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鄒衛國 美國保守派機構傳統基金會有關經濟自由度的報告，被斥為荒謬可笑，因為一些觀察者認為中國是經濟非常自由的國度。他們提出了一個中國悖論，在沒有經濟自由的國家，怎么可能在全球危機中創造出主要經濟體最好的成績來？

這個將經濟自由度與經濟增長直接掛鉤的提問，在常識上出了問題。若不將其澄清，我們將很難注意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正面臨所謂的“自由度指標陷阱”。

“經濟自由度”衡量的是一個狀態，這是表明一個經濟體自由程度的指標，而構成這個指標的實際上還有諸多指標。經濟增長衡量的是一個變化，表明經濟體所創造的價值在今年比上年變化的方向和幅度。

常識告訴我們：只有變化才能引發變化。上述提問的邏輯錯誤在于，將狀態和變化這組不同質的概念進行比較。這兩者顯然是不可比的。

正確的關系如下所述。

打個比方，經濟自由度可以比喻為自來水水龍頭的開關，某年的經濟總量就像自來水龍頭的水流量。水流量（經濟總量）由水龍頭開與關的狀態（經濟自由度）決定；水流量的變化（經濟增長），則不是如此，而是由水龍頭開合的變化（經濟自由度的變化）所決定的：你擰開的速度更快些（經濟更多自由），水流量的變化就會更大（經濟增長更快）。

當然，現實的情況要復雜得多，決定一個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諸因子中，包含了從人性、地理、區位、社會等等幾乎所有層面的問題。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經濟自由度最高的經濟體，并不一定是全球經濟最富的經濟體。經濟自由度改善最多的經濟體，也未必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

但無論如何，經濟自由與經濟繁榮的正相關系是很難被反駁的。經濟自由是經濟繁榮的必備要件的結論，已有鐵證。

一個事實是，貧窮的國家總是經濟自由度低的國家。中國的情況正是如此，中國的人均收入仍在全球處于下游，中國經濟自由度在全球處140位的排名。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高速增長的基本面也是如此：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以證明，中國的經濟自由度此間正逐步改善。

上述傳統基金會報告的研究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該指數編制者發現，經濟自由度越高的經濟體，人均GDP明顯越高。這現象在所有經濟自由度水平上均有體現，而且在經濟自由度提升時的效果尤其顯著。

反對者仍會發問：在危機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相對其他國家突出的表現又證明了什么？中國經濟自由度當前可正處在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上，且在惡化。

這個貌似反常的發現，并沒有改變結論。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太多，經濟自由度的改善只是必備要件，但并不能完全決定某個經濟體某一個年度的經濟增長情況。另一方面，數據本身并非完全矛盾：從中國自身的歷史比較看，目前的中國經濟增長正處在十年來較低的位置上。若以2009年經濟增長8.7%的初步測算數計，僅高于2001年的增長8.3%。就這兩年而言，它們恰好是中國經濟自由度最低的時期，也是這十年來經濟增長最低的時期。

如果我們承認上面的結論，那么就經濟自由度問題而言，中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陷阱。

需要注意到，在傳統基金會的統計中，10年來，支持中國經濟自由度的指標維持在一定水平的，主要是靠貿易自由度這個指標。相對于2001年，2010年的貿易自由度指標增加了57%。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幅度。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下、國際貿易壁壘驟然增高的背景下，中國的貿易自由度這項指標仍在改善（2010年的統計微幅改善了1%）。至于其他指標，除腐敗對經濟影響的程度有所改善 （改善6%）外，大都在下降。

10年來，產權和投資自由度指標下降了33%，貨幣自由度指標下降16%，商業自由度指標下降了10%，政府支出的自由度指標下降了6%。

可以說，10年來，維系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就是貿易自由度的改善。恰恰又是這個方面的大幅改善，掩蓋了中國在其他方面自由度急劇下降的現實。

現在，作為中國經濟增長重要動力的中國貿易自由度的改善，已經出現了失速的跡象。這個指標已經連續3年徘徊在71上下。關鍵是，在這一指標失速的同時，其他自由度指標大多仍在下滑趨勢中，相對于上一年，一些指標甚至出現了33%的下滑幅度，如此下去，中國經濟自由度便面臨大幅下滑的風險。

如果我們認同經濟自由的改善是經濟可持續增長必要條件的話，那么，我們可能會發現，中國正面臨經濟增長將會失去經濟自由度這一重要引擎的風險。

不過，也許是中國的幸運，我們在商業、投資自由、金融自由和產權保護等領域的指標非常低，遠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這同時也將意味著我們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間。在這些領域的改善，將構成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我們期待這樣的情景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