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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窮文人,富文人
    導語:郁達夫在五四后文人群中算得上是暢銷作家了,卻還是缺錢常在文章中訴窮。

    經濟觀察報 郭娟/文 自古文人窮的多。

    郁達夫因為在小說《沉淪》中大膽直露地宣泄他弱國子民的性苦悶而一舉成名,在五四后文人群中算得上是暢銷作家了,小說、散文、日記都有出版,卻還是缺錢,常在文章中訴窮。他給夫人王映霞的信中,也常有“商量柴米分排定”的生計打算??箲鹬?,窮愁日子更是不容易,王映霞在一封信中訴窮,郁達夫竟氣惱地在這封信的背面大字加批,斥之無理,不該寫這樣的信,還將信寄還王映霞,讓她“自己看看”,反省反省。全忘了當初兩人定情時他自己做詩,什么“偕隱名山誓白頭”,“為君先買五湖舟”,買舟,也只能改買“粥”了。也忘了他自己不是也在信中抱怨商務印書館算稿費要扣除標點和空格。

    丁玲與胡也頻,加上沈從文,蕭軍與蕭紅,成名前做文學青年,饑一頓,飽一頓的生活,更是經常的??词捈t的《商市街》,看她寫饑餓,就知道她是刻骨銘心餓過的。

    當時文人單靠著文就能維持生計的不多,可能只有魯迅這樣的大腕才能做到。即便是魯迅,早先也有經濟上的不自由。與許廣平在熱戀中分開,去廈門大學教書,就有經濟上的考慮,想多攢幾文錢,用于日后兩人的生活以及贍養母親、前妻。在上海,魯迅以寫作為生。他夜里寫作,凌晨睡去,十年里除了臥病,夜夜如此,勤勞一如農人。他自奉頗簡,家里備有兩種香煙,較貴的招待客人,便宜的自己吸。所以,當國民黨嚴格設立新聞出版檢查制度,魯迅更換無數筆名,以 “準風月談”、“花邊文學”東奔西突地逃文網,其內心承受的壓力不僅是政治的,同時也是經濟的、生計的。

    相對而言,詩人徐志摩因為有一位富爸爸,日子就過得舒服多了。這位富爸爸對自己的獨子也舍得投資,送兒子出國留學的一切費用且不提,單是請梁啟超收下兒子做弟子就破費了一千塊銀圓作為贄禮,這個數目是很大的。不過,這個錢花得也很值。要知道,梁啟超在當時中國的地位、聲望是無人可及的。做梁啟超的弟子,等于是富爸爸用重金將徐志摩托舉到中國知識界、文化界的最高平臺上,起點就高,當然有利于日后發展。而且作為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徐志摩他們那個新月社,與他的富爸爸和一銀行家黃子美出資搞的聚餐會以及后來黃子美又搞新月俱樂部,都有著密切聯系。所以才有徐志摩寫文章來“撇清”——神經敏銳的先生們對我們新月社已經發生不少奇妙的揣想。因為我們社友里有在銀行里做事的就有人說我們是資本家的機關。因為我們社友里有一兩位出名的政客就有人說我們是某黨某系的機關。因為我們社友里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說我們是北大學閥的機關。因為我們社里有男有女就有人說我是過激派。這一段文字恰好如實地說明了新月社絕不單純是個詩社或文學社,或歐美同學會,新月社的成員中的確有當時中國社會政經兩界的精英、名人。徐志摩就住在新月社,一班朋友經常聚會,研討學問,品評詩文,議論時政,餓了就叫雇的現成的廚子開一桌。演劇聽琴,新年辦舞會,元宵節有燈會,活動是蠻多的。社員自然要交費。

    與20年代新月俱樂部相比,30年代革命文人常去的 “革命咖啡館”雖然時尚,卻透著洋快餐的寒酸。像周揚、夏衍等職業革命文人,自然是更窮的一伙?!白舐摗鞭k雜志,有時是要向魯迅、茅盾這些左翼的文壇大佬們募捐的。

    所以怎么看徐志摩都的確是當時文人中的富人。不過這個富文人花銷也大,特別是娶了一個會花錢的陸小曼之后,就常常入不敷出。不好意思伸手向家里要錢,只好多兼課,貼補家用。他還曾幫朋友賣房產,做中介,賺取傭金。1928年去美國,他帶了許多古董和玉器,準備出售了,發一筆財。

    不過更富的還要算是邵洵美。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臺、臺灣巡撫、湖南巡撫,他的外祖父是跟著李鴻章辦洋務、當過慈禧太后的郵傳部大臣的盛宣懷。官商之家,祖產自是甚富。邵洵美有個本家長輩,興致來了可以把一家書店的書統統打包買走,之后也不知道讀不讀;還有個親戚一高興從廟里請個巨大的菩薩像,費盡周章運回家。而邵洵美是拿祖輩的錢玩文學,玩得很大。他開辦金屋書店,出版《金屋月刊》,結交文壇友朋,經常做東請吃飯,號稱“小孟嘗君”。與徐志摩、郁達夫都是常來往的朋友。新月書店后來難以維持,邵洵美還曾出資試圖中興,搭進去不少錢。后又開辦時代印刷廠,出版書報雜志。他曾斥巨資從德國買回當時最先進的影寫版,印制精美畫冊。解放后,這套設備賣給了人民日報社。到了新社會,邵洵美差不多把家產都玩光了。比起他那大家族里吃喝嫖賭的親戚們,邵洵美總算把錢用到正地方了。但在當時,邵洵美可能是太招搖了。自己拿著祖輩的錢玩文學也就罷了,卻不該寫文章諷刺窮文人,輕飄飄地說文人所以為文人,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支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無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

    于是惹惱了魯迅。魯迅有好幾篇文章是針對邵洵美的。他說,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壓迫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這首先是出于魯迅的立場和當時所受到的壓迫而發出的憤懣之聲;其次他說,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以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魯迅毫不客氣地明確判定邵洵美的詩不怎么樣,金錢可使鬼推磨,卻不能幫助你寫好文章。后來魯迅還進一步奚落用錢捐做“文學家”:只要開一只書店,拉幾個作家,雇一些幫閑,出一種小報,“今天天氣好”是也須會說的,就寫了出來,印了上去,交給報販,不消一年半載,包管成功。

    近些年來,研究者、出版界對于邵洵美在文學、翻譯以及出版領域的成績越來越關注,邵洵美千金散盡,還是玩出了一些名堂。

    (作者系《新文學史料》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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