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晉人為什么走西口？

考場失意地窮不養人

山西人遠足經商，實在是面對現實的雙重無奈：考學考不上，當不了官做不了仕；地窮不養人，想安逸地生活，老天不給條件。怎么辦？人總是要活的。怎么活？此處不留爺，爺奔他鄉去。
那些出走后歷經千辛萬苦而發財衣錦還鄉的人，又成了鄉里眾族所望，正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于是乎，以至“相偕出奔，親朋引進”，正如開篇所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既然有條路可以光宗耀祖，為何不一起去？

晉人為什么走西口？

考場失意地窮不養人

劉紅慶先生在《屋頂下溜走夢中的平遙》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晉劇中有不少描寫為佳人所愛的才子最終考中狀元的情節，估計那都不是發生在明清兩朝的故事，或者不是山西人的故事，如若是，那屬于我們地方藝人畫餅充饑式的無望自慰。因為在明清兩代全國十八省的舉子考試中，山西竟無一人得狀元，這比中國姓張的從來沒有一個做過皇帝還令人感到不可思議?！?BR>各位，這可并不是文藝作品中的虛構或者信手執筆，實際上他說的完全是事實。
整個清代將近300年，殿試112科，全國出了114個狀元，其中江浙兩省69人，山西沒有，與云南、甘肅相同。山西只有一個榜眼，是朔州的王庚榮，還有探花3人，他們是聞喜縣的喬晉芳，太谷縣的溫忠翰，稷山縣的王文在。
山西省在明清數百年間竟然沒有出過一名狀元，這和山西明清時代出現無數巨商，在商業上的紅紅火火是多么的不和諧呀！
怎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余秋雨先生在他那篇名為《抱愧山西》的散文中寫了一個似乎可以解釋得過去的理由，那就是山西人從商心態坦然，在山西人眼里社會定位序列是這樣的：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也就是說，山西人是因為認同商業才廢棄讀書科舉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山西商人的心態的確可以說是獨特得可以了，是何等地超然于世特立獨行了：開篇我們就提到了，在中國，歷代社會各階層中都是商人最低賤，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環境里邊應該是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還有顏如玉，那為什么他不去做官，不去讀書，而一定要去做買賣呢？山西人哪里來的與眾不同、超越時代環境的坦然？而且是非常牛氣成群結隊地坦然從商呢？
我們再看一種現象。
在山西平遙，規格最高的建筑景觀是文廟（孔子廟），位于整個縣城中軸線的左邊，比右邊的武廟（關公廟）大許多。平遙是什么地方？平遙就是山西人最為自豪的、曾經的金融中心，這里的票號把晉商帶到了輝煌的巔峰。就在這么一個商業氣息極其濃厚的地方，孔子廟位在左，左為上；廟也大，大許多，那是規格的體現。由此可知孔子在晉商心目中的地位。而關公，是晉商游走四海必定供奉的神，這是眾人皆知的事情，但是依舊讓位于孔子。這種反差與對比，怎么能讓人去認同晉商重商輕文的說法呢？實際上，直至今天，如果你行走在平遙的大街小巷，你依舊能隨時隨地強烈感受到中國古老的儒、釋、道等傳統文化的氣息。這些，都無法佐證余秋雨先生的判斷，甚至與其論述是相悖的。
還是平遙，各位看官，當你們來到平遙古城時，你的感受是什么？平遙古城的初期建造年代相傳為西周時期，現在看到的城墻為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舊城基礎上重筑擴建而成。城池周長為6163米，墻高12米。平遙城墻在清朝兩百多年的時間里，曾經有過四次修繕，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咸豐元年。這次修繕歷時三年，和前幾次不同，這次工程是由商人主持的，工程所需資金也是由平遙城中24位商人解囊相助的。平遙城墻在商人們的主持下，有了充裕的資金支持。城墻的雄偉堅固使城里的人們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但是，加強城市的軍事防御功能并不是晉商捐資修建平遙城的唯一目的。在這項巨大的工程中，他們處心積慮的是，如何在這樣一個軍事設施的修建中，同時能和儒家的文理融合起來。
協同慶票號分莊常柜后裔張燕生這樣解釋：
“孔子在春秋的時候做過中都宰，它（中都）是魯國的一個地名……平遙（過去）也被稱為中都。所以平遙人借助這么一點線索，就把孔老夫子也請到平遙來，把他的弟子們，也都塑像在敵樓上三千垛口，七十二敵樓。象征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但是它不是就此而止，并不是讓這些人來平遙城墻上一站就了事。不是那么個事情，它是什么呢？因為是敵樓也好，垛口也好，它是武備的，防御工事嘛。用文的意象，孔子的弟子是文化的文，它代表文化、文教，用文教的意象來取代武備的設施，就是偃武修文的意象，就是停息武備，修明文教，就是從此不打仗了?！?BR>不僅僅是平遙，在祁縣，在太原，在大同，在山西其他許多地方，諸如此類的現象與設計，在山西到處都是。
再看現在享譽全球的山西各大院，各位，如果你到王家大院、喬家大院等代表晉商歸宿與根據地的地方游覽后，你的感覺是什么？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就說過：
“建筑是一種文化，建筑的確能夠反映各種各樣的氣質出來。有的看著很商業氣，俗氣，有的看著高雅一點，有的看著，它是有這個，有些建筑能夠塑造一種很神秘的氣氛，廟宇里去看它是很神秘的。塑造這種氣氛，把你的感情扣住。我為什么看到山西大院文氣很濃呢？我有文章特別寫王家大院講這個文氣問題，一個是體現在它的禮制上，禮。我們中國文化，封建社會的文化里面，這個禮的問題，禮制的問題，它是一個核心。禮制從周代一直往后，一直貫穿下來。禮制是一種儒家文化思想?！?/P>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晉商大院書房門口的石墩上，往往刻有兩只香瓜、一卷書。知道什么意思嗎？哥們，院落的主人是想表明這里是“書香門第”。
