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軍。本書作者作為一名知名的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學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態和旁觀者的清醒視角，回顧了30年來中國改革過程中的眾多影響深遠的事件和人物。作者選取了改革進程中的幾個時間點，將視線投向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改革中最為重要的幾個方面，以回顧和研究的方式，向讀者展現了未曾被清晰揭示過的改革內幕。而這其中最為隱秘的，莫過于眾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成長和沉浮，他們又是和那最耀眼的事件渾然一體的。本書將揭開這些不被大眾所知的事件背后的力量。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定價：39.00元
類型：經濟
第二章巴山輪會議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第三章特區試驗場
試驗改革的回聲
第四章分權與增長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第二章
巴山輪會議
在中國，一提到“巴山蜀水”，人們自然就會想到三峽。三峽兩岸崇山峻嶺，懸崖絕壁，風光奇絕。
在24年前，即1985年9月2日，它該是我剛剛開始碩士研究生第一堂課的時候，在這段屬于長江三峽的江面上，有一條游船，它緩慢地從重慶駛向武漢。而在這艘當時屬于交通部的長江游輪“巴山”號上，正在舉行著一個由三十余位海內外經濟學家參加的國際會議。會議是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即后來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會議的全稱是“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但人們還是習慣于把這個會議簡稱為“巴山輪會議”。
會議結束后共整理出了七個重要的專題。但實際上，船上的經濟學家討論的問題主要就是一個：中國應該怎樣調控正在經歷通貨膨脹的宏觀經濟。在24年前，我們的政府和我們自己的經濟學家對轉型中的宏觀經濟及其治理的知識都準備不足。這些問題在“巴山”號輪船上討論了整整一周時間，于9月7日在武漢正式結束。
24年后的今天，如果你在Google上搜索“巴山輪會議”，至少有25 800條關于它的信息，而且大多數是2005年“巴山輪會議”召開二十周年的時候，一些當時參會的中國經濟學家對它的紀念、回憶以及后人對它的評價。的確，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頭幾年，特別是1982～1987年這段時間，思想和學術領域非?；钴S，不僅學者們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策略的研究，而且政府積極推動與支持，是雙方互動最好的一段時間。
回首往事，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以來，幾乎沒有一場學術性的經濟討論會，像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和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那樣，讓經濟學界那么記憶深刻，讓與會者至今都津津樂道。而且，如果說“莫干山會議”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那么“巴山輪會議”則啟蒙了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當然，這兩次會議都無一例外地改變了一群年輕人的命運。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我們先說到底都是哪些人參加了此次“巴山輪會議”。我的手頭從1990年開始就一直保留著一本書，書名是《宏觀經濟的管理和改革——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言論選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編，事實上這本書可能是由出版社公開出版但又僅限“內部發行”的唯一一本關于“巴山輪會議”的詳細資料。這本資料由經濟日報出版社于1986年6月出版。這在之后，198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發展室編輯出版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巴山輪“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文集》，這是一本公開出版發行的文集。
這份資料在今天看來是非常珍貴的。它收入了“巴山輪會議”上討論并由中國經濟學家整理出來的7個專題報告和13位中外經濟學家的專題發言。在書的封2上還插有一幀中國領導人在中南海會見與會11位國外經濟學家的彩色照片。從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認出不少經濟學家，盡管我只與其中的一部分經濟學家后來有過見面的機會。從照片上看出，中國的經濟學家薛暮橋、馬洪、高尚全、劉國光等參加了會見。而受到領導接見的國外的經濟學家當中，我能很容易地辨認出美國耶魯大學的托賓（James Tobin）教授、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Janos Kornai）教授、世界銀行駐華辦事處首任主任林重庚（Edwin Lim）博士以及當時在世界銀行任職的英國經濟學家伍德（Adrian Wood）教授。
