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誕夜那天，收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它是在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基礎上升格而成立的新機構）陸靜斐小姐發來的郵件，內含一封他們即將于1月16日舉辦的學者與媒體間的“圓桌對話”的邀請函。頗讓我回憶起了一些往事。
10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大概正熱切地期待著第二屆“財經獎學金項目”的回復。那時我是上?！段膮R報》財經版的編輯，那時尚未發表《基金黑幕》、《莊家呂梁》、《銀廣夏陷阱》……的《財經》雜志還遠不像今天這樣聲名遐邇。幸運的是，申請書上赫然寫著的為這個獎學金班授課的那些老師們——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的名字，足以讓一個見識不算多的年輕新聞工作者砰然心動。
2000年春節過后的2月底，我如愿來到朗潤園報道，見到了這些已在報紙版面和電視熒屏上熟知了的教授們，也第一次見到了胡舒立。朗潤園是個古色古香的中式庭院，離無數青年學子神往的未名湖（當時表面還結著厚厚一層冰，經常有學生在上面滑冰）不很遠，它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所在地，不過10年前的它還相當狹小局促。2008年5月我去北京參加財經獎學金的“十年百人會”（獎學金每年辦一屆，每屆錄取10個名額，所以辦了10年正好培訓了100名學員）時，曾專程去參觀了擴建過的新朗潤園，那種氣象真是今非昔比，但愿這是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過去10年發展的一個縮影。
“財經獎學金”由胡舒立與林毅夫共同發起，創辦于1999年，它是《財經》雜志與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合作主辦的旨在為全國媒體工作者提供經濟學培訓的一個項目。在2008年5月的那個排場盛大的“十年百人大聚會”上，胡舒立還向我們講起了10多年前她是如何與林毅夫在廣州一家酒店大堂的咖啡桌上策劃這個項目的情景，很有一番撫今追昔、冷暖自知的味道。當時，林老師已經獲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即將前往華盛頓赴職，大家都說以后再見他一面不易，紛紛圍著他問候合影。很多同學興致高昂之余，甚至憧憬起《財經》雜志和“財經獎學金”的“下一個十年”來……沒有人會預見到，對一手創辦這份雜志的胡舒立來說，它已經沒有下一個十年。
然而，失去了胡舒立及其團隊的這本雜志本身以及以它名義主辦的這個獎學金項目，究竟還會不會有下一個十年？相信這是許多中國媒體人都會熱切關心的嚴肅問題。
在踏進朗潤園的致福軒——不大的致福軒是當時朗潤園的正廳，也是唯一可供教授和研究生們開seminar的一間會議室——之前，我已經做了將近10年經濟記者。不過，如今回想起來，那里的每一趟課，幾乎都在我原來的觀念世界里打下了烙印深刻的問號，并從此改變了我看問題的方式。
在那里我懂得了，“價格”這個東西，看起來是商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制定”的，但本質上是在市場交易過程中被“發現”的，它是交易的結果。也就是說，買賣雙方都只是價格信號的被動接受者，而價格這一信號所反映的是市場中的供求關系。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說，世界上不存在“合理”或“不合理”的價格，只存在“真實”或“虛假”的價格。在“真實”的價格上，供求關系達到平衡，不會有買家愿意再多出錢，也不會有賣家肯再降低標價；在“虛假”的價格上，不是過剩就是短缺。因此，假如政府試圖以行政力量強制控制價格變動時，則必然扭曲整個市場行為并可能帶來嚴重的后果。反過來說，如果沒有自由的市場交易，則就無所謂價格。這就是當政府強行壓低醫藥費用以后立刻會發現社會上的病人成倍增加的原因，這也是不公開轉讓的國有企業的價值不可能被公正界定的根源……
在那里，我還懂得了，對于政府的政策，我們既不能不當回事，也不能太當回事。之所以不能不當回事，是因為政府的錯誤政策經常會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害；之所以不能太當回事，是因為政府政策對于改善經濟和社會的作用往往是十分有限的。大量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不論中外，政府對經濟社會的破壞力很強而建設力很弱。例如當下，如果對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信以為真的話，我們就應當感到非常奇怪：既然已經發生了如此排山倒海的危機，政府都有辦法力挽狂瀾，那么它早干什么去了？何以竟未能防患于未然，在危機尚未爆發前就及時將它消弭于無形？事實上，我們或許不能否認，市場本身的確是會犯錯的，但絕大多數不正常的經濟起伏乃至危機，都是政府的錯誤行為直接造成的。
