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李翔 還有誰記得葉戈爾·蓋達爾？

將近20年前，35歲的葉戈爾·蓋達爾是全俄羅斯最前途無量的年輕人。他代表著這個國家的一代新人。如果說戈爾巴喬夫以非凡的勇氣終結了前蘇聯，結束了冷戰，重塑了整個世界，那么蓋達爾要扮演的角色，是將帝國解體之后的俄羅斯導向一條市場化道路。他的爺爺14歲時參加紅軍，是布爾什維克革命造就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父親是知名的共產黨記者和菲爾·卡斯特羅的朋友?！吧w達爾”這個姓氏在前蘇聯具備某種特殊的魅力——后來，葉利欽說，在選擇他的內閣部長時，“蓋達爾”這個姓氏對他的決定不無影響。但出生于1956年的葉戈爾·蓋達爾卻被亞當·斯密迷住了，在長達十年的時間內，他將斯密的兩本書奉為自己的最愛。薩繆爾森、李嘉圖、弗里德曼和凱恩斯也都是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讀書時最熟知的經濟學家。

1986年，30歲的蓋達爾和同他志同道合的一群經濟學家在列寧格勒郊外的蛇山聚會，在一個破舊的療養院內討論經濟學和國家的發展方向。這個團體就是后來主導了俄羅斯經濟改革的青年改革派。當然，1986年時，所有的俄羅斯人都熱衷于圍著燃起的篝火，一邊享用美味的羊肉串，一邊同自己的朋友討論這個國家必須采取的改革方式?？墒沁@群年輕人與眾不同，他們都接受過良好的西方經濟學訓練，在內心深處明了這個國家未來的發展取決于怎樣的改革方式，同時堅信他們能夠影響歷史，改變國家和億萬人民的生活。蓋達爾在研討會的結尾說，剛剛結束的研討會只有兩種可能的結果。第一種是，這群仍然籍籍無名的年輕人將會掌握蘇聯經濟，改變它的計劃體制，讓它高速發展，他們將會身居高位，尤其是他和紅發的丘拜斯；另外一種可能是，他們將會因為自己的理論而遭受牢獄之災，甚至面臨死亡的威脅。

1991年11月5日，克里姆林宮的一個電話宣布剛滿35歲的蓋達爾將成為總統葉利欽的最高經濟顧問、財政部長和政府副總理。葉利欽決定將這個國家的經濟交到以蓋達爾為核心人物的青年改革派手中。這個禿頂、圓臉、個頭不高、個性柔和的年輕人終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機會去改變整個國家，使其脫離經濟不振和物質緊缺的軌道。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已經眾所周知——人們熟悉到幾乎要將它遺忘，蓋達爾和丘拜斯為首的青年改革派為俄羅斯設計了后來被稱為“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路線。他放開了價格管制，嘗試喚醒俄羅斯人身上潛藏的企業家精神，而后來的總理丘拜斯則設計了私有化改革方案，不情愿地制造了我們稱之為寡頭的經濟巨獸。

2009年的12月16日，53歲的葉戈爾·蓋達爾因病逝世。去世之前，他就已放棄了直接介入政治的努力，相反，他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一名政治題材的作家和經濟轉型的研究者。在2007年出版的《帝國的消亡》中，他試圖提醒俄羅斯人民不要沉醉于對往昔帝國榮光的幻想之中，“帝國作為強大的君臨其他民族之上的國家這一概念成為一種產品，有如可口可樂或紙尿布一般易于銷售……很容易激起對業已淪喪的帝國的懷舊之情”，而事情的真相是，“關于一個繁榮強大的國家被異族敵人葬送的傳說乃是危害國家未來的神話”。

如今我們已進入了一個告別革命甚至告別激情的年代，以至于當我們再提到蓋達爾和丘拜斯這些名字時，會產生歷史驚人的遙遠的感覺，盡管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過去20年內發生的事情。他們曾經是全世界最引人矚目的年輕人，在一個充滿無盡變數的國度，闖入了一群由昏昏欲睡的老者和頑固到不肯面對現實的固執者把持的權力中樞，開始迫不及待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施加自己的影響。他們毫不掩飾自己具備的野心，也從不顧忌可能遭受的攻擊，他們擁有明確的目的，也為自己設定了清晰的路徑。

今天我們可能懷疑這群當年不到40歲的年輕人，也就是全世界媒體稱呼其為“青年改革派”的年輕人們對這個國家采取的手段和措施究竟是否妥當。人們爭論著他們是斷送了一個強大的帝國，將公有財產拱手讓與寡頭的媚外的經濟學家，還是讓這個國家終于走上經濟發展的正途，締造出中產階級和財富精英的愛國者和改革派。但是歷史上那些正在成長的變革者們毫無疑問都曾經被人這樣質疑過。歷史只是還沒有足夠長。

