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城市化，快亦不快

城市化是最近三十年以來中國經濟轉型的核心內涵之一。筆者早先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研究（趙偉，2005）認為，考察中國經濟轉型須有個多重轉型的視野。四重轉型最重要，可簡稱為“四化”，分別為經濟制度的市場化、經濟結構的工業化、人口居住空間的城市化以及經濟活動空間的國際化。我以為在這“四化”轉型中，對于大眾生活方式影響最大的，可能要數城市化了。我還認為，城市化的核心導向，就是讓大多數農村居民擺脫落后封閉的農村生活方式，享受現代城市文明帶來的便利與舒適?；蛴醚巯聲r髦的話來說，讓人們“零距離”接觸現代文明。

值得慶幸的是，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中國正在迎來城市化的高潮，反映城市化進程的城市化率，似乎在呈加速提升勢頭。與以往相比，近30年的中國城市化進程算是創紀錄的快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與一些后發型工業化國家相比，還不算太快。戰后日本以及東亞NIES（新興工業化經濟）的經歷表明，后發型國家在工業化完成與現代化高潮時段，城市化有可能出現跳躍式的推進。以日本為例，在1950到1955年短短10年時間，其城市化率就提高了將近20個百分點，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37.5%猛增到56.3%。而在接下來的20年間，即1955年至1975年，又增加了近20個百分點，達到75.9%，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尤其是韓國和中國臺灣省也有類似的經歷。
若以經濟增速為參照比較城市化的進程，則中國最近30年的城市化進程不但不能算快，在一定程度上可謂慢極！經濟史有關統計數據顯示，戰后日本城市化快速推進的25年間，即從1950年到1975年，經濟平均增速為8.2%，城市化率卻提升了38.4個百分點，年平均提升1個半百分點以上。反觀中國，從1978年到2008年30年，經濟年平均增速高達9.8%,同期城市化率僅提升了從26.98個百分點（從17.92%提升到44.9%），每年不到1個百分點。與經濟高增長形成明顯反差。

不僅如此，作為一個體制與傳統都很獨特的轉型經濟國家，中國城市與城市居民界定等方面本身存在自有特點，別的特點不提，單單考慮如下兩個特點，則目前城市化的實際進程，尤其是現代意義的城市化進程，當遠遠滯后于工業化進程：

一個是統計系統對于城市以及城市人口界定的特點。這方面中國與工業化市場經濟國家之間或許有著質的差異。筆者早先的歸納性研究（趙偉，2007）顯示，歐、美、日等先行工業化國家對于城市的界定，大體采用三個標準：其一是，“城市狀況”標準，這是英國標準，對于城市的界定主要按照集聚區居民生活是否帶有“城市狀況”，亦即市民狀況。其二是城市居民規模標準。這是多數工業化國家的標準。其中法國與德國的界定是“2000居民以上的集鎮社區”，美國的界定是“2500居民以上的市鎮”。其三是混合標準，即同時考慮城市治理制度與人口規模。這是日本的標準。日本官方對于城市的界定是：“自治體”+“3萬以上人口”。

表面上來看，中國的統計機構對城市的界定，大體上雖沿用了居民規模標準，即“5千居民以上的市鎮”。且標準還有所提高。然而實質則大為不同。原因概在于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官方對于“城市居民”的界定，不同于西方國家。目前統計系統簡單地取城市“常住人口”，但并未考慮到常住人口身份的差異，如若除去沒有城市戶口而僅居住“半年以上”的農民工，則真正享有城市正式市民身份居民，就要大打折扣了。

一般地來看，在歐、美、日等先行工業化國家，鄉村私有產權根深蒂固，尤其是北美，近代農場制遺留的鄉村都很小，要集聚2000或2500人以上的集聚區并非易事，由此意味著這個“門檻規?！币陨系木劬訁^的居民一定是市民。中國的情形則不同，由于經歷過大規模的集體化運動，鄉村農民居住受到過集體化的系統干預，城市化未曾起步即有“數千人大村”，加之城鄉戶籍分割，即使5千人以上的“市鎮”，多數居民也很難享受現代城市所應有的一般文明。許多小城鎮居民，實際上屬于“離土不離鄉”的“半拉子”居民。