我至今還對宋國青老師的一堂討論課印象深刻。記得他的第一句話是這樣的：每當有個什么事情顯得特別重要的時候，你們媒體總會說：要辦好這事，首先是政府加強管理。我卻總想說：正因為這事特別重要，所以政府更要慎重對待，能不管最好就不要管。這段話的內涵，我事隔好多年后才覺得自己始能真正理解。
普通人看見社會上某一領域（行業、地區）秩序不盡理想的現狀，第一反應便是：應當更好地“管”。而他們的所有經驗都指出，要加強“管”的力度，提高“管”的水平，先決條件是要有一個更有權威和能力更強的政府（或政府機構）。然而經濟學家大多不這么看，長期的實踐經驗和理論訓練一般會使他們傾向于認為，正是不恰當的“管”導致了這個領域的混亂秩序。他們總是試圖通過引入更有效率的競爭來予以改進，而不是將希望寄托于一個排他性的政府管理機構。甚至，對經濟學家來說，把管制力量壓縮和降低到最低限度，本身就是改善一個市場的首要前提。
從這個意義上，正如一些批評人士指出的，學過經濟學的人大多自然而然地具有自由主義傾向。我們看到，西方知識分子大多為左派，惟獨西方經濟學家中像克魯格曼這樣的左派并不多。誠然，西方經濟學家也無時無刻不在批評政府，但他們批評的理由卻往往與一般人文知識分子南轅北轍。
10年前的朗潤園對一個30剛出頭的年輕記者產生的影響當然遠不止這些，這段短暫的學習經歷在我個人身上塑造了一種強烈的“問題意識”。正是借助這種“問題意識”，在以后的歲月中，我才得以自覺地走出一段時期里在國內甚囂塵上的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如今回想起來更能深刻地體會我們這一屆的主授老師盧鋒教授在開班第一堂課上那段開場白似的話的涵義：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使稀缺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從而產出最大社會福利的學問，但最大的產出并不能夠與全社會最高的滿意度劃等號。經濟學家不講道德，不是因為他缺乏道德，恰是因為他的謙遜——他要恪守自己的學術邊界。
的確，大千世界上有許多事情，并不是以追求效率為最高目標的。牢記這一點，在當下矛盾重重的中國社會尤其重要。近年來經濟學家在民眾中的聲譽一落千丈，有人甚至拼湊出一套滑稽可笑的所謂經濟學家“雷人語錄”，來將他們妖魔化為“精英階層和既得利益的代言人”。這既與普通人的智識水平和理解能力密切相關，但一些半吊子“經濟學者”擺出一付全知全能的狂妄姿態在幾乎所有領域里出謀劃策、指手畫腳，也是脫不了干系的。在許多領域——如教育、衛生、法治——里，經濟學確實可以充當很好的參謀，但它應當謙虛地避免成為主角。
以我個人的感受來說，經濟學也許是所有人文社會科學中最接近于自然科學的的一門學科，它不像許多財經評論人士想象或自認為得那么容易無師自通。如同我上文列舉的那個“管”的例子，經常借助于“演繹”和“計算”的經濟學在很多地方是“反常識”的。過去20年來中國社會彌漫著一股所謂“回歸常識”的思維氛圍，根據我的認識，這應當是指從僵化的“主義”中解放出來，是對無處不在的各式意識形態的一種解毒劑。但它并不應當侵害到正常的學術研究以及運用學術工具分析社會現實的科學態度?！盎貧w常識”是回歸人性，而不是奔向無知。
正是因為這些年來社會民意的劇烈轉向，像《財經》雜志和“財經獎學金”這樣的媒體平臺和媒體人教育平臺才尤顯其稀缺和寶貴。是它們，堅持不懈地給這個紛亂煩躁的時代注入一絲清涼的理性。
就在幾天前，我與老朋友何剛在MSN上聊天。這位《財經》雜志的新任執行主編告訴我，財經獎學金今年將停辦一屆。這個消息，我隨即也從北大方面負責這個項目的聯絡人陸靜斐那里得到了確認。說起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財經》這一方剛剛遭遇這么大的動蕩，一時自然很有可能心力不濟；而從北大這一方來說，它也需要有一個重新適應的過程。但不知怎么，這個信息還是令我有些黯然。好在無論是何剛還是陸靜斐，他們都向我傳遞了同樣的信心：雙方主觀上都是非常希望繼續把它辦下去的。陸靜斐還特地告訴我，周其仁老師他們現在越來越認識到有這樣一個平臺的重大意義，不僅希望辦下去，還希望更主動，使它將來辦得更出色，這也是1月16日這個“圓桌對話”的初衷之一。
現在還很難預料新《財經》的未來，但身為這個獎學金的100多個幸運的受益者之一，我真的很希望它能夠不因雜志本身的變故而夭折或受到傷害，理性水平并不高的中國傳媒業不能再失去這樣一個難得的教育平臺。
但不論它能不能繼續辦下去，是不是依然冠以“財經獎學金”之名，它的創建者們為推動中國傳媒專業化水平的提升而做出的貢獻，已經為歷史所銘記。
（文章來源：2010年1月17日《南方都市報》，作者系知名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