明代《山西通志》記載：“士窮理學，兼集辭章，敦厚不華，淳儉好學，工商務實，勤儉……”；“其民重厚、知義、尚信、好文”；“淳而好義，儉而用禮”。此記載，非虛言。說一個故事吧，要不你看著枯燥：
當年孔夫子周游列國的時候，到了晉東南的某個地方。突然，前面的路讓一個小孩子擋住了。定睛一看，這小孩兒正在圍土筑城，而且非讓孔圣人下車禮拜不可?？鬃赢敃r感慨說：“這真是一塊詩禮悠揚之所在！頑童尚且如此聰慧，我們去了還能給人家講什么呢？”這雖然只是個傳說，但也確實說明了山西是一塊被儒家思想文明浸濡著的厚土。
我們又來回望學習一下歷史，看看山西與儒家思想的歷史淵源。
各位都知道“夸父逐日”“精衛填?！薄昂篝嗌淙铡薄芭畫z補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共工怒觸不周山”等等詞語及其故事吧？好，那你知道這些故事都是發生在山西這塊土地上嗎？
山西是中華根祖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傳說黃帝軒轅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動。神農氏稼穡于長子，后稷種百谷于稷山，嫘祖養蠶于夏縣；堯都平陽（今臨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濟），禹都安邑（今夏縣一帶），帝堯的大兒子丹朱被封于長子縣。
堯舜禹，舉賢授能，廣布聲教；菲飲卑宮，清廉勤政；明德楷模，光照千秋；澤被后代，萬世永賴。在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中，弘揚傳誦的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規范，以“人為貴”的管理理念，以“孝”為首的居家美德，都可以說是孔孟弘揚、傳承了堯舜美德，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內涵?！墩撜Z》還記載著孔子聽到《大韶》樂時連連發出“盡美矣，又盡善也”的稱贊。而《大韶》是遠古時期流傳在山西南部的樂章。在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500多年間社會現實生活的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其“魏風”7篇、“唐風”12篇，都產生于山西?？鬃訉Α对娊洝酚泻芨叩脑u價，主張“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老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來解讀：山西是一塊被儒家思想文明浸濡著的厚土，更是山西這塊熱土上孕育了儒家思想。
基于這種分析，再看前面提到山西人民在科舉道路上的戰績，那么，似乎可以這樣來理解：包括“票號總部”的平遙在內的晉商決不是看不起讀書科舉，而是在讀書科舉的路上，他們沒有足夠的“智力”與外省角逐。
說這話，山西人可能要跳起腳罵人了：這不是說我們山西人腦袋瓜不好使嗎？且慢罵人，看數據。前面提到的是清代山西科舉狀況，那么，我們再來看一組數據：
從隋煬帝大業年間開始，到清光緒年間廢止，一千多年來山西歷代有姓名可考的進士是多少？3725名。
再看全國。隋文帝于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后的科舉。在整個隋朝的38年內，總共舉行了四至五次科考，總共取秀才、進士12人。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南、北宋歷320年，總共開科118次，取進士兩萬人以上。元朝自仁宗至順帝時滅亡止，科舉時辦時廢，只曾舉辦約十次，取士一千余人。明朝歷277年開科89次，取進士17000人。清朝歷267年開科112次，進士26000人。一千多年來，歷代取進士74000多人。
看看總數，就知道山西的教育與全國的差距有多大。
中國教育電視臺的《千年文脈》節目中也曾講述了山西教育的歷史是怎樣的。這個節目中提到，山西的科舉從來是失敗的，每年的進士，或者說中舉者也只有江南水鄉一個省的十分之一而已。中國首任駐英公使、清朝外交家郭嵩燾說：
“中國商賈夙稱山陜，山陜人之智術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唯其心樸而實也?！?BR>各項數據都告訴你一個不爭的史實：山西人在科舉考場上，是不能與其他地方人抗衡媲美的。
蔡明同志式的問題來了：為什么呢？這是為什么呢？
凡事都有淵源。其實，山西人在科舉考試上的弱項與山西的地理位置有關。我們查閱晉商的歷史，就會發現，地理位置這個因素如影隨形地伴隨著山西人，正所謂敗也蕭何，成也蕭何。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山西歷來屬邊關地區，和北方的少數民族來往密切，相對而言，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小。既屬邊關，戰事自然頻繁，戰事頻繁，談何“安放偌大一張書桌”？教育不發達就成了上述最后的結果。南宋時期，國家的政治中心南移后，中國的經濟中心也逐漸南移，江浙一帶逐漸成了中國經濟中心。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當地的人文環境也得到了迅速提升，江南地區也迅速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經過南宋、元，到明清時期，江南士子幾乎占據了整個中國科舉的最高地位，明清兩代的三鼎甲幾乎80%來自江南（江蘇、安徽）和浙江。為了抑制這一現象，明清兩代都采取了一定的省級平衡政策，以保證科舉取士的全國均衡，但這一政策只是限制了江南地區的進士人數，并不能限制江南文人獲得三鼎甲。而在整個明朝，山西是防御蒙古南侵的重要戰略要地。大同為明朝九邊重鎮，和宣府（今宣化）構成了整個京師北部防御的核心地區。而其后的雁門關和內長城則構成了第二道防御陣地。再加上山西的地理條件及自然環境的逐步惡化，在經濟上就積貧積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明朝的山西文脈就比較弱。清朝定鼎之后，延續了明朝的政策，此時山西的戰略地位已經有很大下降，受到的戰爭威脅也減少了，但由于文脈較弱，也就是說基礎不好，在科舉取士上自然不可能有大的進展。
