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不說，哥本哈根會議被誤導到所謂“雙軌制”、“單軌制”的各國利益博弈的理路上，是一個誤區，也是一種人類性的悲哀。所以，本來對于哥本哈根會議的成功寄予希望的我，是否能在18日峰會上就潘基文呼吁的五個要素達成協議，也就感到不是那么“生死攸關”了。

其實，不需要看到所謂科學家電子郵件泄露，早有研究表明，在過去300年中人類對氣候變化（變暖、變冷）的影響力，遠遠小于自然本身的影響力。徐匡迪綜合幾百個科學測算了有人類前后之后氣候變化情況，所謂變暖變冷幾乎與人類無多大關系，所以，所謂影響就是對人類自己居住的小環境的影響，其他都是扯是博弈（參看徐匡迪在2009中國科協年會上的學術報告）。我們從直觀上也可以想象得到，任何一個地區或大國一年的碳排放對于空氣的破壞力，決不能與一次中等程度火山爆發不可同日而語。而且，人們總是說工業文明運用化石能源對于大氣的污染，莫非農耕文明就不向大氣中排放比碳更會污染空氣的甲烷？

象動物的生活一樣（如排泄糞便制造甲烷），人類的生產、生活會排放二氧化碳，本是一種常態，或者說天經地義，只要是地球上的生物，誰也沒有比誰更多排放權或減排責任。不過，雖然說是常態，也天經地義，但碳排放的多寡對人類自己生活的小環境、小氣候的影響力卻不言而喻，有時其影響力大得驚人。足以使共同生活在一方天地間——通常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人們喝不上干凈的水，呼吸不到純凈的空氣，照不到和熙的陽光，感受不到綿延的綠色植被。而此間的碳排放對于植被、陽光、空氣和水的影響，對彼間一千公里、一萬公里以外的人們而言，也許感覺就不那么強烈。比如人均碳排放世界第一的美國并沒有影響到的巴西，總排放量最高的中國、印度也沒有到歐洲。而事實上，美國的植被、空氣、水和陽光質量總體要好過巴西，中國、印度的發展首先影響的也是自己的空氣、水、陽光和植被質量。所以，中國提出自己到2020到2030單位GDP在2005基礎上減排40-45%的目標時，一再強調，這完全是“自主行為”，是我們本國轉變發展方式的需要。我想，也是應當受到各國政客和專家們歡迎和借鑒的真正實事求是的態度——減排二氧化碳，首先是優化各國自身生態循環的需要。

因此，一個個主權國家及其主權公民共生體自身的生產、生活的總體狀態，即人類參與行動的生態循環，才是碳排放問題的真實情況和關鍵所在。而歐洲這些年來，處心積慮地一步步把增長問題、環境問題、生態問題、氣候問題，引向國際語言的“氣候政治”或干脆叫“碳政治”，是一個本末倒置的誤區，甚至是一個誤導。歐洲應當以身作則，提倡各國各地區加強自律，才是正途，而不是討價還價，繼續玩兒那個近年來在歐洲在科學、規則、市場名義下導演形成的最可笑的所謂“國際碳交易市場”（利誘所謂發展中國家減排，而寧愿花錢買所謂的“碳排放指標”污染和破壞本國、本地區的生態環境。而這回提出拿錢資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減排技改，卻又要附加條件）。

我只是提出問題，而并不想在這里指責歐洲。雖然誤導的實質，很可能是歐洲自恃在“低碳經濟”上擁有技術和資金優勢，一廂情愿地希望繼續借“氣候政治”形成有利于己的新國際框架，置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乃至退出過《京東議定書》的美國以被動境地。但我想到的是，歐洲人骨子里，依然是以西方渴望權力和征服的邏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和對抗性思維方式主導世界的近代路徑的延續。

是的，迄今為止，近代以來，歐洲以不斷創新概念著稱于世，幾乎每到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他們都能提出解決發展方向和構成世界秩序的新概念。比如“主權國家”、“科學”、“法制”、“市場”、“資本”、“標準”、“國際框架”等等，也確實使全人類受惠于此。然而，中國古人說得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一回，歐洲錯了。歐洲（也許只是政客們）這回似乎完全忽略了一個全新事實，這就是：以人類社會和生物圈的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賀洛斯文明（Holos-civilization）即“全生態文明”，亦即“共濟共棲共生文明”的時代已悄然走向全球每一個角落。

我想說的是，既然“人類參與行動的生態循環，才是碳排放問題的關鍵?！蹦敲?，作為國際語言的政治基礎更真實的表達，應當是“生態政治”。所以，應當把歐洲人提出的，連美國人都只是被迫使用的“氣候政治”概念，及其相關國際框架的談判，納入到全新的“生態政治”的理念及其全新的國際框架之中。而生態政治的哲學倫理基礎，是共生、共棲、共濟的智慧、勇氣和慈悲心。因此，被人為地劃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的各國政客和專家們，這次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的博弈表演，就多少顯得有點幼稚可笑。

相反，2007年底，就把“生態文明建設”寫進執政黨的綱領性文件的中國，已然走在“生態政治”的前面。2008年初，中國的江西省就正式提出“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申請。本人2008年12月初在德國薩阿布呂肯歐盟學院出席中歐社會論壇預備會議作總結發言時，就呼吁各國與會者關注中國江西領導人提出這一申請的進展?，F在，2009年12月16日，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就報道，國務院12日正式批復《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規劃明確這個冠以“生態經濟”的區域內，共有38個縣（市、區），國土面積為5.12萬平方公里。其發展定位是，建設全國大湖流域綜合開發示范區、長江中下游水生態安全保障區、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帶動區、國際生態經濟合作重要平臺、創新體制機制，以形成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新模式。這不只是中國江西的第一個上升為國家戰略的區域性發展規劃，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態文明建設實驗區”。所以，這一行動規劃，很可能是值得世界各國關注“生態政治”的人士期待的劃時代事件。

但愿，固守“氣候政治”的各國政客和專家們，不要只顧埋頭博弈，也要抬頭看看人類到底應當走向何方。畢竟，這是以聯合國的名義召開的涉及全球人類未來愿景的會議。如果實在爭執不下，中國有沒有可能提出一種既能包容“氣候政治”中所含蘊的理念、范式、原則，又不影響自己的謀略博弈，同時，能被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廣泛理解、接受的，顯然代表未來全人類全世界發展方向的價值觀或處世哲學？我冒昧地以為，這種新的處世哲學，就是共生的智慧，共生的思想、共生的理念、共生的哲學、共生的價值觀，并且，把這種全新的處世哲學概括為這樣十六個漢字：全球視野、東方情懷、善待他者、和合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