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劉曉光/文
企業家精神的血脈傳承
歷史上的1928-1938年是中國民族企業和企業家成長的黃金十年，這是費正清和費維凱總結出來的，那個年代是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剛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之后，根據1928年的情況來看，那個階段的民營企業確實發展比較快。因為那時具備這樣幾個條件：
第一，中國剛剛接受了一種新的制度——封建主義逐漸被瓦解，民族資本主義已經開始有所發展了。第二，由于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促使了中國人實業救國的心理。特別是明治維新后日本的崛起，19世紀20年代日本已有十條航空母艦，這是日本當年的水平。但是到今天我們還沒有航母。第三，當時的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也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而且，當時中國有四五億的人口，所以中國市場在世界市場中已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市場。
另外，還因為當時有比較寬松的環境。那時在北伐之前，軍閥比較厲害，還談不上區域市場分割，實際上這是打破當時的政治和經濟格局的一個很好的方向，有些穩定的狀態出現。全球化和相對寬松的環境，包括外來的經濟壓力，尤其是日本的崛起，讓中國的有識之士認識到要走實業救國、實業報國之路，要進行維新變法之路。
中國近代實際上有兩個失?。阂皇强滴鯐r的封海政策，對外政策沒有開放的概念和載體，嚴重的閉關鎖國、封海政策把我們完全限制了。而當時的荷蘭人、葡萄牙人在開著戰艦不斷征戰，英國成了“日不落帝國”。二是“寨文化”，都是土寨，一把火就能燒光。但是，歐洲那些城堡都是石頭做的，挪威的城堡燒了幾次都燒不壞。寨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封閉的政策。
那時候的中國太弱小，但反而是在弱小情況下的發展，所顯現的力量更大。就像改革開放30年前，人均工資不到一百塊錢，而現在北京的人均工資可能已經三四千塊錢了，這種在弱小時期發展起來的力量似乎更強大。1928-1938年時中國的經濟條件有限，那時候沒有新經濟行業，都是鹽、米、鐵、紡織、絲綢這些簡單消費品的行業，產生了很多紡織大王、船王，主要是江浙一帶的發展開發，包括沿海、長江沿線地區，北方的天津、中部的武漢、云南蒙自都是大商埠。
臺灣有一個叫許倬云的教授，他對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那段時間研究得很透。我聽許倬云講過當年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的歷史階段，那時沒有什么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從技術角度來講肯定還是很落后，在印染或其他行業，基本上還是用國外的技術。
那個時代的經營發展其實也很殘酷，我在四川豐都鬼城看過一副對聯，其中下聯說明那時的商業歷史是血淋淋的——“金黃銀白心黑手辣眼紅頭上有青天”，金子是黃的，銀子是白的，要想拿到它就要“心黑手辣眼紅頭上有青天”。那時的長江一帶，基本上是靠搶碼頭賺錢，讓雙方的馬仔穿上燒紅的鐵靴，誰走的遠，這碼頭就是誰的。在馬仔走之前，先拿十萬光洋給他的家人。因為穿著燒紅的鐵靴跑，跑完這程肯定會死。這是一部血淋淋的歷史，跟英國當時的圈地運動很相似。其實，美國剛開始發展的時候也很悲壯，很多愛爾蘭人到了美國自由島，下船后就被美國的黑社會槍殺了，錢也被搶走了。還有新奧爾良圈地運動，美國那時也有圈地運動，所有的移民晚上排隊住在這兒，第二天發令槍發令，誰先跑當時就被槍斃，誰跑的遠，誰的占地多。
人類的那段歷史就是一個血淚紛爭的歷史，我看到那副對聯時特別有感慨，它把血淋淋的歷史說出來了——要想拿到“金黃銀白”，就得心要黑、手要辣、眼要紅，頭上還有青天，有人罩著你。中國那時的商業競爭很殘酷，它是一種隱晦的文明，不像現在這種比較透明的競爭。
后來在海外做企業的那批華人具備完全的商業精神，典型的如包玉剛、霍英東等等，他們傳承了當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萌芽開始以后那個時期的精神。那種歷史的血脈相承，大概是從文革初期開始。他們有報國志向，熱情且有膽識，但技術上不很全面，完全是家族管理。他們受到西方企業的啟蒙和啟發，有民族自覺感、民族自尊心，這批企業家大體是在這樣的狀態下產生的。
