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社論 上周，加息傳聞此起彼伏，股市重挫，投資者也有些六神無主。其后有消息稱，一月份前兩周新增貸款超過1.1萬億元，央行對放貸多的銀行采取了懲罰性的差別準備金率。宏觀政策開始重新回到國際金融危機前的軌道。

通脹預期日漸強烈，央行的行動速度可能會超過市場之前的猜測。加息時間可能大大提前，甚至也早于美國。如果金融機構不聽招呼，一些行政性強制手段勢必會再度啟用。機構、市場和決策者之間的博弈會貫穿期間，央行則處于舞臺中央。由于進出口回暖，今年中國順差規模還將進一步擴大，如果央行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回收流動性面臨的壓力更大。

不過我們以為，政策權衡不應僅僅局限于貨幣政策，基于危機管理的一攬子政策都需要重新權衡和考慮。比如說，兩年四萬億的政府投資計劃是否還有必要在今年內完成？要知道去年中央就有2000億元的投資沒有下達，如果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張，對于通脹或有推波助瀾之憂。

經驗證明，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確存在擠出效應，有政府扶持背景的大國企的投資，對民間投資同樣也有擠出效應，如果說，政府在危機處理階段，認為借助于國有企業可以更便利地實現自己的構想和目標，救經濟于危局，現在則不妨放下或深或淺的國企情結，重新擺正所有投資者的位置。

尤其應注意，民間投資跟很多應急政策是無法共處的。很多地方政府在應對危機的時候走上了前臺，政府對微觀經濟的深度干預，被當作一些地方成功應對危機的經驗之談。這種做法恰當與否當時就存在爭議，可以肯定，當宏觀政策逐步正?；臅r候，政府依然深度介入，啟動民間資本就無從談起。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重新檢視2008年末至2009年出臺的一些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操作行為，將市場的仍歸于市場，而不是沿襲舊政，乃至強化一些領域中的政府管制和干預政策。比如說，去年出臺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有效地提振了信心，但是在具體操作上，尤其是對跨地區兼并重組的規劃，則帶有鮮明的行政色彩，這并不利于市場主體在競爭格局中做強做大，反而可能形成新的地區割據，強化地方利益對經濟主體的干預。

類似于這些政策，仍應清晰辨析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如若對政策作出進一步的細化，更應該考慮更加強調市場配置資源，摒棄政府“拉郎配”式的指導和干預行為。

去年，煤炭、天然氣等資源價格改革遲滯未動，其中一個原因是消費價格逐月回升，通脹預期抬頭。對依然疲弱的經濟來說，保持價格穩定有好處，但是長期而言，改革動作遲滯不利于理順價格，價格信號錯亂，客觀上也會對投資過度推波助瀾，各地政府不能用價格信號引導投資者行為，最終就只能持續采用行政的方式淘汰落后產能，實踐表明這種做法難以奏效，也很容易傷及民間投資者。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重回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確認拐點的標志是民間投資重新啟動，占據了半壁江山。因為只有民間投資的活躍才表明經濟真正具有了活力，市場成為經濟成長的最大驅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宏觀政策正?；?，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之手應該主動退，干凈徹底地退，要比經濟刺激政策退得更快。這也是激活民間投資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