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恩·米查姆/文 在白宮里，約翰.F.肯尼迪曾經向Ben Bradlee提供過一個對于我們這個行當的非常不錯的定義?！笆沟眯侣剺I變得如此迷人、使得傳記如此有趣的，”JFK評論到，是“努力著想要回答這么一個問題：‘他是什么樣子的？’”我從未見過一個對于新聞業本質更加清楚的闡述。而肯尼迪講話中的精神，也就形成了這樣一期特別的雜志，我們的第一期由“訪談”這種文體構成的雜志。不再是把我們插在你跟一系列的思想者和實干家之間。我們認為，最聰明的辦法是，找到那些我們所能夠找到的可以談論未來的最為有趣的人，然后讓讀者你獲得一種他們跟你相似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了。但是，就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應該暫停一下，回頭回顧一下。我認為，這個剛剛過去的一年，是尤其能夠帶給我們教益的。因為，對于處理“意料之外”來說，2009年，提供了一堂實物教學課程。自從奧巴馬成為總統的那個清冷、明朗的中午開始，事情既不像我們所擔憂的那么壞，也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么好。

有鑒于目前對于經濟增長方式的尋求依然是徒勞的，以及令人沮喪的高失業率，美國的國內政治，在一年的結尾之處，處在了一個并不令人開心的位置之上。來自海外的威脅，從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伊拉克和伊朗，依然是令人發瘋的糾結不清。自從1981年以來，這是所有總統中最為舉足輕重的開局之年，它的嚴重性可以直追1933年。在這兩個例子之中，美國人都受益他們的領導人。在他們的時代之中，這些領導人激起了不凡的愛與憎恨。我們現在仍然不知道，是否會有那么一天，奧巴馬也能夠加入到這個行列之中去。但是，看上去不容爭辯的是，不管我們的政治立場是什么，我們都應該希望他能夠做到。

雖然，一如既往，質疑、甚至是輕視總統，是一種流行的看法。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或者他出賣了華爾街；他不懂得商業，或者他太過于受到拘束以至于不能與公司利益相符；他在國外的影響力不大，或者他是一個布什政策的照本宣科者。他被賦予了太多的期望，但他取得的成果卻又是如此的有限；他被關注的太多，但他卻不能夠很好的解釋他自己。這就是這份工作的性質。奧巴馬被歷史給約束了起來，而且不得不解釋所謂的“事后諸葛亮”的指點，但這正是責任的代價。而且，直到目前，他身上依然沒有出現對于總統精神品格傷害最大的一種跡象：自憐。

聚光燈下的生活，是這期雜志中訪談的一個希望構建的主題。希拉里和基辛格談到了外交政策性的可能性的必要性。在于Lally Weymouth的一次談話中，Hamid Karzai給出了阿富汗政府對與這一次戰爭已經進行到哪里的觀點——這種觀點并不總是顯得與華盛頓的觀點一致。Valerie Jarrett給總統和第一夫人在人氣第一年在權威及責任領域里畫了一幅肖像。以他那站在慈善的有利位置，42屆美國總統克林頓提出了一個判斷任何特殊性問題的全球性的框架，他認為，富裕國家的死板與貧窮國家的能力缺乏，是這個新世紀的主要不安定因素之一。佩洛西談到了黨派性偏見，而David Petraeus則反思了過去十年內進行的戰爭的教訓。蓋特納談論的是在經濟領域里發生了什么——以及什么沒有發生。與此同時，Douglas Holtz-Eakin則提供的是一個立場相反的看法。從Minnesota那里，Tim Pawlenty談到的是佩林以及恢復共和黨的“品牌”。Eric Holder討論的則是政府的反暴行政策以及驚訝切尼是否對于自己所說過的話真的相信。對于文化及政策交叉的問題，Joe Scarborough 和 Bill Maher交換了各自的看法。對于零售、閱讀及技術都有所理解的Jeff Bezos，則展望了書籍的未來。還有彼得.杰克遜和卡梅隆，他們對于電影有所理解，他們討論的是電影制作的危險級快樂。我們在雜志中只發布了這些訪談的節選版。更長版本的訪談則放在我們的Newsweek.com網站上。

我們希望，可以說，通過聆聽這些印在紙上的聲音，讀者們將會感覺到，自己正與一些世界上最令人感興趣的一群人坐在一起，談論那些重要的事情。無論如何，這是新聞業的承諾之一：給讀者們提供一條智力上的溝通渠道，讓他們有機會去接觸此刻那些最為優秀的人們正在想什么和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