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黃小偉 在山西煤改中“受傷”的浙江商人再次反戈一擊。近日，“致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會員及全球浙商的公開信暨浙商年度投資預警”（下稱“公開信”）在杭州發布?！肮_信”羅列了“2010浙商投資（中國）最佳城市”候選名單，同時也對 “2010浙商投資預警區域”進行了提名。進入風險預警“黑榜”的地區一個是山西、另一個則是迪拜。（詳見本報13版報道）

“公開信”對于兩地入選“黑榜”的解釋是，在山西煤改中，由政府指定交易對象、交易價格、交易時間和交易方式，剝奪了企業的正常經營決策權，給投資者帶來巨大政策風險。而迪拜危機則屬于市場風險。

在市場經濟中，對于任何一項投資，投資者都必須預估可能存在的各種風險。浙商之所以能取得今日成就，關鍵一點就在于其對正常投資風險的理性認識和正確把握。相對于山西煤改來說，迪拜的市場風險并沒有引起多少怨言，更多源于浙商對于不可測的市場風險有心理預期。而山西煤改則有所不同，這場改革激起了諸多爭議，根本原因在于風險的制造者不是市場，而是地方政府。

有一點需要厘清的是，逐步減少小煤礦的數量，壓縮小煤礦的產能，打造高效、先進的大型煤炭企業，發揮煤炭資源的規模優勢，這無疑是山西煤改的正確方向，也是未來中國煤炭資源整合的總體趨勢。山西省省長王君曾公開表示，煤炭整合是“政府協調指導與市場作用發揮相結合”。問題是，政府在這場整合中發揮的協調作用是否過當，是否已經越俎代庖？

在山西煤改方案中，引起浙商非議最大的就是補償方案。據已公開的測算，浙商在山西約有幾百個礦區，投資額在500億元左右，按照目前的補償方案，浙商將會虧損數百億元。目前大部分浙商已經移交了礦產，但絕大部分都難以接受補償協議。如果按照市場機制，兼并雙方的談判是基于市場價格的，那么政府的作用是制定規則，以保證談判的公平性，而不是參與其中的談判，更不能以公權力影響談判的結果。但在山西煤改方案中，浙商認為地方政府 “視原定契約以及核準為廢紙，置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于不顧。這種明顯違背國家現行法律、與市場經濟公平自愿契約原則沖突的煤改政策給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風險”。

經過三十年市場意識的培育，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我們無須再作更多的理論闡述，裁判員與運動員的角色定位足以說明一切。但在很多時候，政府之手依舊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我們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缺少更多的監督和制約力量，以致公權力有濫用傾向。

雖然此次浙商以一個民間組織的身份為地方政府打分評級，其公信力有可討論之處，但是其正面意義在于，政府權力受到了市場力量的監督。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招商環境的好與壞，將直接影響到外來投資的多與少，這又是與地方GDP相聯系的。浙商公開信最后說，“我們改變不了環境，但可以改變自己?！边@對任何一個仍以GDP作為政績考核主要指標的地方政府來說，都是一個不能不正視的警告。

對于政府公權力的約束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如今中國相當多的資源已經由市場配置，政府體制應該做必要的調整和改革，以適應市場化進程。如果政府在經濟方面的權力過于強大的話，就會對下一步的改革造成障礙。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需要更多對政府的評級，從而將公權力約束在它應該出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