在明清時期，在中國的經濟發展版圖上，江南地區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越山西這個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決定了文化的發展，自然也決定了信息的流通的效率。我們來看一個人的記載?！锻讼臊S日記》的作者劉大鵬，字友鳳，山西省太原縣（現為太原市郊區）赤橋村人，他幼年從師受業，立志讀四書五經求取功名，1878年考中秀才，1881年進太原縣桐封書院，第二年又進省城太原的崇修書院讀書，1894年中舉人。由于家境“不甚寬綽有余”，劉氏在中舉以前，即已出任塾師。但他對塾師這一社會身份始終不能認同，多次聲明這只是“糊口”的生計而已。在他看來，“讀書之士不能奮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來入于教學一途，而以多得幾修金為事，此亦可謂齷齪之極矣”。1895年，他到京第一次參加會試，名落孫山。這一次，他發現“京都習尚寫字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視，故為學之士，寫字為第一要緊事，其次則讀詩文，及詩賦，至于翻經閱史，則為余事也”。這一發現給劉大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一年半以后，他還在慨嘆“京都凡取士，總以字為先，以詩賦為次，文藝又次之”，社會風氣使“用功之士，寫字為要務，一日之中寫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終日寫字者”。劉大鵬還有個發現，就是發現自己考試用的“教材”竟然和江南地區的不一樣！1896年10月，劉大鵬請人從京城代買回一箱新學書籍，其中有賀長齡編的《皇朝經世文編》和葛子源編的《皇朝經世文續編》。劉大鵬用半年多的時間讀了買回的“經世”文章之后，終于認識到“當此之時，中國之人竟以洋務為先，士子學西學以求勝人，此亦時勢之使然也”。
一個汲汲于功名的舉人竟然不知道晚清八股試帖，尤重小楷，竟然因買不到“新學”書籍，或買到而熟悉程度不夠而競爭不過久讀新學書籍的江南才子。而這些在當時的士人中應該是常識。由此可見劉氏家鄉因“僻處偏隅”，信息之閉塞了。各位，劉大鵬的家鄉是哪里？是太原??！由此你可推及山西其他地方信息在當時是如何的閉塞了。
在這種環境與條件下，山西人怎么能金榜題名呢？除非做夢或者成精。

由此，許多山西人在“博取功名”的這一道路上失利，無功而返了。
也正是如此，絕大部分山西人才不得不放棄讀書科舉而走上了從商之路。經商是他們無奈下的“次優”選擇。山西平陽府席銘（1481—1542），“初時學舉子業不成，又不喜農耕，曰：丈夫茍不能立功名世，仰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于家哉！于是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撤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BR>在這種情況下，山西人退而求其次，“學不優而商”。老子考學不如人，那就掙錢去，掙錢了，衣錦還鄉，照樣可以光宗耀祖，結交那些“學而優則仕”的人，豈不殊途同歸？于是乎，逐漸地，偶然致富的富商大賈“走遠方，積金錢，夸耀閭里，外則車騎，人則廣廈，交接縉紳”，誰人不羨？故親朋提攜，鄉友引進，絡繹不絕，走上商途。民間逐漸就形成了一種重商觀念，即“以商致財，用財守本”的立業思想，這就是通過經商獲得金錢，然后置房產買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貸。經商獲取收入，以其商業收入發展商業和金融業，建立以商業為始點的價值循環和增殖過程，從而形成這種與傳統倫理觀念相伴的人生觀。在晉商的影響下，山西民風出現了一種值得重視的現象，即以“學而優則商”來替代“學而優則仕”。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撫劉於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最下者方令讀書?！鼻迥┡e人劉大鵬也說：“當此之時，凡有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學商賈，謂讀書而多窮困，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边@種風氣又使得更多的人“棄學從商”，“讀書好經商亦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亦難知難不難”，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循環。
但是，這只是表象。另外一個問題就出來了：在考場上不能奪取功名，尚不足以讓如此眾多的晉人“棄學從商”的。因為棄學之后，還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當農夫，做良民，那么，晉人為什么最后大規模地經商了呢？
實際上，對山西人來說，更可怕的是，山西在文化教育不發達的同時，土地也并不能為當地的百姓提供足夠的財富。
