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

作者：張軍

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定價：39.00元

2008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共中央舉行了大型的紀念活動。為什么紀念大會是在12月18日召開呢？因為三十年前的12月18日召開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持續了5天，但是在這5天會議前準備了36天。也就是說，這次會議加起來差不多是41天的時間，這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在這次會議的閉幕式上，鄧小平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說法，其中特別強調了“解放思想”。

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一項決議：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發展。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也就是1978年，中國實際上發生了很多事情。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復旦大學讀書，對1978年有一點兒印象，那一年最深刻的記憶是高考恢復了，但是我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印象并不深。到了1984年和1985年，開始有一些老師、朋友談論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比較有趣的事情，比如“莫干山會議”。

我演講的題目是《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是我恁自己的記憶以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三十年的改革歷程?，F在有越來越多當年親身經歷并參與過改革的人寫回憶錄，提供很多細節和片斷。當然他們之間也有很多爭吵，比如爭論雙軌制是誰提出的，誰是市場經濟的最早提出者等。我對這些糾葛并不感興趣，但是我的觀察涉及到了這些爭論背后真實的內容，現在也有更多文獻和資料對這段歷史進行了披露，還是可以解釋清楚其中的一些爭論的。 

另外，我最近也看了很多書，比如《李鵬經濟日記》，還有一本書是《帝國的消亡》，主要是講1985～1991年間戈爾巴喬夫推進蘇聯改革為什么會失敗。蘇聯這六年失敗的經驗教訓和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推進的漸進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們要反思的問題是，為什么蘇聯的改革是失敗的？為什么中國在1987年、1988年幾乎面臨與蘇聯相似的厄運，但1992～1995年這段時間內，大部分的結構性改革卻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部完成了？這里面其實有很多精彩的片斷。

我想先從一件事說起。昨天我在飛機上看一本書，是涂俏女士寫的報告文學《袁庚傳》。這本書里提供了一個很有趣的細節：袁庚早期在中央調查部里工作，調查部似乎是一種情報機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部里有人誣陷他是叛徒和特務，結果他被抓起來坐了5年牢。1977年鄧小平復出時，袁庚也復出了，他是葉飛的老部下，經葉飛介紹，交通部派他主政交通部在香港的招商局。

袁庚到招商局之后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些改革?？墒撬l現，香港的地價、勞動力成本非常高，他就想回到廣東做一些事情，后來就有了蛇口工業區。蛇口工業區是1978年袁庚到香港之后回廣東考察時產生的想法。他覺得應該在廣東做一些在香港做不了的事情，就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一方面他希望自己被誣陷的案件能夠得到平反，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他要向李先念副主席匯報，希望在關于蛇口的方案上有所突破。

當然，后來李先念批示同意了，于是就有了蛇口工業區。實際上它是早于深圳而設立的一個特區。1979～1990年，當時習仲勛等一批人向中央提出方案，希望廣東的寶安縣享受特殊的政策發展出口加工業。為什么當時會想到在寶安呢？因為寶安在1977年出現過非常嚴重的逃港事件，每天逃去香港的大約有幾千人。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去了寶安，當地的領導就向他匯報了寶安非常惡性的偷渡事件，希望加強在當地的兵力以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當時鄧小平就有了很多想法，他沉思了很久沒有說話，最后說這是因為我們的政策出現了問題，不是軍隊可以管得了的事情。1977年說這些話時，地方領導人完全聽不明白鄧小平的意思。一直到一年半之后，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去寶安才“破”了這個題，谷牧說希望不久的將來，大家可以從羅湖橋上走過來。這樣大家就明白了，鄧小平的意思是我們必須在寶安這個地方改變政策，發展經濟。據說當時在寶安，一天人均工作8小時只能賺兩毛錢，而在香港一個月可以賺2000港元。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地的領導和習仲勛等提出中央能不能給廣東一點特殊的政策，首先應該解決寶安的偷渡事件。這時谷牧也好，鄧小平也好，本來這都是腦子里在想的事情，一看到報告，很快就把深圳作為特區的事情定下來了。這之前有一段插曲，因為袁庚最后一次去見李先念，帶著很多人在李先念辦公室談，說中央應該批給他一塊地。李先念是舉重若輕的人，他拿出廣東的地圖，在上面看到一個半島，就對袁庚說“整個半島給你好吧”。那片地相當于現在的深圳這么大，300多平方千米。袁庚沒有思想準備，他不敢要，后來就只要了300畝，1.21平方千米。所以在《袁庚傳》里，寫了袁庚對當時沒有多要一些地感到很后悔。

