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周其仁/文 今天，要確認中國經濟經歷了奇跡般增長的事實，已經不需要羅列很多統計數據與圖表了。每個在過去不同時段里訪問過中國的外國人，都不難通過對比印證中國的巨大變化。至于中國人自己，更可以各自的經歷驗證中國經濟巨變的方方面面。甚至我本人的故事也提供了一個證據：1978年年初的時候，我還在東北邊陲的北大荒從事農業勞動，僅僅九個月之后，我就和數萬名時代的幸運兒一樣，經過一場文化考試的選拔，到北京來念大學了。這當然是以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也正是無數像我一樣普通的中國人得到的以前不可想象的機會，才成就了“不可想象的”中國經濟增長。
讓我們轉向理解的層面。怎樣解釋中國經濟奇跡般的變化呢？人們見仁見智。2002年美國勞動統計局出版了貝內斯特（Banister）撰寫的一份評論，指出雖然中國工資上漲的步伐從1999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上升12%，比以前大大加快，但中國工資的加速升勢根本沒有拉近與發達國家工資的差距。2002年中國總體制造業的平均每小時工資只有0.57美元，僅相當于同年美國、日本和歐洲的3%，相當于新興工業經濟體的10%，或墨西哥和巴西工人的25%。該評論的結論是，“中國顯然享有工資水平顯著低于全球其他國家的優勢”。這似乎為很多重大經濟現象找到了一個答案：為什么中國擁有龐大的順差？為什么美國出現龐大的逆差？為什么在近30年內中國的出口高達年平均增長24.4%？以及為什么在出口導向的拉動下，1979-2007年的中國GDP年均增長近10%？就是因為中國擁有舉世罕見、數目驚人的“廉價勞動力”。
事后看，2002年還只不過是中國正式加入WTO的第一年。此后中國的經濟表現更令人感到吃驚：GDP的年增長率從10%推高到12%，出口相當于GDP的比例，從20%上翻到近40%，外匯儲備更從不足3000億美元沖過了2萬億。不過，如果要找一個公眾容易接受的理論，首先還是“廉價勞力優勢說”。
不妨認真衡量一下這個解釋。我提出的問題是：要是巨量的廉價勞力真可以解釋中國經濟在全球的競爭優勢，那么在中國勞力更為廉價的年代，為什么既看不到“中國制造”，也看不到“世界工廠”，更沒有誰對“中國價格”感到憂心忡忡？以1978年為例，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尚不到歐美日本工人工資的1%，而那時9億中國農民的人均年純收入更只有區區134元人民幣——那顯然更為廉價的勞力，為什么就沒有能夠形成“成本優勢”？而那年的中國出口還不足100億美元，只及2007年中國出口的0.8%？！
答案是這樣的：勞力和其他生產要素都不能直接變成產品。所以，廉價勞力的優勢也不能直接轉化為產品的競爭優勢。要把生產要素轉變為產品，非經過經濟組織和經濟制度不可。如果要素成本極其低廉，但生產的組織成本或體制運行成本極其昂貴，那么再廉價的要素也不可能轉化成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因此，組織成本（orga－nizationcost）和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cost），或者如阿羅教授在1969年定義的“經濟體制運行的成本”（thecostsofrun－ningtheeconomicsystem），才是理解經濟增長的關鍵。正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經濟制度的運行成本，降低了各類企業的組織成本，才激發了人們的勞動、技術改進與創新、管理以及創業的熱情，才激勵人口眾多的中國得以在全球舞臺上發揮自己的綜合成本競爭優勢。在這里我想說，大幅度降低經濟體制的運行成本，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秘訣所在。
在實踐上，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絕不容易。傳統的中央計劃經濟，其實是把一個內部嚴格執行計劃和命令的公司擴展到整個國民經濟，形成了一個由國家控制一切資源，靠行政命令來組織國民經濟的“超級國家公司”。怎樣降低這個超級公司過高的運行成本，是中國改革的現實出發點。中國的經驗是通過超級國家公司的權力下放，重新界定財產權利，而隨著分立的、特別是私人的產權重新得到社會與國家的承認，中國逐漸形成了多種產權并存的新局面。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其組織形式、營運方式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先不為社會主義制度所容的非公經濟，包括私人財產、個體戶、私人企業與外資，則在國民經濟許多領域爭得了一席之地，今天已占全部產出的50%，以及全部就業的75%。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制的資源可以合股組建新企業，以適應環境的不確定變化。這一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所不能允許的制度變化，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
中國在開放的方針下對內改革，也推動中國經濟卷入全球市場競爭。出乎預料的是，對全球化競爭沒有完全做好準備的，可不單單只有中國自己。由于中國、前蘇聯東歐國家以及印度等國的陸續開放，二戰以來形成的全球經濟秩序，根本不可能一成不變地繼續維系。舊有平衡已經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我認為，這是發生當下全球經濟所謂“失衡”問題的廣闊舞臺。