套用一句中華民族幾千年套用的文字：中華泱泱大國，地大物博，多少山水雄奇壯麗，令人驚嘆不已。山西，確實可以如此形容，只是，那是以前。山西在商周時期，仍為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森林密布，湖網縱橫，雨水充沛，汾河的漕運延續至隋唐?！啊吨芏Y·職方》稱并州藪，為《爾雅·釋地》的十藪之一。位于山西祁縣、介休一帶，方圓達數百里，為古代晉中盆地的最大澤藪?！?BR>但是，隨著日月更迭，山西的自然環境環境與人文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經過王朝更迭以及大大小小的戰亂，在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屢遭兵燹荒疫之時，山西基本上沒有遭受戰亂之苦，也沒有發生過大的水、旱、蝗、疫，而是風調雨順，連年豐收。與鄰省比，可謂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丁興旺。再加上外省難民大量流入，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明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189萬人，河北人口189萬人，山西人口達403萬人，山西人口超過河南、河北的總和。
人多了，怎么辦？“土地小狹，民人眾”。墾湖為田、毀林為田。由此山西逐漸成為一個自然環境十分惡劣的地區。水土流失嚴重，氣候干燥寒冷，自然災害頻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脅?！妒酚洝吩凇敦浿沉袀鳌返诹耪f：“昔唐人都河東，……土地小狹，民人眾，郡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事。楊（洪洞）、平陽（臨汾）、陳，西貿秦（陜西）翟（隰縣、石樓縣及延安、綏德、榆林一帶），北賈種（雁北及河北省西北部）代（代州）”。清代康基田在《晉乘鬼略》中引用《燕聞錄》說：“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故禹貢冀州無貢物，詩云：好樂無荒，良土灌瞿。朱子以為唐魏勤儉，土風使然，而實地本瘠寒，以人事補其不足耳。太原迤南多取賈遠方，或數年不歸，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蓋其土之所有不能給半，歲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貿遷有無，取給他鄉；太原迤北崗陵邱阜，曉薄難耕，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坡，汗牛病仆，仰天待命，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魚米之利，兼拙于遠營，終歲不出里門，甘食蔬糲，亦勢使之然。而或厭其嗜利，或病其節嗇，皆未深悉西人之苦，原其不得已之初心也?！边@條資料，似乎是說晉南土地狹小，糧食不足，遠賈他鄉，而晉北地區外出貿易者較少。其實，山西商人隊伍中初期確實是晉南人多、晉北人少，但清中期以后，晉中、晉北商人越來越多，其勢力逐漸超過了晉南商人。據《五臺新志》：“晉俗倍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稱饒沃之數大縣及關北忻州，皆服賈于京畿、三江、兩湖、嶺表（五嶺以南）、東西北三口（古北口、張家口、歸化城），致富在數千里或萬里外，不資地力?！?BR>萬歷年間的《汾州府志》記載：“平遙縣地貧瘠，氣剛勁，人多，耕織少?！毕特S《汾陽縣志》稱：“晉省天寒地瘠，生物鮮少……人稠地狹，歲之年人，不過怵麥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從遠省販運而至?！鼻∧觊g的《太谷縣志》也對太谷縣作了如下描述：“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此焉?！薄镀疥柛尽酚涊d：其地“小狹人滿，每挾貲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間，雖山陬海澨皆有邑人”。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斷減少，明末到清代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山西人外出經商者最多?！敖橐赝联M人滿，多挾貲走四方?！保螒c《介休縣志》卷四）“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朱子以為唐魏勤儉，土風使然，而實地本瘠寒，以人事補其不足耳?！保ā稌x乘搜略》）這些都是當時山西人所處的惡劣生存環境的真實寫照。逢至“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斃人畜甚眾”（光緒《山西通志》卷86）之類的天災，母食子、子食父的現象也屢見不鮮。有文載：崇禎七、八、九年“荒草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盡食，但見百姓草籽食盡，榆皮食盡，游塵糟糠食盡，竟至母吃子，為子吃父，未能救命之生也。壯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餓死于道路。田間之餓殍，演化可悲矣。人苦極矣，天否極矣”。一個讀書人在談到山西時曾痛心疾首地說：“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續命”?！昂古Ｍ雌汀钡囊馑季褪钦f牛已經累得渾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勁抽趕。在傳統社會中，耕牛對于農民來說，不僅是家里最值錢的家當，還是他們勞作的伙伴，不到萬不得已，輕易不會這樣拼命使喚。但是即使這樣拼命地干，田里產出的糧食仍不夠糊口。一個叫任啟運的人說：“江南二百四十步為畝，山西千步為畝，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說大同地區“歲豐，畝不滿斗”。