另一個是城市功能尤其是其服務功能，這由城市所獨有的基礎設施支撐。國外權威詞典有關城市的解釋，特別強調城市的這些功能。有權威研究家寫道：“城市一般擁有先進的醫療衛生設施、公用設施、土地利用及維護體系、住宅區和交通運輸系統，如此等等?！陛^為先進的基礎設施，當是城市的另一“門檻標準”。

如若按照上述“門檻標準”衡量，則目前中國許多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鎮，還很難讓人與城市聯系在一起，至少算不上現代意義的城市。其中相當一部分小城鎮，充其量只能視為大的鄉村。缺乏基本的基礎設施，當是目前許多小城鎮的現狀。某些縣城的基礎設施之差，已給當地老百姓編出了系列的“基本現象”順口溜，現抄錄如下：

垃圾基本靠風刮，

污水基本靠蒸發，

吃水基本靠人拉，

供應基本靠農家
如若考慮到上述兩個“中國現實”，如若考慮到目前中國的城市化屬于21世紀的城市化，那么可以毫不夸張地認為，目前中國城市化滯后程度，要比統計數據顯示的大得多。
二、何為城市化？

城市化涉及到人類居住與生活的多個側面，因此關于城市化研究，吸引了多個學科的關注。粗略瀏覽一下國內外關于這個論題的文獻，僅城市化概念的界定就有多個，涉及的學科多多：在城市規劃學以及管理當局那里，城市化被解釋為某種“二重”的變化過程。權威的美國《世界城市》一書，將城市化解釋為“一個過程”。并認為這個過程“包括兩個方面的變化” ：一是人口從鄉村向城市的運動，并在都市中從事非農業工作；二是鄉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轉變，包括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等方面。第一方面強調人口的密度和經濟職能，第二方面強調社會、心理和行為因素。實質上這兩方面是互動的?！敝袊ㄔO部也有類似界定，認為城市化是“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在人口統計學家那里，城市化大多被解釋為單純的人口空間集聚過程，或人口由地域分散而集中的過程，是人口遷移的結果；在“行為主義者”那里，城市化被簡單地解釋為人類經濟活動構成的變化，或簡單地稱之為經濟活動的“非農化”；在歷史學家們看來，城市化就等同于城市發展，等同于人類文明的發展。社會學家們更關注城市化模式與城市規模，地理學家們則聚焦于經濟活動空間的變化。在經濟學們那里，城市化被解釋為人類追求規模經濟的結果，近年走紅的新經濟地理學則將其與產業集聚命題聯系在一起。

但無論那個學科，談及城市化論題似乎都難以回避另一個進程，這便是工業化。原因蓋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城市化與工業化天然地就聯系了在一起。歷史地來看，城市化既是工業化的重要內涵，也是工業化的直接外延。說它是內涵，原因首先在于，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城市化；離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便失去方向，對工業化進程的評判便失去一個重要依據。事實上，要評判工業化進程，人口由鄉村而城市的遷移，人類經濟活動或就業的非農化，本身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指標。說它是工業化的外延，原因在于如下事實：一國工業化完成后很長一段時間，城市化還會繼續推進，城市化實際上是工業化的延續與延展性擴展。