在這個過程中，深圳特區的概念也在逐步形成。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在1977～1979年這段時間里，廣東作出了很大貢獻。首先是因為廣東受到香港的影響很大，“文化大革命”時中國是封閉經濟，很多事情是通過香港展開的。包括唐山大地震時購買很多儀器設備救災、進口很多藥品，都是通過中國駐香港的機構運進內地。所以廣東了解香港的情況，香港有很多像李嘉誠、霍英東這樣有實力的企業家，他們都希望能夠在廣東做一些事情，所以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是很有道理的。

深圳這個名字定下來之后，當時廣東的領導向葉劍英匯報，想確定是出口加工區還是貿易加工區，葉劍英說這要小平來定。經過葉劍英的推薦，廣東的一些領導到鄧小平家里匯報，鄧小平就說叫特區吧，當年我們在陜甘寧搞的就是特區嘛。這樣廣東也吃了一顆定心丸，深圳就叫特區了。1980年8月26日公布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是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的，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深圳和蛇口在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經歷了非常惡劣的環境和輿論壓力，因為要嘗試新的體制，所以受到了大家的攻擊?！对齻鳌防锞吞岬缴呖谝欢绒k不下去，還出現了一些事故。

曾經有一篇文章說深圳“特”在什么地方，挑起了在1985年、1986年關于深圳的一場大爭論。大家都認為深圳不應該再辦特區了，深圳賺了內地人的錢，資本都是來自于內地，沒有賺到外國人的錢，當時就有一個對深圳的評價說“發光的不是金子”。眼看著特區的試驗要走向失敗，但因為鄧小平的“南方談話”，這種質疑又被擺平了，中央在政治上給予廣東比較好的政策環境，所以后來的蛇口、深圳都發展得比較好。

當然，廣東在這個時候也抓住了一個機會，很多報告中央領導人能夠聽進去，也是因為此時的大環境正在悄然發生著改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幾個月，中央領導人密集地出國訪問，約20人次訪問了50個國家。首先是谷牧率團去了歐洲，訪問時間大概是一個月。鄧小平在1979年1月訪問了美國，之前的1978年，鄧小平去了東南亞和日本。鄧小平去了新加坡之后，在很多場合講到中國一定要開放。鄧小平在日本訪問期間坐了新干線，還看到很多先進的電器，對國外的發展有一個很深的印象，覺得開放很重要，所以蛇口和深圳的方案很容易得到領導人的認同。

現在我們把視角拉回到經濟學家的隊伍內部。1979年4月，在江蘇無錫召開了一次很重要的會議，劉國光等老一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都出席了會議，很多當年參加過這次會議的人都在寫文章回憶。這次會議討論的是按勞分配。但是在這次會議上爭論的一個焦點，是關于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從1979年開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老一代的中國經濟學界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討論的題目就是計劃和市場的關系，1990年吳敬璉發表了一篇很重要的關于計劃和市場關系的文章，但對此仍然是有爭議的。一直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才使這件事情平息，他說計劃和市場與制度沒有關系，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

劉國光先生寫過一篇回憶文章，提出中國不能光搞計劃也要有市場。這篇文章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內參上，送到了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有一段很長的批示，認為這是思想上很重要的突破。這篇文章也給西方傳遞了一個很重要的信號——中國開始講市場了。