不幸的是，隨著歲月更迭，人口的增加，昔日氣候宜人風調雨順土地肥沃的山西，土地開始變得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在清朝兩百多年的時間里，山西全省性的災害就達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長的一次旱災長達11年。據官方統計，死于這次災荒的山西人超過了300萬。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皶x俗倍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田不足以耕也?！彼?，晉人多商賈，起初并非是想發大財，而僅僅是為了有口飽飯吃?？梢哉f，是惡劣的自然地理環境把晉人逼向了市場，逼出了一大批商賈，至少在他們起步時是一種無奈之舉。
正如前文開篇所說，所有的宏偉與輝煌最初期的核心要義是：活著。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曾經提到：很多縣志，包括浮山志、翼城縣志、臨汾縣志，至少看見有三十多部縣志，都談到一點：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計不好維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謀求得到一種補救。明代晉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張允齡。他早年喪父，生活的艱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歲時，就踏上商旅生涯。后來他的兒子、內閣大學士張四維，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觸地談到自己父輩早年的艱苦經歷：“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緣而取給于商，計春挾輕資牽車走四方者，十室九空?！边@段文字雖然很短，但它談到了晉商最初的經商動機?！皰遁p資牽車走四方”，實實在在地記錄了當時晉商的事業是如何開始的。山西沒有多余的糧食，但與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東，卻都是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區。于是山西人開始推著小車，擔著擔子，將中原、江南的糧食運往北部邊鎮。中國人向來擅長的自慰式語言在這里得到了實踐：劣勢變優勢。在這種貿易中，不利的自然條件、人口壓力都開始轉化為得天獨厚的優勢。山高水長，在認準了目標的晉商面前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多余的農業人口，又恰恰是在傳統社會中從事長途運輸所必須的條件。
因為地不養人，因為窮，所以山西人只好勇敢無畏走西口了。什么最重要？活著。在晉中盆地，各縣民間流傳這樣的《搖籃曲》：“我娃娃親，我娃娃蛋，我娃娃長大了捏蘭炭，捏不來炭吃不上飯，我娃娃蛋，我娃娃親，我娃娃長大了走關東，深蘭布、佛頭青、蝦米海菜吃不清?！比藗兩罾щy，盼兒長大。長大了做什么？為其揀煤核以備炊用，更盼兒長大了像那些商人一樣到東北去經商，那時就可以不愁吃穿了。
山西人因生活所迫外出經商的事實，在明清野史筆記中也可以發現不少記述。如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說：“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候積蓄有余，始歸納婦，納婦后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蛎惧縿?，或事故縈牽，一二十年不得歸，甚或金盡裘敝，恥還鄉里，萍飄蓬轉，不通音問者，亦往往有之?！狈_山西舊縣志，幾乎每個縣志的烈女篇、孝友篇，都有關于“夫商于外”妻在家中如何孝敬公婆，撫養弟妹的記述。如《榆次縣志》說：“侯氏，孫可寧妻，寧隨父貿易江南，姑病，氏奉養三載，毫無情意”；“陳氏，永康鎮劉錫齡繼妻，齡失偶后游賈北口，即于其地取氏，囊無余資，不能旋籍……”；“范氏，西付村崔如蜂妻，幼隨父寄居口外，如峰以經商出口，遂妻之……”；“武氏，彭村董世和妻……兄在東省經商，家政無人管，邀氏代理……半載兄歸，諸物皆無移動，兄將分潤家資，不受，求以養三子成人，后三子皆東北經商”；“董慶和，父裕山，賈于新疆，道光初生慶和后再出，遂無音耗者二十八年，慶和引為大蹙?！曳耆溯m詢問西營地。約資足數，因西走尋父，所過山川，有西來者詳詢父狀，無所得。既抵新疆，遍歷附近山川尋訪，仍不得，資盡乞食返?！訑的甑觅Y又約足數，于咸豐庚申逐再往尋訪，……遇同鄉估客詢之，客曰：‘以君狀貌，類敦煌某廟僧，其人亦同鄉，殆或然歟？’既至，果遇老僧，慶和審知鄉音，遽往拜呼父，……僧大錯愕，細詢顛末，乃相抱大慟，蓋父貧不能歸，寄身僧寺”?！短瓤h志》中記載太谷縣的人“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队劭h志》中說“往往服賈于遠方，雖數千里不辭”?！秹坳柨h志》說鄉民“貿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春風楊柳離別路，畢竟車船留不住。依依難舍眼含情，默默無言心流血。纖纖玉手揮無助，青山遮擋似簾幕，晚風殘笛嗚咽時，飛花飄在水流處?！薄白怨拍莻€黃河向東流，什么人留下個走西口？”哀怨心聲中，是一批人或者是幾代人為了謀生，不得不背井離鄉，淚別父母妻兒，遠走異地過著孤苦艱辛的日子，而家中，同樣是哀怨的人：“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哥哥你呀走西口，小妹妹我送你走，懷抱你那梳頭的匣，兩眼淚雙流……”