我一直希望電影界拍一部中國商業百年的紀錄片，從一百年前開始導起，中國的商業萌芽開始啟動了，有很多條發展脈絡，比如：民國期間是一條線、抗戰期間是一條線、到解放戰爭又是一條線，再從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到改革以后。從中國商業到世界的輻射，不同的線，不同的點，展現那些企業家當時的激情、意志、技術、資金實力、管理方法、創業精神、文化，這些很有意思。中央電視臺拍過一個 “世界金融企業的歷史”，說的是投行的這些歷史，像美林、高盛、老摩根這些大的投行。但是恰恰沒有人拍過中國這段商業史，其實應該把許倬云所講的那些歷史好好研究一下。
從那段歷史中能受到什么啟發？一是中國人本身是很有智慧的，很勤勞，很勇敢。另一個是精神，到今天也要提倡產業報國、民族自立、民族強盛。還要提倡東西融合、開放、打破禁錮。再有，在制度方面要提倡產權一定要清晰、治理結構明確。其實，過去山西晉商的治理結構就很明確——老板是老板，東家是東家，掌柜是掌柜，干股是干股，濕股是濕股。那時還沒有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理論，山西晉商的治理結構其實跟美林、高盛的MD一樣，全球都有股東。MD是技術持股人，他們也有百分之零點幾的股份，每年有分紅。這很像晉商的治理結構，晉商的股東切割分配很科學。
從當年盛宣懷、胡雪巖他們的那段歷史，到1928年-1938年的“黃金十年”，再到今天這代企業家，是有一個血脈的傳承：第一，在比較痛苦的民族環境和背景下延續而來。從大清沒落后，我們長期被人欺負宰割，都有一種自強心。第二，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門也開了，這代人有知識、有眼界，看到了西方的發達狀況，因與國內反差更大，他們的心理更受到沖擊。他們都有一定的知識層次，知道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化的管理知識。第三，大家還是在想如何能使中華民族擺脫貧困，成為一個真正的強國。我們不能一味地驕傲到成吉思汗時期，那個年代太遙遠，并不代表現代中國的強盛。
在當代，柳傳志、張瑞敏這些人應該是算作同一代企業家，而像我一樣的這批人都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出來的，有的做了私人企業，有的做了國有企業，有的做了上市公司。這代企業家跟當年的民族資產階級企業家相比，我們的條件好多了，當然在有些機制上可能活力還不夠。
中國下一步發展核心在于機制創新
現在來看，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還是存在很大差距，中國有4.3萬的GDP，日本是4.8萬億，雖然我們排在第二位，但人均相比卻是日本的十幾分之一。我們的勞動生產力和效率還是低很多。
2009年，我作為對話嘉賓參加了達沃斯夏季峰會上關于綠色經濟的論壇，會后我心里很難受。這次的綠色復蘇、綠色革命，導致中國將來會在重壓之下，幾乎所有人都用異樣眼光看著中國，中國已是排放第一大國，發達國家都在攻擊和質問中國為什么還在排放。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IT，第四次革命可能就是綠色經濟。綠色革命的起點很高，發達國家把碳交易規則、碳交易價格都制定下來了，技術也儲備好了，又開始發牌了。中國不減排不行，要減排就要有技術，要買他們的技術和設備。綠色經濟可能是世界經濟利益格局轉變的重大轉折點，但是我們沒有準備：第一，能否將綠色革命上升到國家戰略上去；第二，是否有基本的制度；第三，能否令其進入全民的普及教育；第四，能否克服一些價格障礙、成本障礙、制度障礙、稅收障礙；第五，能否形成一個具有中國特點的全民可實施的戰略。
發達國家排放一個多世紀了，現在不讓我們排放和發展了。什么叫GDP？原材料、能源消耗加上排氣排污排渣，等于GDP。這種情況下，應該說我們也減排，我們有自己明確的方案目標，但是發達國家不能跟我們說多少年必須減多少。為什么這樣講？這其實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較量和博弈。
現在我們國家經濟行業發展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就像疊羅漢一樣，我們在羅漢底層，扛著別人，為什么？第一，技術創新不行。技術創新跟經濟實力相關，技術創新的核心是人，能把人調動起來的核心是機制，沒有這種機制就沒有真正的優秀人才，沒有真正的優秀人才就沒有這種創新。比如IT、生物制藥以及新能源動力技術，這些事物的核心都是技術創新，而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太大。
中國基本屬于加工大國、能源消耗大國，同時也是一個大市場，下一步我們的核心可能還是機制創新。如何把人完全的調動起來，建立起一套完全創新的機制，使中華民族再上一個新臺階，不能僅僅滿足于我們能夠安排就業、我們是生產大國了。暫時處于這種狀態可以，但長期并不可行。比如美國，它把全世界的錢都吸引過去了，把全世界的人才都吸引過去了，100個清華、北大畢業生，80多個都到美國去了。實際上這是一個機制問題。技術說到底是創新機制的問題，創新機制說到底就是人的問題。
為什么我們國家在機制創新和個人發展上沒有很好的動作？這不是簡單的問題?？赡苌婕暗綒v史和中國文化的問題，漢民族自古講究中庸，很多文化都體現出這點，比如“出頭的椽子先爛”，“少說為佳”、“木秀于林,風必摧之”，還有“人怕出名豬怕壯”，這些文化把人壓抑了、扭曲了。有些惡劣的機制，對于已經成才的人是一種壓抑，對沒有成才的人可能是一種砍削。
