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感言
保羅.薩繆爾森/文 從一種角度上來看，我研究經濟學，完全是“瞎貓碰上死耗子”的機緣巧合。在高中畢業之后，1932年1月2日，早晨8點，當我第一次走進芝加哥大學的講堂的時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講座主題，是馬爾薩斯的理論——直到密集程度超過了每英畝土地所能夠維持的人口生活水平達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將像兔子一樣的繁殖，之后不斷增長的死亡率則與出生率達到了平衡。它們是如此簡單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懷疑自己是不是遺漏了什么神秘的復雜性。

幸運嗎？的確。而終我一生，我都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地點。雖然在當時的那個時候，芝加哥大學是舊式的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但是，我當時卻并不知道這一點。我進入這里學習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芝加哥大學離我的高中和家鄉很近。之后，當我被“賄賂”著離開芝加哥大學這塊孕育我的伊甸園的時候，我的選擇，可以被濃縮為兩項：要么是哈佛，要么是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在芝加哥大學里的那些備受我尊重的導師們——Frank Knight, Jacob Viner, Henry Simons, Paul Douglas, ...——無一例外的說，“選擇哥倫比亞”。從來沒有一個人會盲目的接受來自成年人的建議，我選擇了哈佛大學。我是出于誤認的情況下選擇了它，期待著它能夠成為連綿的丘陵地中的一小塊綠洲。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要感謝希特勒。是他使得我在1935到1940年逗留哈佛期間，能夠讓趕得上它的經濟學文藝復興的浪潮，Joseph Schumpeter, Wassily Leontief, Gottfried Haberler, 以及“美國凱恩斯” Alvin Hansen這些躲避戰禍的經濟學家推動了這一潮流。同一時期的哈佛研究生們都具備了在才華上的這種新哈佛能力。Richard Musgrave, Wolfgang Stolper, Abram Bergson, Joe Bain, Lloyd Metzler, Richard Goodwin, Robert Triffin, James Tobin, Robert Solow,... ——他們全部都是我的同輩們——變成了1950-2000年代世界經濟學前線上耀眼的明星。的確，哈佛造就了我們。但是，就像我之前已經多次寫到的那樣，我們也造就了哈佛。

惠靈頓公爵曾經說過，“滑鐵盧戰役，是在伊頓的運動場上取得勝利的?！蔽铱梢赃@樣說，“二次世界大戰，贏在劍橋、普林斯頓以及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室里。

或許，比僅僅是運氣所導致的結果更加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有益的現實：經濟學正好適合我。在當時，這個學科剛好在理論和統計上都進入了一個數學化的階段。作為一個早熟的年輕人，我一直熟稔于邏輯操作以及解謎的IQ測試游戲。因此，假如說經濟學對我是最理想的一個學科的話，也可以說，我也是經濟學最理想的研究者。永遠不要低估，在你的職業生涯早期就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這能夠讓可能的后進生變成開心的戰士。

1932年，是大衰退的終結之年。這還不是去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的好時機。就在我剛好完成自己的學術培養階段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接后的十五年時間里，是大學經濟學大擴張的階段。我這一代人，乘上了歷史的風帆。我的有名的老師們，四十多歲的時候就成為了正教授。而在我這一代人里面，在三十歲之前，就能夠坐到這一位置。在象牙塔之外，經濟學家們開始被政府、公司、華爾街、教科書出版者們所雇用。

在研究一個學者的研究貢獻的時候，人們開始理解他們的傳記的重要性。在大學之前，我從來沒有翻閱過我父親書架上的亞當斯密的書籍。但是，在我的事實上的幼兒時期，我已經親身經歷了繁榮經濟的消失，室內水管裝置的到來，以及電氣照明。在穿過空氣的電波和電視圖像之后，剩下的是一顆空虛的心靈。

更重要的是，這能夠讓我親眼目睹一戰給美國印第安納州的鋼鐵行業所帶來的繁榮：東歐的工人們萬分高興于能夠在這里一天工作12小時，一周工作七天。我看到，而我的家庭也學會了艱難度日，在衰退之后就是繁榮。當我10歲的時候，我住在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海灘，我親身體會了房地產泡沫的樣子。以及當泡沫破裂的時候，會出現什么。

所有的這一切，都幫助了我去研究大蕭條以及戰后的通貨膨脹。我的那顆芝加哥式的頭腦堅持不懈的認定了凱恩斯式的革命方式。但是，理性卻勝過了傳統及教條。

所以，就在我回頭檢視我在經濟學領域里的過去五十年時間的職業生涯的時候，我認識到：所有的這些因為好運氣所導致的事情，都應該放到經濟學歷史中的根本性趨勢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我是一個運動場上的看臺座位，能夠坐到上面去觀察幾乎一個世紀的基礎性經濟學的歷史。它的巨大的幸福是，能夠位于那些永遠改變了經濟學的改革的前方。

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夠給我帶來純粹樂趣的事情的時候，我的所得遠大于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