那些走西口的人們，擦干離別時的眼淚，“觀兇機，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貴賤”。寒來暑往，蜿蜒而行，櫛風沐雨，披星戴月。馬蹄聲聲，壓平了蒼莽的雪原，鈴聲悠悠，敲碎了孤寂的時空。林海無言，霜雪撲面而來；時間無聲，背影悄然而去?？部部揽赖哪_印，失落在雜亂的石礫間，重重疊疊；浮浮沉沉的音容，定格在歷史的畫卷上，明明暗暗?！按竽聼熤?，長河落日圓”是撐托絲綢之路的天地；“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是喚醒絲綢之路的生靈。駝鈴傳響，踏破了荒涼；雁叫長空，拂拭著寂寞。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無悔跨鞍馬，一曲唱蒼涼。
這些外出謀生者，有的僅僅解決了他們的糊口問題，有的連糊口也未能很好地解決，而落得個全家長期無法團圓，甚至死在他鄉異土。但是相當數量的外出謀生者卻在販賣活動中發了財，有的由貧苦人變成了小康之家，有的則暴發成為富翁。
忻縣人陳吉昌，生于1831年，“幼貧乏，十四歲徒步如歸化，時忻人業商者多在歸化。先生至，依鄉戚。初習當業，繼而入運貨店。與人交一依篤誠，代運屯寄，事隔數年毫無少誤，以故各省商販，皆樂就之，先生業日以起，且名于時”，以后又結交地方官吏，與美、俄、法、意等國商人往來，生意發展、成為當時的名商。
太谷縣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國年間的著名商業世家，其發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計困難，隨人到了三座塔（今遼寧朝陽縣），這里是明王朝的邊防屯衛地。開始是租地種菜，以后與當地人合伙種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養豬。精打細算，生意日漸發展，有時也做小量囤積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經營。分別經營以后，當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漸衰落，以至無法維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卻日益發展，收購了原合伙人的破產作坊，繼續經營豆腐和養豬，以后利用賤價收購高粱釀酒，開設雜貨業，隨著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興月旺。至清光緒年間，清政府在三座塔設置了朝陽縣。當地流傳“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此時曹家生意已由朝陽發展到赤峰、凌源、建昌、沈陽、錦州、四平等地，經營范圍由豆腐、養豬、釀酒、雜貨發展到典當、日用百貨等。極盛時，曹家的商號遍及東北、華北、西北及華中各大城市，并遠設蒙古和俄國的西伯利亞、莫斯科。資本總額達到白銀一千萬兩，傳世二十四代，歷經三百余年。
祁縣喬家堡“喬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間由喬貴發開始發富的。喬貴發原系一貧苦農民，因生活所迫，與盟兄弟徐溝縣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背井離鄉，到了內蒙古薩拉齊廳老官營村，在一家吳姓的當鋪當了伙計。十余年后，多少有點積蓄，便轉到包頭西腦包開了一個草料鋪，并經營豆腐、豆芽、燒餅、切面以及零星雜貨，并無商號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農業豐收，糧價低落，便大量買進黃豆，準備做豆腐，恰該年豆價驟漲，他們賣豆盈利更多，便掛出了“廣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復盛公”。隨著包頭的發展，復盛公營業旺盛，派生出了復盛西、復盛全、復盛油房、復盛菜園、復盛西店（客棧）、復盛西面店等等。其經營項目包括糧食、布匹、綢緞、煙酒、蔬菜、皮毛、鐵水、洗染、旅館、當鋪、錢店、票號等等，并且還發行了紙幣。以后又在歸化城設立通和店、大德店、德興店、德興長等經營糧食；設大廣順恒、晉泉源、德中庸經營錢莊；設立通順店經營皮毛、百貨；設立大德通，經營票號。喬家商業最盛時廣設于北京、太原、太谷、祁縣、西安、蘭州、南京、上海、杭州、漢口、廣州、沈陽、哈爾濱、張家口等地，全部資產約在白銀一千萬兩以上。
綜上所述可見，山西人遠足經商，實在是面對現實的雙重無奈：考不上學，當不了官，做不了仕；地窮不養人，想安逸地生活，老天不給條件。怎么辦？人總是要活的。怎么活？此處不留爺，爺奔他鄉去。
那些出走后歷經千辛萬苦而發財衣錦還鄉的人，又成了鄉里眾族所望，正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于是乎，以至“相偕出奔，親朋引進”。正如開篇所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既然有條路可以光宗耀祖，為何不一起去？
前面提到，山西人因為考學難、生活難需要外出謀生。那么，到哪里去呢？普天下之大，何處是歸宿？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歷史此時推出了一個人，他就是內蒙古草原阿拉坦汗。
元朝滅亡之后，以元惠宗（順帝）妥懽帖睦爾為首的蒙古部眾被迫退到上都（今多倫縣西北正藍旗東上都河北岸），史稱“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國北方長期對峙，蒙古各部之間亦紛爭不斷。歷經170多年的風云變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孫阿拉坦汗（俺答）占據了河套地區。