比如在中國改革的前沿，深圳為什么突然活躍起來了？它是一種全新的機制，擺脫了原來的束縛，這是一種人的能量的釋放。很多老人去了深圳看到這些景象以后，有些人掉淚了，說這不是社會主義。如果讓鄧小平回答這個問題，就是“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他講的很清楚。實際上這還是一個人的原動力的釋放，人的能量的釋放。你需要讓人的思想不斷地飛翔，給他一片天地，給他一個新機制。
中國多年來為什么很少有人研究出新技術？中國有一種土壤，如果你不在這個土壤中行走，你可能會失去生存的地位和條件，所以你只能去適應。還有法律的原因，比如我發明一個技術，幾天就被人偷走了，也沒有人保護我的權益，這屬于知識產權的問題。特別是中國的企業，如果產權不清楚，就沒有真正的治理結構，如果沒有真正的治理結構就沒有真正的動力機制，沒有真正的動力機制就沒有一個好企業，就是這種邏輯關系。只有產權清晰，治理結構才能清晰，治理結構清晰了才能有真正的動力機制和約束機制，有了這些東西才能有無限的創造力。
聯想為什么那么厲害？35%的分紅權拿走了。然后激勵機制改革后又轉換成股權了，現在他們又有了一個更新的動作——29%的股份給了泛海。聯想現在等于是一個標準的“混合所有制”。柳傳志做得很好，他開始也不敢大動作，開始時只是獲得了一個分紅權，分紅權給了他們之后他們不敢分錢，最后這筆錢很寶貴，變成了股權的資本。但這只是大概率事件中一個極小概率事件。聯想成功的最核心原因是出現了一套寬松的機制，制度是最閃光的一點，凡勃倫的制度經濟學說“制度決定人的扭曲和變形”。
我原來想提一個建議，后來不敢提——十多年前有2000多萬工人下崗，國家地方要給每個人4萬塊錢作為補償，一共8000多億。我設想，能不能不給他們錢，而是把這8000億投到中國電信、中國煙草或者中國石油這樣的企業中，每人占有四五千股。每人每年可分一兩千塊錢，讓他再自謀第二職業。張維迎在亞布力年會的時候說，應該將兩萬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拿出一半分發給民眾。實際上他想試圖解決機制的形象化和具體化問題。
我們需要改革的聲音
現在中國企業下一步發展大概有這么幾個大問題：一是改革還要進行，不改革，不進行機制上的塑造，在一個水平上可以走，再往上肯定就走不動了，碰到天花板了。第二個，要創新，搶占世界經濟的制高點，IT這一塊已經過去了，中國也趕上了一部分，但是基本上是由美國主導。這次的綠色經濟，我估計會是由歐洲和美國主導，誰的起點跟他們一樣誰就發財了，就會在經濟利益格局變化中更強大。第三，還要在中國企業提倡產業報國、民族自立這些觀念，要提倡使命感。第四個方面，應該提倡更多企業做一些公益，改變企業家心靈中的問題，體現更高的精神價值。另外，要向西方大企業學習。學習他們的管理技術、戰略愿景、方法制度、機制塑造、市場的營銷技術、品牌渠道。
關于改革的內容很多，將來肯定還要有一個產權清晰、治理結構清晰的問題，這是現代化的機制塑造問題。另外，中國企業還是要走國際化。國際化并非合資就算國際化，要有國際化的資本、國際化的人才、國際化的機制、國際化的市場和國際化的營銷渠道，這是一體化的。比如芬蘭，它是一個森林國，也是造紙大國，但是它自己的森林并不動，它們90%的造紙廠是在國際上占領。
所以，這次金融危機是最大的投資機會，在礦產、石油、天然氣、水源、林業、品牌、渠道各個方面，最好的搶占資源的機會我們沒有及時抓住。首先是由于主要精力放在了四萬億的投資拉動上了。第二，政府更多的關注在民生上。最關鍵是我們沒有做好真正的準備，沒有將這個機會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我們還是要上升到國家戰略，組織一些“國家隊”或者很好的民營企業，有目的、有戰略性的去占領資源，因為我們將來還會面臨人多、地少、資源少的局面。當年日本有個拓殖銀行，在美國經濟不行的時候，日本有一段時間很活躍，在上世紀80年代，鼓勵大量企業進軍世界市場，就是進行海外擴張，那個時候日本幾乎用十年時間就把美國市場占領了。
其實，現在中國的企業家還是應該有一種共同的聲音，要有改革的愿景，要有這種改革的聲音、開放的聲音、市場化的聲音。因為如果不改革，改革動力沒了，發展就要停頓了。如果你的GDP發展很快，光看到好的一面，但是改革動力沒了，那你可能在這個階段要停滯不前了。改革要改什么？這是更具體的問題，比如是否要產權制度改革？是否要建立真正的治理結構？一個企業，不論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應該用一種什么樣的動力機制，又如何與世界接軌？這都是大問題。否則，我們會總覺得自己過得很好，認為國有企業利潤很大，實際上這些數字掩蓋了很多東西。我們還是需要一個改革的聲音。
（作者系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本專題由本報與中國企業家論壇聯合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