我并沒有見過托賓教授本人，只是見過他的照片，熟悉他的形象。他是198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于2002年離世。當年他在“巴山輪會議”上的言論格外引人注目。而科爾內教授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名聲甚旺，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這段時間里。他的《短缺經濟學》 （Economics of Shortage）是20世紀80年代極少數能夠讓我們看到如此高超的分析能力的經濟學著作，它甚至影響了中國新生代經濟學人頭腦中的經濟研究范式。我清楚地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初，《短缺經濟學》還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之前，就在很多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中被廣泛復印和閱讀了。隨后他的其他著作也陸續在中國被翻譯出版。而我與科爾內教授則有過多次見面的機會，一次是1998年9月，在中國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之際，他應經濟科學出版社的邀請來中國參加其著作《短缺經濟學》紀念譯本1 000本的出版發行活動。那年他訪問了北京和上海，在復旦大學，我邀請科爾內夫婦吃過飯。還有幾次是在哈佛大學，在2000～2001年期間，我曾去他在哈佛大學經濟系的辦公室當面請教他，討論轉型的理論問題?？茽杻冉淌诤髞磉€曾委托他的研究助理給我送來了多篇他的最新論文。
而我與英國經濟學家伍德教授相識的時間則更早一些。那是在1992～1994年期間，我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資助，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繼續我的博士后項目的研究，當時伍德教授已回到坐落在薩塞克斯大學內的英國“發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工作。我和他經常一起在IDS的餐廳吃午餐。那個時候他正在從事的研究其實就是后來在牛津大學出版的那本《南北貿易、就業與不平等》著作。這本書稱得上是伍德教授最有影響的研究成果。而在這之前，我是在世界銀行組織的一份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革的項目報告上第一次看到伍德這個名字。他現在執教于牛津大學，2007年4月，在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學院”（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的揭牌儀式上，我與他作為嘉賓巧合地被安排在第一場報告，同臺演講。
其他出席“巴山輪會議”的國外經濟學家還包括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英國牛津大學安瑟尼學院高級研究員）、拜特（Aleksander Bajt，前南斯拉夫政府經濟改革執行委員會委員、斯洛文尼亞藝術與科學院通訊院士）、凱思克勞斯（Alexander Cairncross，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現已去世）、瓊斯（Leroy Jones，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韓國財政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埃明格爾（Otmar Emminger，聯邦德國證券抵押銀行理事長、教授，現已去世）、阿爾伯特（Michel Albert，法國保險總公司董事長、里昂信貸銀行董事）、小林實（日本興業銀行常務董事、調查部主任，現已去世）。
有意思的是，出席“巴山輪會議”的中國方面的人員幾乎都不在大學教書，多半是在政府和學術機構擔任職務的著名經濟學家或官員，也包括了一些初出茅廬的年輕經濟學者。這一方面是因為主辦方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不過，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學的學院派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真正形成，盡管“莫干山會議”上已經有不少青年經濟學者嶄露頭角。
如果以當年出席會議者的年齡為序，那么，60歲以上的中方與會代表是薛暮橋（81歲，時任國務院體改辦顧問，2005年7月病逝）、安志文（67歲，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顧委委員）、童大林（66歲，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馬洪（65歲，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國光（62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在這里我要特別提及百歲老人薛暮橋先生，因為他的一本書對我走上經濟研究的道路影響甚大。我在1981年進入復旦大學讀經濟學時看的第一本涉及中國經濟的書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薛暮橋與鄧小平同年出生，被稱為中國經濟學界的宿將。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1949年建國以后長期擔任中央政府的經濟領導工作。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副秘書長、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等職務。1988年起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1979年，他在“牛棚”和“五七干?！焙馁M11年心血、7易其稿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出版，發行1 000萬冊，成為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演變和經濟發展的啟蒙教材。2005年3月，他與馬洪、劉國光和吳敬璉4人被授予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
50～60歲年齡段的會議代表是戴園晨（59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啟先（58歲，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周叔蓮（56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尚全（56歲，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吳敬璉（55歲，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趙人偉（52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卓元（52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吉元（51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2003年7月病逝）。