阿拉坦汗是一位賢達開明的有作為的統治者，為發展地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他積極主張改善與明朝的關系，實現通貨互市，并多次派使者與明朝談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絕阿拉坦汗的誠意，并殺害使者。蒙古人民不能長期忍受“鬢無釜”的艱難生活，最后導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見，率蒙古鐵騎旋風般穿越草原，包圍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協，于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與阿拉坦汗在大同簽訂了“隆慶和議”，實現了北元與明朝間的通貨互市，在邊鎮建立交易市場。蒙古以自己的馬匹、皮毛換取內地的鐵鍋、糧食、茶葉和布匹，以滿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補充明政府的軍馬來源。參與當時談判的徐渭曾賦詩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黃羊奉老營，自古著棋嫌盡殺，大家和氣免輸贏?！碑敃r通關互市之處，遼東方面有：鎮北關、廣順關、撫順、義州、新安關、鎮安關、大福堡、大康堡等；大同山西方面有：喜逢口、黑峪關、張家口、得勝堡、殺胡堡（即殺虎口）、新平堡、守口堡、水泉營等；延綏寧夏方面有：紅山敦、清水營、平虜廠、中衛廠等等關口。僅明代九達三軍馬匹數，即可想見這個市場上的交易規模。
此時，我們來聚焦一個地方，一個晉商無法忘記、現代人無限暢想的地方——西口。
西口位于山西、內蒙交界處的右玉縣，它實際上是長城上的一道關隘，真正的名字叫殺虎口。
在明代時，為了防止蒙古騎兵南下，這里曾駐扎了大量軍隊。明朝和蒙古部族關系緩和之后，它又被開辟為雙方貿易的市場。這里成為山西人進入西北地區的門戶。由于來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這個地方一度的商業繁榮。長久以來，提起右玉縣，沒名，一提起殺虎口來，叫小北京，有名。
我們從整個中國的角度打量山西所處的地理位置與它的周圍環境，就會發現，山西北依長城，與內外蒙古游牧民族地區接壤，南則與中原廣大農業地區連成一體，就這樣，山西成為畜牧業區和農業、手工業區的中間地帶。我們知道，中原生產和生活離不開耕牛、皮毛，特別是戰爭中要使用大量的優質的軍馬，而這些是蒙古草原的“特產”。而蒙古族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衣、食、日用品，則主要依賴于內地漢民族的農業和手工業。你有我需，雙方都有交流的實際需求與行動，山西，自然成了這種相互物資交流的要沖。雖然在漫長的歷史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和中原漢民族的政權打打殺殺，一會好得要命，一會兒殺得紅了眼睛，雙方時分時合，對南北物資交流干擾很大，但無論在和平狀態還是戰爭狀態，雙方的物資交流不論是公開合法地進行，還是隱蔽非法地進行，始終未能停止，因為無論生活與戰爭，都離不開物資，而部分物資只有交流才能獲得。山西人，因為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自然成了這種南北物資交換的中介人。漢初，山西人已經與匈奴在長城腳下互市?！稘h書》記載：“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比龂鴷r，“鮮卑酋長曾至貢獻，并求通市，曹操表之為王。鮮卑之人嘗詣并州互市”。宋代以山西為邊防，北宋與遼的關系是比較緊張的，但貿易并未中斷，當時，不僅在并州有交易市場，并州西邊“合河（今興縣）保德皆臨河，夏人西來，遼兵南下，聚于麟（州）府（谷）二州界上，對渡之臺河、保德當沖受敵，征調無時。遼夏皆利于互市，時以此為控御之道?；ナ幸钥暡?，易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姜、桂等物，易密蠟、麝臍、毛褐原、羚角、硇砂、柴胡、徒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其與民交易”。其間，并州知府雖曾奏諸“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而私販不能止”。為什么私販不能止？有暴利??！和現在的走私是一個道理。后來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中華一統，這種物資交流的商業活動自然更是具備了良好的政策人文環境。 直到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明政府與阿拉坦汗在大同簽訂了“隆慶和議”。
天時、地理、人和，歷史在這里終于交匯出了一個讓山西人奔向輝煌的軌跡：明代中期，由于土地兼并，賦役加重，政治腐敗，再加上北部韃靼和南部倭寇的侵擾，連年戰事不斷，人民群眾忍受不了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紛紛向外逃亡。到天順（明英宗朱祁鎮年號）末年（約1464年），從山西和河南逃到荊襄地區的流民就多達150多萬。明朝與阿拉坦汗通貨互市后，無異給晉陜冀邊民打通了一條生命通道，便有許多窮苦邊民以及因參與反對朝廷而遭官府緝捕者，為逃生或避難，紛紛越過長城，到“口外”廣闊的蒙古草地上謀求生存。阿拉坦汗出于為我所用、發展地方經濟的目的，便敞開胸懷接納了他們，給他們提供土地和氈帳、耕畜和牛羊，讓他們從事農牧業生產或鐵匠、木匠、毛匠等手工業勞動。由此揭開了晉陜冀邊民“走西口”的序幕。后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亂，殺虎口又成了供應大軍糧草的后勤基地。所以這一帶來往的客商很多，最終造成了這個地方一度的商業繁榮。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要求，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以至于后來的票號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異地他鄉，反倒成了晉商的發祥地。

