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蘇琦 進入第四季度，有關部門和官員關于“全年保八無虞”的樂觀情緒漸漸升溫，其中加油打氣的用意非常明顯。

同樣一個GDP，承平時節人們喜歡高談“不以GDP論英雄”，乍暖還寒時分則惟恐GDP過低難以支撐人們對復蘇的信心。一個GDP，兩種表述。兩種表述是可以理解的，要害在于一個GDP。本來“保增長，調結構”的意思是要打造一種新的GDP，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重數量，更要重質量。然而放眼望去，“保增長”不遺余力，“調結構”乏善可陳的現象比比皆是——“保增長”時期的“調結構”似乎比宏觀調控時期的“調結構”更像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使命。

“調結構”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增長是即期的，是可以量化的，其動力源也相對單一，只要有足夠的投入，就會有可靠的預期。最關鍵的，增長是增量的，這對于利益相關方來說可謂皆大歡喜。而“調結構”則是長期的，其成效不是那么容易量化，而且要做不少減法，需要地方政府長期堅定的意志和博弈的技巧，從政績收益學上來說，更容易出現“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不利局面。

這既是一個經年的老話題，也是一個看似無解的老問題。然而在當前新的國際國內情勢之下，這個議題擁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緊迫感。

從國際上看，各國對于氣候變化和降低碳排等議題的關注日甚一日，美國甚至有意在未來憑借 《清潔安全能源法案》對進口產品征收所謂“碳關稅”。這表明碳排問題將成為國際政經格局中一個重要的角力點，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國家，中國須早為之計，越早調整產業結構越能避免被動。

從國內看，在強調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當下，“唯GDP論英雄”的發展思路已經越來越不見容于社情與民意，以毀壞環境為代價得到的經濟增長也越來越失去其正當性。事實證明，一個非環境友好型的社會無法建設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更無法打造出一個創新型國度——而在缺乏核心競爭力的情形下，我們靠打雞血針似的超大規模投資驅動的復蘇，又能維系多久呢？

此外，從央地關系的角度來看，如果過于容忍地方以老辦法來推高GDP，無異于自我消解中央此前宏觀調控的權威性。如此一來，如果中國再度面臨經濟過熱，中央再祭出宏觀調控牌，會有更多的地方官去選擇“留一手”，以免由于“太聽話”而在下一輪保增長的時候陷入被動。

至于有關高GDP能夠提振人們對經濟和時局的信心的說法，其實也有落伍之嫌。世易時移，如今老百姓更關注身邊的微觀經濟學，多選擇以就業、實際收入和支出、物價水平、社會保障等指標來判斷經濟運行的好壞。單純一個GDP的高低，已經不足以左右人們的信心。

事實上，引領美國走出復蘇并奠定其戰后長期榮景基礎的“新政”，也從未以具體年份的GDP指標來提振人們的信心，而更多是以就業的前景、政府的福利開支、財富的更合理的分配等等來達致目標?！肮Ψ蛟谠娡狻?，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美國是以一場“社會革命”走出了經濟危機。

如若覺得身邊的經濟學指標過于微觀，而社會工程的指標過于難以量化，那么我們依然可以選擇如下的權衡指標：帶動了多少民間投資，民企的數目增加了多少，提高了多少就業水平，人們的醫療、教育、住房等負擔減少了多少等等。

數字游戲非信心之基，信心建立在人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上，不建立在干癟的GDP數字上，而高GDP下的普遍蕭條感則更是一種最壞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