市場這個概念提出來后，一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中國改革的第一份報告《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才算正式開始了市場經濟改革。如果是這樣，中國的經濟改革三十年就應該重新計算。從提出改革的時間來說，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但是如果從第一個改革的文本推出來說則是1984年。鄧小平對這份文件的評價非常高，他說這份文件是中共歷史上的里程碑，里面講了老祖宗沒有講的話，有新意。1984年的這份文件是建立在1978～1984年老一代經濟學家討論市場和計劃關系基礎上的，對計劃和市場開始有了一些基本的解放性看法，不是那么禁錮在傳統教科書的層面上。

當然那個時候對計劃經濟的描述還是很清楚的，計劃經濟是我們整個經濟制度的根本，沒有指令性計劃就不叫社會主義。但是不管怎么樣，已經算是有了一個很重要的突破，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所做的事。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前世界銀行駐北京的首席代表林重庚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當年和中國政府官員接觸的情況，當時他希望中國能和世界銀行建立起聯系。1978年前后，他為了這件事情一直在北京奔走，但受到很多限制，他找到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趙人偉。慢慢打開局面后，世界銀行主動提出要為中國做一次為期三個月的全面調查，寫一份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報告，給中國政府提供一些重要的決策參考，也可以網羅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家到中國來。

1981年的這份報告很成功，1984年鄧小平就提出再請世界銀行來做一次報告。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不僅是組織專家來做調研和寫報告，更重要的是1981年世界銀行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有所接觸，開始想到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們請到中國來。當年的東歐經濟學家也是面臨幫政府作咨詢，研究到底怎么進行改革的問題，但東歐畢竟走在了中國的前列，他們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行改革，有一些經驗。此后從80年代初開始他們每年都來中國，那個時候我正好念大學，所以這一段歷史我是親身經歷的。東歐的經濟學家在中國發表演講，我們聽到這些演講內容后眼睛都睜大了，因為我們當時在學的都是經典作家的作品，《資本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斯大林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教科書等。所以當時東歐經濟學家說的話我們不懂，但是又覺得很科學，讓我們耳目一新。

今天大家都知道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但當時在大學校園里幾乎就只有手抄本，而且是英文版。書的寫法、分析的角度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經濟學的這一套體系之上，不是傳統的斯大林式的語言，沒有主義、沒有意識形態在里面，比較客觀，所以完全影響了中國年輕一代，甚至影響了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國內目前比較活躍的這些經濟學家。翻翻20世紀80年代《經濟研究》雜志就可以看到，幾乎每一期都有年輕人發表的論文，其中必講科爾內、必講東歐經濟學。

世界銀行還想幫助中國社會科學院培養一些年輕的經濟學家，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就想到派年輕一些的經濟學家去西方學習，吳敬璉算是人選之一，當時他還不到50歲，還有黃范章等。吳敬璉后來回憶說，他到耶魯大學后天天和年輕的學生一起聽課。

當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世界銀行把東歐經濟學引入到中國，在1982年請了數位在東歐比較知名的經濟學家，和中國的經濟學家一起在莫干山上召開了一次封閉性的會議。東歐的經濟學家、中國本土的經濟學家在一起討論改革的模式、到底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怎么處理、東歐的經驗是什么等內容。這次會議的對外報道很少，大家只知道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

因為世界銀行的建議，東歐經濟學家在20世紀80年代初紛紛訪問中國，開始影響中國當時的經濟學家。這一批經濟學家實際上在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深受東歐的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家的影響。簡單說，就是他們認為中國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要改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支持給地方放權讓利。中國的改革在20世紀80年代會走上放權讓利式的道路，實際上跟當時東歐這一批經濟學家在中國的影響力是有關系的。

在20世紀80年代，大多數經濟學家討論改革模式以及如何改革時，基本的思路都是建立在放權或者分權上。80年代很重要的分權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權，這推動了地方的積極性。加上東歐經濟學的影響，當時中國的經濟開始有了變化，中央和地方的分權也基本上完成，地方政府有了足夠的積極性，這時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如果說早期是局部的，廣東先辦特區，安徽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被默認了，那么慢慢地，中國經濟整體都開始發生變化。但是對中央政府來說仍然面臨不清楚改革到底要改成什么樣，將來的體制是什么樣，我們如何推進市場化的改革等問題。所以亟需中國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給出一個方案，告訴中央政府改革應該怎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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