最嚴重的沖擊來自兩個基點。在微觀上，人工與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極其懸殊的不同國家的產品，在開放中集合到同一個全球市場上交易，引發了前所沒有的生產替代、投資轉移與結構重組。特別是當全球經濟舞臺上的后起之秀逐漸提高了自己的學習曲線、改進了自己產品質量的時候，先進國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難免受到某些沖擊。道理很簡單，如果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也可以制造年薪8萬美元的工人才能生產出來的汽車，那么在開放的條件下，后者就不能不面臨嚴峻的挑戰。在邏輯上，他們有三條路可以選擇：或轉向生產前者還不會制造的產品，或下調已達到的高工資和高福利，或借助于貿易保護把競爭對手擋在國門之外。我想，我們可能都贊成第一項選擇，希望但不那么敢相信第二項選擇的現實性，并比較一致地反對第三項選擇。但是，對于當事人而言，有利于一國消費者的事，對所在國的所有生產者并不一定都是福音。
在宏觀上，美元作為國別貨幣又充當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架構，也因為中國、印度和前蘇聯東歐國家深度卷入全球化貿易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因為，戰后確立的美元地位包含了一個內生的矛盾，即世界貿易越繁榮，各國對美元儲備的需求越旺盛，美國的逆差就必須越嚴重，而美元的幣值也就越難以穩定 （這是“特里芬困境”（TeriffinDilemma）揭示過的)。二戰結束以來，隨著歐洲復興與日本重建，美元一身兩任的矛盾不斷激化。其間，美元金本位的結束、浮動匯率的興起、歐元誕生并形成對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擔”等等，曾經部分化解了全球貨幣制度的危機。但是，輪到中國、前蘇聯東歐國家和印度等國登場，一方面全球貿易以遠高于全球GDP增長一倍以上的速度高歌猛進，另一方面日益繁榮的全球貿易給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框架帶來更難以應付的沖擊。
上述兩個沖擊點互相交匯。由制度變革推向全球市場的中國勞動力不是以百萬計、不是以千萬計，而是數以億計。加上前蘇聯東歐國家和印度等國，新卷入全球市場競爭的勞力高達以十億計。如此巨量的人力資源在過去封閉、半封閉環境里形成的薪資水平，只及發達國家工人薪資水平的幾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但是現在，他們在開放條件下正不斷改善產品品質，并正與發達國家的產品在同一市場上競爭！這樣不斷釋放出來的比較優勢，既給全球帶來貿易的繁榮和經濟增長，也不斷加重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沉重負擔。即便美國“很樂意”承受那樣的重負，經由新興國家巨額貿易順差、巨額外匯儲備、再轉為流入美國的巨大借貸與投資，終究還是“錢淹美國”，在超低息的流動性泛濫環境里，最后出人意料地以一場“次貸”引爆了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我相信，這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機更為一般的視角。否則，戰后幾度繁榮的世界貿易與經濟，是沒有辦法從根本不存在的“華爾街不貪婪”或“監管很完善”中得到合理說明的。
應對上述沖擊也分兩個方向。其一是發達國家加快創新活動，在更高生產率的基礎上保持高品質的生活水準；新興國家則要加快收入分配的調整，也在生產率提升的基礎上增加本國居民收入、充實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基礎。其二是重建全球貨幣框架，為全球貿易的進一步繁榮奠定可靠的貨幣制度基礎。這方面可討論的選擇很多，包括沿著歐元的道路繼續前進，直到形成若干個彼此競爭、以浮動匯率連接起來的區域貨幣（其中也包括亞洲或人民幣貨幣區），共同為全球市場服務；也包括重新舉起凱恩斯當年的建議，促成一個更為理想主義的全球貨幣。無論何種應對，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關起門來單獨完成。因此，全球眼光與意識，不同國家利益之間的理解與協商，各國學者不同的理論與政策主張的交流切磋，對重建全球經濟秩序都是重要的。
讓我小結一下。改革開放奠定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也推動中國卷入全球化。中國的改革并沒有終結。無論對內還是對外，中國的制度變遷都還面臨大量未完成重大議題，以便為更持久的增長，奠定更加可靠的制度基礎。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中，中國正面臨新的考驗，特別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秩序重建的新考驗。從新的實際出發的經濟研究與科學探索，肩負重大的使命，也擁有遠大的前途。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為作者在北京論壇（2009）上的主旨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