的話”。所以，文章雖然沒有涉及到深圳特區的性質，但卻提出了讓那些關注深圳特區性質的人備受鼓舞的問題與結論。而且，讓人耳目一新的文章風格在那個時候肯定是最具殺傷力、影響力和傳播價值的。于是，文章一經發表，引起嘩然。如果是身處互聯網當道的今天，陳文鴻的名字定會紅遍中國大江南北。
其實，根據我的記憶，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不僅僅是陳文鴻，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對深圳特區有過相似邏輯的批評。這讓我想起1992年9月我初到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時與華大偉教授的一場對話。華大偉教授不幸在2007年8月病逝于英國。我之前曾經提到，華大偉先生當時正在從事關于中國特區和沿海發展戰略的研究。我到了薩塞克斯大學之后就去辦公室找他。他對我說，他正在為世界銀行準備一份評估深圳特區的背景報告。他還拿出了一些他寫就的相關文章，希望我能幫助他收集一些資料和數據，同時也能參與他的項目。我問他對特區的基本評價是怎樣的。他直截了當地說，經濟特區是一個扭曲的環境，它像磁石一樣把內地的資源吸引過去，短時間里發出耀眼的光芒。
正在這個時候，成都《經濟學消息報》的主編高小勇先生與我聯系，希望我在英國期間能為《經濟學消息報》寫點評論文章或者開一個專欄。我答應了他并開始動手寫一些評論。有一次我對華大偉建議，也許我可以把他關于深圳特區的文章編譯出來，在報紙上發表。于是，《經濟學消息報》不久便在第一版發表了華大偉的文章，題目是《發光的并不都是金子》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華大偉教授說這是他在中國的報紙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那應該是1993年的春天。
華大偉教授的觀點，當時的我并不十分同意。我認為他總是無法擺脫西方主流的概念和框架來審視中國，因而在研究中國問題上總是比較傾向批評中國。不過，他對中國非常友好，批評顯然也是善意的。因此，我們彼此之間從那時候起就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每年我們會在中國和英國多次見面。我還策劃并幫助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過一本他的研究文集《中國的開放經濟》。只是我們之間并沒有任何研究上的合作。
總之，在深圳特區建設的最初階段，尤其是特區的試驗在黨內和政治上還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深圳遭遇到這些來自學術界的批評自然就備受關注了。在這種背景下，1992年1月，鄧小平再一次來到深圳，發表一系列針對深圳特區試驗的講話，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這之前的那場爭論的火藥味。
1992年1月19日，鄧小平再次到深圳。他在深圳參觀過程中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P>
1月23日，鄧小平在深圳開往珠海的快艇上還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蟆瘞в懈锩纳?，好像越‘左’越革命?！蟆臇|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變?！?/P>
鄧小平最后說：“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P>
不搞爭論，那是政治上的務實和策略。但爭論的過程確實讓更多的人去思考了這樣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局部性的改革和試驗改革，盡管有其策略性的意義和價值，但的確會產生局部與整體經濟體制的落差，如果處理不當，將引發普遍的“尋租”現象。事實上，在一些經濟學家批評深圳特區的管理體制時常常會用發達國家的“企業區”或是國際上流行的“出口加工區”作為參照組。深圳特區在當時顯然已經超出了“出口加工區”的概念，也不再是完全封閉的管理體制。不僅如此，深圳特區還在鼓勵和促進與內地省份以及內地企業的經濟聯系（所謂“內聯”）上大做了文章。
根據谷書堂主編的《深圳經濟特區調查和經濟開發區研究》一書在深圳所作的調查，所謂“內聯”，是指經濟特區與內地各省、市，各部門、各企業在經濟上或技術上的聯合。它主要是采取雙方在特區共同投資、聯合辦廠、開店等方式，達到共同開發和建設特區的目的。毫無疑問，由于特區的政策和體制優越，內地的企業和政府有足夠的動機來深圳投資辦廠和開設經營窗口，同時也為深圳建設提供了資金、熟練勞動力以及管理型的人力資本。根據調查，在當時，深圳的總投資當中有20%的資金實際上是來自內地的。這本來是一個想推動深圳特區與內地省份經濟聯動的善意想法，但也不可避免地誘導出了越來越嚴重的內地企業利用深圳特區尋求“直接非生產性尋利”（UDP）現象。
1994年春節前我離開了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走前我提交了一篇研究論文The Social Costs of Special Privileges in China，這篇論文從理論上討論了特區政策扭曲的社會成本。該論文的中文版后來收錄在我寫的《特權與優惠的經濟學分析》一書中。
我清楚地記得，1993年我還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時，我的同事陳志龍教授也參與到華大偉教授的研究項目中，并受邀專程前往英國考察“企業區”，了解英國一些老工業地區實施特殊政策待遇的“企業區”（類似于我們的“開發區”）的體制和管理模式。后來他回到上海寫了不少內部研究報告遞送到政府部門。也就在這個時候，中央政府醞釀多時的關于繼續擴大開放地區的一系列政策也出臺了。在我的印象中，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早期那種備受關注的尋租現象逐漸消退了，說明在深圳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特區試驗所產生的局部扭曲效應基本消除，更大范圍和地區的體制趨同在加速發生著。
第一章莫干山上論戰價格改革
莫干山會議
雙軌價格的經驗
關于雙軌制的爭論與“配套改革”動議
價格雙軌制：是奇跡還是神話
第二章巴山輪會議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1985年的通脹辯論
“巴山輪會議”的七大論題
中國經驗的理論貢獻
第三章特區試驗場
試驗改革的回聲
創立特區的政治經濟學
特區的制度試驗
特區為什么會遭遇經濟學家的批評
特區與沿海開放戰略：空間經濟學的視角
特區的使命
第四章分權與增長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分權的政治
1978年以后的財政分權
分權財政告訴了我們什么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非銀行金融機構
外資銀行
金融市場
民間借貸市場
中國金融體制的特征
中國經濟的貨幣化進程
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熊彼特可能錯了嗎
小結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再試再錯的改革：承包國有企業
改制
地方試驗
雜交的制度：新國企的出現
試錯的遺產：“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業研究
附錄
蘇聯悖論——讀蓋達爾《帝國的消亡》
后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