50歲以下的參會者包括了項懷誠（46歲，時任財政部綜合計劃司副司長）、洪虎（45歲，時任國家體改委秘書長）、樓繼偉（35歲，時任國務院辦公廳研究室主任科員）、李克穆（33歲，時任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田源（31歲，時任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郭樹清（29歲，時值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研究生）。
從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先生為《宏觀經濟的管理和改革——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言論選編》這本資料寫的序言中可以判斷，會議從頭至尾都是經過精心準備、組織和設計的。會議得到了世界銀行駐北京辦事處的協助（林重庚博士是當時的辦事處主任）。而且，在今天幾乎不可能做到的是，中國方面的上述參會學者，大概60歲以下的，還分別負責書面整理了會議上國外經濟學家的專題發言。
“巴山輪會議”的七大論題
在“巴山輪會議”上，經濟學家們重點討論了宏觀管理的理論和國際經驗，從概念上厘清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改革的目標以及經濟調控的手段等。會議最后形成了七大專題報告，它們分別是“目標模式和過渡步驟”、“財政政策與宏觀管理”、“貨幣政策和金融體制的改革”、“收入政策與宏觀管理”、“經濟增長與投資問題”、“通貨膨脹和價格問題”以及“實現宏觀經濟間接控制目標的一個重要前提”。
沒有必要全面介紹這七個專題的討論內容，需要重點回顧的是其中兩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因為這兩個問題可能對中央的決策形成在實際上產生了影響。第一個問題是改革的目標與戰略方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標模式和朝市場經濟的過渡步驟?？茽杻冉淌谠谶@個問題上給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構造。
他把協調機制區分為兩種類型：行政協調和市場協調。每一種協調機制又可分為兩種具體的形態。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協調（1A）、間接的行政協調（2A）、沒有控制的市場協調（1B）和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2B）。這個概念組合對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有非常大的影響，而且在會議上，大多數學者都沿用了這個概念組合并且原則上同意2B應該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與會學者還一致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要達到這個目標，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中國的改革起點不是1A，而可能是半個1A。用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的話說，中國從1A向2B的過渡將是再一次的長征。
關于過渡的方式，討論主要集中在“一攬子改革”上。與會的國外經濟學家都比較強調“一攬子改革”的重要性，認為改動經濟體制是不能零敲碎打進行的，改革需要整體配套。根據郭樹清和趙人偉整理出來的報告來看，會上的代表多次強調了價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張要盡快設計推出以價格改革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托賓、瓊斯等在內的經濟學家還提出，等價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進資本市場和外匯的改革，而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托賓的這番話曾被解釋為“中國10年內不要搞資本市場”。而且這番話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之間關于中國資本市場的辯論中，多次被吳敬璉教授引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這個意見對1988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會議形成的價格和工資改革的“闖關”決定應該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巴山輪會議”上的討論對中央的決策可能產生了影響的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判斷當前的宏觀經濟態勢以及如何實施宏觀治理的政策。會議上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出現了過度需求，用托賓的話說，這么多經濟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作出了相同的診斷，這一情況說明中國政府應當對此給予充分的重視。
如何治理過度需求的問題自然成為會議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多數經濟學家也一致地認為中國應該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所謂“雙緊方針”），并對中國銀行體系的現狀和中央銀行的職能等技術性問題給予了比較多的改革建議。
此外，會議上還特別針對收入分配的政策進行了研討，這是因為在當時，工資上漲和消費基金的膨脹蔓延正成為中國經濟學家關注的熱點問題。