元明通貨互市的同時，通過蒙古草原的中俄商路也有大量物資交流。
17世紀的中國朝廷心中只有“天下”，不懂外交，且拒絕貿易。1693年俄國使團到京時，對俄國知之甚少的大清政府在《大清歷朝實錄》中只能含糊地說俄國“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遼闊，有二萬里”。俄國使團來京，中方將其稱為“外藩朝貢”。俄國使團在提出關于邊界糾紛和在華建立東正教堂的訴求外，主要向清廷提出：請派商人到莫斯科，可帶白銀購買任何貨物；請派中國人攜帶各種貨物到俄羅斯進行貿易。這是國與國互利通商的邀請。1694年2月5日，清廷理藩院答復道：“……舉世皆知四夷向中國上表進貢請求通商，但中國向無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舉應無庸議?！钡谝粋€使團兼商隊回到莫斯科，康熙皇帝的贈品引起朝野轟動，彼得大帝三次出席中國贈品展示的聚會。于是，先在尼布楚，不久就轉到交通更便捷的恰克圖，俄羅斯方面出資興建客棧，打造商埠。時隔不久，邊境中國一側，中國商人自己掏錢買地，由民間蓋起了與其規模相當的貿易區——“買賣城”。兩國的市場毗鄰，設木柵欄為界。中俄第一批邊境口岸出現了。1777年一年，俄方征收進口貨稅超過48萬盧布。1819年（嘉慶二十四年），由恰克圖輸往俄羅斯的茶葉價值500萬~600萬盧布。1839年達到800萬盧布。俄國商人將茶葉轉手到下諾夫哥羅德，即賣得1800萬盧布。草原茶路上的第二宗商品大黃，在18世紀30年代進入恰克圖的價格是1普特12~15盧布，轉手到歐洲售價110盧布。這一時期俄羅斯政府壟斷大黃生意，每年大黃的商業利潤維持在15萬盧布上下。1749年恰克圖貿易總額304萬盧布，1850年即達到1380萬盧布。1840~1860年,對華貿易占到了俄國對外貿易的60％。中方每年貿易順差在100萬~200萬盧布上下徘徊。大約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從這里輸走茶葉4萬箱左右，1852年卻達175000箱。1699年，俄國從中國進口煙草3000噸，次年為5000噸，第三年為6000噸。俄羅斯政府在西伯利亞開辦了制煙廠，加工中國煙草。供需問題解決了，錢也賺了。中俄貿易前期，俄國對華出口主要是皮毛，西伯利亞農業發展起來后加上糧食。這兩項占了總出口的80％~90％。19世紀俄國皮毛出口降至28％，取而代之的是輕工業產品，主要是毛呢等紡織品。19世紀新增的100多家毛紡廠的產品全部銷往中國。時任莫斯科民政總督的謝尼亞溫這樣說：“西伯利亞的繁榮和我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莫斯科紡織業的興盛，主要依賴于恰克圖的貿易?！痹谶@種情況下，中國絲綢和棉布進入俄國數量被削減。19世紀西伯利亞的一位總督斯波蘭斯基說：“俄國需要中國絲織品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結束了，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1853年，因太平天國運動截斷茶產區與北方的商路，運往恰克圖的茶葉僅5萬箱。以后，很快恢復，運往恰克圖供應1855年集市的茶葉不下112000箱。

就這樣，由于與蒙古，與俄國間的物資貿易交流，歷經元、明、清，逐漸發展，逐漸形成了南北物資運輸的大通道。閩粵和長江流域、淮河流域的物資，經水運分別集聚漢口、周口，以后由駱駝、驢騾經開封、懷慶府（沁陽）、漳州、潞安、于洪北運太谷、祁縣，經加工分包，再繼續北運，沿著舊日的軍事道路雁北山區，經忻州、原平，出雁門關，呈黃花梁分道，一路去東口（張家口），一路去西口（歸化城），東西兩口是南北物資交流的大市場，兩口以北，是遼闊的牧區。從兩口進入蒙古的物資，往西可由歸化——包頭——寧夏——蘭州——敦煌到葉爾羌，或由歸化——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哈密——烏魯木齊到塔爾巴哈臺，往東經張家口——多倫——齊齊哈爾到呼倫貝爾，往北則是庫倫——恰克圖——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到彼得堡，進入歐洲市場。這條南起廣州，北達恰克圖的商路，在山西北部的長城線上與明代已經形成的北京——張家口——大同——殺虎口——榆林——涼州——甘州——嘉峪關的東西商路相交叉，山西不僅在兩條商路的交叉點上，又位于形成于漢朝、盛熱于隋唐的絲綢之路的東端延長線西安——灣關——太原——北京。
山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為她的人民從事物資貿易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中原地區農業手工業產品和北方游牧民族以至沙俄方面的商品交換中，山西商人“販綢緞于蘇杭，販菜糖于漢口，吸葛市于四川，販棉布于直隸，販其它雜貨于山東周村”，轉而又將此種貨物“售于新疆、內外蒙古等處”。幾乎大部分是經過這條商路輸送的。經作家鄧九剛考證，各行業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駝夫總數大概在30萬~50萬人之間。一連串的城市因此而興起或因商業而衰落。恰克圖，蒙語詞，意思是“有茶的地方”。除恰克圖外，伊爾庫斯克和歸化是兩國各自匯集商品、組織貨源的橋頭堡。俄方的上烏金斯克、下烏金斯克、托博爾斯克、新西伯利亞、伊爾庫斯克……；中方的多倫、阿拉善、包頭、集寧、烏里雅蘇臺、科布多、海拉爾、齊齊哈爾等城市，都因茶路上人流物流的增長而擴大了規模。
因為“學不優”，因為自然條件，因為山西獨特的地理淵源，因為恰好出現的帝王將相，是不是可以造就商業勁旅晉商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當時具備同樣這類資源和條件的不僅僅是山西。我們回望歷史，這類因素同樣其他區域的人亦會同樣遇到，這些尚不足以造就“晉商”。
讓山西人成為強勁晉商，最為重要的是因素，便是山西人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