富蘭克林·羅斯福凝聚在自己身邊的新政派在一段時間內被兩黨共同鄙夷，在前往哈佛任教的途中，25歲的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宣稱自己曾在華盛頓為羅斯福工作后，同桌就餐的紳士們紛紛離席。約翰·肯尼迪聚集在白宮中的“出類拔萃之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視為一群紈绔之徒，而不是美國的一代新人。

無論在哪個國家和哪個時代，這些年輕人們都向往開拓一片新邊疆，渴望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往往高唱變革，期待自己能夠引領自己的國家和時代。他們前途無量，時間站在他們這一邊，他們代表著正在展開的未來，而未來如何，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他們的作為。

如今我們要把目光投射到中國的新人身上。六十年的政權建立時間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時間，巨大的成就背后是時代人物的年華老去。菲利普·羅斯冷酷地寫道，年老不是一場疾病，年老是一場大屠殺——他不是以年輕人的自得去這樣寫，而是以一位年老者的自省這樣說。曾經引領風潮的人物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老去，而我們對他們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們最意氣風發的時刻——我們記得北島大聲朗誦道“我不相信”，崔健雙眼蒙上紅布高唱“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兒野”的歌聲仍然回蕩在耳邊，周其仁仍然是那位用文字擊敗電信壟斷的才俊，張維迎還在呼喚企業家精神，而柳傳志高興地宣稱聯想 “是黑人穿西裝”，要穿得好看。他們的地位在過去的三十年時間中得到確定，他們也如愿把這個國家導入到一條新的運行軌道。我們身處的這個國家和時代，跟他們的變革努力息息相關，他們享受榮譽，也承擔抱怨。而如今，火炬也已經傳到新一代的年輕中國人手中。

在他1961年1月的就職典禮上，年輕的約翰·肯尼迪朗聲說：“希望我們的朋友和我們的敵人都能同樣地聽見我此時此刻的講話：火炬已經傳給了新的一代美國人?！比缃?，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已然逝去，我們要看看新的一代中國人是否已經做好了接好火炬的準備。

這些不滿40或者剛剛滿40歲的中國人，在他們心中仍然存留著對政治災難的記憶，即使并未經歷過，他們對上山下鄉和文化大革命也并不陌生；他們也是隨后的政治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他們能夠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和出國留學的機會；他們目睹過鄰國的崛起，他們知道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如何變成了現代化的經濟區；他們親自參與了經濟改革，其中很多人不但是經濟發展的受益者，而且本身也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創造者；他們還親身體驗了全球化與互聯網革命，經歷了柏林墻的倒塌和冷戰的結束，在不久的過去還經歷過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他們對災難、危機與繁榮都不陌生。

在他們前輩們的身上可能仍然能夠看到歷史的陰影，意識形態留下的烙痕仍然存在；可是這種影響在他們身上已經被最小化。對政治的熱情正在逐漸消逝，除了那些年輕的意欲有所作為的政治家之外，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學會了去專注于自己正在從事的職業。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對這個國家的熱愛也在消逝。他們意識到，這可能是他們所能找到的作用于國家與社會的最有效方式。

他們接受過的教育讓這些年輕人中的商人開始談論公司管理和董事會架構，也讓他們認識到金融工具和資本市場的重要性，他們中的很多人整天口頭上還會掛著創新和創造力這樣的名詞，他們為自己在商業上尋找的榜樣是諸如杰克·韋爾奇、沃倫·巴菲特和史蒂夫·喬布斯這樣的美國式的企業家英雄。這些年輕人中的知識分子則開始談論公民社會，他們對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各種思想脈絡都不陌生，他們從其中得到營養并且尋找自己的導師。其中的藝術家、電影導演、演員、設計師、建筑師和運動員則得到了更加寬闊的舞臺，如果說這一代年輕的商人、知識分子和其他行業的精英仍然在為贏得國際認可而努力，那么這些以無國界的語言進行工作的中國年輕人，則有更多的機會去獲得全球性的尊重，他們是中國創意階層崛起的代表人物。未來的中國取決于這些人在未來所能取得的成就。他們享受了前輩開創的繁榮，得到了前輩們以莫大的勇氣和犧牲為年輕人換回的機會。如今，未來的繁榮取決于他們，更年輕的中國人的命運和將得到的機會也同他們相關。他們理應承擔責任，因為他們已經分享了財富和繁榮。

最后，讓我們再看一眼葉戈爾·蓋達爾和他那群年輕的朋友，別急著將他們變成歷史書上沒人愛讀的一頁。沒錯，我們已經告別了革命的年代和激進變革的年代，可是我們仍然需要珍惜他們身上那種不畏懼做出改變的勇氣，以及敢于承擔改變帶來的后果的勇氣，即使我們是在用更加柔和的方式來作用于社會。在面對我們的現實中國時，我們以及這些我們選中的中堅階層必須一起承擔變革的責任和變革的后果，而不是去抱怨變革的障礙。我們繼承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將之變成什么。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迎來我們的進步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