基于以上事實，研究城市化的最佳切入點，顯然非工業化莫屬。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工業化接近完成，城市化正在進入高潮的國家而言，考察與審視城市化，工業化也當是個最佳切入點。本文的宗旨，就在于從工業化外延角度切入，在審視工業化區域進程的基礎上，來考察與之伴生的城市化區域進程，由此鑒別出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區域模式。
三、中國城市化：模式之爭
城市化模式是個頗為混亂的概念，既有多學科的界定與分類，也有同一學科下不同角度的界定與分野。粗略歸納一下，目前學界關于中國“城市化模式”的分類，當不少于如下三種：
第一種以城市化進程中農民與土地、鄉村的關系為線索，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分為兩種模式，分稱為“離鄉不離土”模式和“離土不離鄉”模式。并認為前一種模式下，進城農民依然與鄉村土地保持著穩定的聯系。后一種模式下，鄉村土地及依附在其上的農民同時轉化為“城市”范疇。有研究（馮云廷，2006）認為，前一種模式屬于“基于中心城市集聚與擴散的模式”或“農民進城模式”；后一種模式屬于“基于小城鎮和鄉鎮工業的城市化模式”，兩種模式正在出現對接趨向。

第二種以城市規模大小為標準。最早由費孝通教授的“小城鎮論”引出，費孝通基于對蘇南、溫州等地1980年代早期鄉鎮工業化的實地考察，提出“小城鎮－大問題”論點，認為小城鎮化與就地工業化是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一種選擇。沿著這個線索，此后相繼有所謂“中等城市論”、“大城市論”、“大中小城市論”的論爭。這些爭執要么主張中國城市化應取中等城市優先模式，要么取大城市優先模式，要么取大城市與中等城市結合并重的模式。

第三種以城市集群為視野。有“都市圈化說”與“大城市多中心論”之分。 其中“都市圈化”模式說，大體沿用了法國地理學家戈德曼的理論。戈德曼（Jean Gottman，1957）的“都市圈理論”系基于美國東北沿海地區城市區域實證研究提出，這個理論認為，世界城市化發展的大勢是都市圈化，并據以鑒別出六個都市圈。近期國內有研究（原新、唐曉平，2006）推崇這一理論，認為中國城市化應取都市圈模式，建立多個大的都市圈。與這一模式說相近的，則是所謂“大城市多中心模式”，認為在一個城市內部或城市化區域，須有多個承擔一定城市功能的中心或“副中心”區域，有研究者（王光榮，2006）甚至提出，這一模式應成為中國城市化的重要模式。

上述模式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涉及到兩個大的問題：一個是城市化進程中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問題；另一個是城市化所取城市規模問題?？陀^地來說，前一個問題涉及到制度轉型論題，尤其是農地制度與城鄉分割的系列制度安排變革論題。后一個問題則屬于城市化戰略論題。在中國現行政治制度框架下，城市化戰略也全由政府主宰，因此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意圖至關重要。然而大量文獻表明，在中央政府那里，關于這兩個焦點問題的態度，一個較為含糊一個較為明確。具體來說，關于進城農民與鄉村土地的關系，中央政府一直未有明確態度，現行制度安排仍然屬于計劃經濟時期的，以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為基礎?，F行農地制度下，農民若要真正變為城市居民，尤其是要進入城市正規部門就業，就須先行無償放棄農村的土地乃至宅基地。這一點嚴重地制約著城市化的進城。相比較而言，關于城市化所重點發展的城市規模問題，中央政府的態度雖然非常明確，但卻一直處在變化中。根據建設部部長汪光濤（2006）的說法，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在城市化方面的戰略定位，至少有四次提法：第一次是1978年全國城市化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城市化應“控制大城市規模，多搞小城鎮”；第二次是1980年國務院批示，明確提出“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城市化“發展方針”；第三次是2000年十五規劃，提出“大中小城鎮協調發展”戰略；第四次是中共“16大”，提出“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與此同時，城市化在國家總體發展戰略中的定位也因時而變，總趨向無疑在迅速提升。比如1998年中央開始將城鎮化定位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2000年國家“十五”計劃中首次將“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作為“國家重點發展戰略”之一；中共“十六大”則進一步提出：“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同時提出，“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笆叽蟆毖永m了這一提法，再次強調“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文章來源于：09年11月30日   中國改革網)

（此文基于筆者近三年以來多次講演而寫，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