科爾內教授指出，經濟改革有很多風險，主要風險之一就是要求增加工資的壓力過強，如不能正確處理，可能帶來嚴重的問題。托賓的意見是，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會導致工資（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他給出了一個教科書上的公式：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物價上漲率等于名義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之間的差額。他認為，政府必須控制名義工資的過快增長，上述公式應該掛在經濟主管機關辦公室的墻上，時刻不忘。
在開始改革之后，特別是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的工資增長和消費基金膨脹的局面迅速蔓延。在1985年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組織的大型調查中，獲得了1984～1985年間工資上漲和消費膨脹的實際信息。根據這一調查報告，“1984年勞動生產率提高了7.8%，國民收入增長了12%，而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了22.3%，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全體居民貨幣收入額增長了25.3%，社會集團消費中行政管理費支出增加了38%。我們調查的城市消費基金增長高于全國水平。這種城市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和社會集團消費三者同時大幅度上漲的現象是建國以來罕見的。1985年，三種消費基金還將比去年再增加800億元。我們面對的是消費基金的全面膨脹”。
該報告還調查了消費基金膨脹的特征。根據調查發現，消費基金膨脹的主要表現包括：（1）企事業單位超發獎金、濫發實物、隨意增加津貼、擴大浮動升級；（2）“賬外灑漏”：即單位通過“賬外”方式發放和增加各種職工收入。如套取現金、公款私存、利用勞動服務公司作為小金庫、對外承包等；（3）國家用于職工福利、物價住房補貼以及其他轉移支付的基金迅速增長。這就導致中國的實際工資成本（勞動力價格）迅速上漲了。在當時，賬面工資占總成本的比重不到10%，但加上各種福利支付和補貼，工資性支出比重則達到了15%以上，超過了日本 13%和前蘇聯15%的水平。
由于消費基金的膨脹轉入更加隱蔽以及采用“體制外”的支付方式，造成國家統計局對企事業單位的工資總額的統計數據產生嚴重的向下的誤差。調查報告中對國家統計局的工資總額的統計數據與來自銀行的工資性現金支出數據進行了核對，結果發現兩者之間的缺口在1984年以后跳躍性地擴大了。
那么，怎么控制工資的過快增長呢？在“巴山輪會議”上，布魯斯提出，單純使用經濟手段難以保障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正確關系，需要考慮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預。托賓也主張，中國政府不能馬上放棄行政的控制。他甚至建議把目前由銀行監督工資總額發放的辦法逐步改成控制每小時工資水平的辦法。也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當前使用的對超額發放的工資實行征稅的政策應該嚴格執行。但是，總體上，與會的國外經濟學家認為，在西方，由于工會組織和其他因素，政府控制工資過快增長的經驗并不多。但是大多數經濟學家不主張把工資與物價掛起鉤來，這種“收入指數化”的主張在會議上沒有得到認同。
從1985年的情況來判斷，大多數經濟學家大大低估了中國非國有部門的擴張以及勞動力跨部門和跨地區流動的發展速度。實際上，中國的工資增長過快和消費膨脹的問題最終是在非國有部門的崛起與勞動力自由化的過程中得到解決的。不過，這些問題在當時的“巴山輪會議”上似乎還沒有人能預料到。
但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于1985年組織的那場大型調查報告對中國如何解決工資增長過快與消費基金膨脹的問題卻超前地作出了重要預測。這份由李峻和夏曉汛負責執筆的調查報告《消費膨脹：改革與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在結束部分這樣寫道：“在當前宏觀失控局面未扭轉之前，為了鞏固現有的各個成果，并為進一步改革創造機會，對消費基金加強行政管理約束是必要的，但這不是我們的目標。就中長期來看，對勞動力價格的管理從僵硬的計劃管制下解放出來，開放勞動力市場，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潛能釋放出來，由市場機制——勞動力的供求關系來決定相對工資水平，從機制上抑制勞動力價格上漲趨勢，把國家從煩瑣的具體工資標準的設計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從事宏觀分配政策和工資基金總量的管理，是改革的方向?！笔聦嵶C明，今天倒是真的做到了。
第一章莫干山上論戰價格改革
莫干山會議
雙軌價格的經驗
關于雙軌制的爭論與“配套改革”動議
價格雙軌制：是奇跡還是神話
第二章巴山輪會議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1985年的通脹辯論
“巴山輪會議”的七大論題
中國經驗的理論貢獻
第三章特區試驗場
試驗改革的回聲
創立特區的政治經濟學
特區的制度試驗
特區為什么會遭遇經濟學家的批評
特區與沿海開放戰略：空間經濟學的視角
特區的使命
第四章分權與增長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分權的政治
1978年以后的財政分權
分權財政告訴了我們什么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非銀行金融機構
外資銀行
金融市場
民間借貸市場
中國金融體制的特征
中國經濟的貨幣化進程
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熊彼特可能錯了嗎
小結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再試再錯的改革：承包國有企業
改制
地方試驗
雜交的制度：新國企的出現
試錯的遺產：“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業研究
附錄
蘇聯悖論——讀蓋達爾《帝國的消亡》
后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