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條約》是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歷史性超越

首先我想說，《里斯本條約》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歐盟就完成了所有27個成員國議會或公民公決批準，這絕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曾經書寫過“歐洲夢”的地方的當代歐洲人辦到了。這是歐洲各國整體利益的現實需要，也是人類歷史進程中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背景下邁出的充滿智慧和勇敢的一步?！独锼贡緱l約》的生效，是對奠定“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的又一次歷史性超越。

國家主權和民族國家的概念和作為世界秩序的國家主義體系，是從843年查理曼帝國一分為三到“象征三十年戰爭結束”《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后逐漸建立起來，并隨著歐洲殖民主義運動帶到了包括亞洲和中國在內世界各地。

如今，“國家主權”意識早已深入人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荷蘭全民公決否決了的《歐盟憲法條約》。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捷克總統克勞斯才一再地為批準《里斯本條約》設障，向歐盟發難。盡管與《歐盟憲法條約》相比，《里斯本條約》少了許多國家特性的東西，如歐盟的“國旗、國徽、國歌”等等，因而27個成員國中，只有愛爾蘭對此進行了全民公決，其他國家均由議會批準。但實質上，基本保留了《歐盟憲法條約》中的內容，一旦執行，將給歐盟的組織運行機制和決策過程帶來不小變化的同時，也是對成員國“主權”的相對弱化。比如，組織層面的變化有：將新設常任歐盟理事會主席(類似總統)，任期2年半，可以連任，取消現行的輪值機制；合并歐盟外交委員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的職權，設立新的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類似外長)，全面負責歐盟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在決策層面的將發生本質性變化，這就是，將有更多領域劃入“有效多數表決制”的范疇，在司法、內政等一些敏感領域，歐盟成員國也不能“一票否決”，這簡直是對成員國“主權”的直接削弱。但同時，也將大大提高歐盟的決策效益。

20世紀的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在歐洲，維克多?雨果和溫斯頓?丘吉爾的“歐洲合眾國”理想的被重新喚起。歐洲的經驗，是果敢地走上和解共存的利益共同體(Community interest)之路。從《布魯塞爾條約》 (1948)到《羅馬條約》（1958），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993），終于完成了歐洲的重新統一。這是一種尊重民族差異和文化個性基礎上的統一，歐洲聯盟與聯合國不同，它是實實在在的國家集團。而這回，被看作是《歐盟憲法條約》的替代和簡化版的《里斯本條約》的生效將使歐盟得以向更民主、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向邁進。一旦12月1日正式實施，將為加速歐洲一體化帶來實質性改變，歐盟也開啟了新的時代。

所以，從這些變化看，說《里斯本條約》，是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歷史性超越，一點也不過分。

當今世界，又一次走到了何去何從的世紀轉折點上

那么，《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奠定國家主權概念，為什么在如此深入人心的當代世界會被超越或者說需要重新整合呢？這就要對20世紀至今的歷史作一簡要的回顧，并從國家政治和地球政治兩個層面考慮問題。

從國家政治的角度上看。兩次世界大戰后，從“冷戰”到歐盟東擴，似乎很清晰地標識出這樣一條螺旋式上升的脈絡：從攻伐爭斗，到和解共生！以冷戰結束為分界線，如果說自二戰結束到冷戰終止的40年間，國際秩序形成的由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兩大陣營斗爭均勢，由于中國國際戰略（1970年代）的改變，形成了明顯的自東向西的實力轉移；那么，在冷戰結束以來的20年間，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轉向全球化、多極化之際，由于俄羅斯改革的成功、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印度的奮起，則自西向東的實力轉移是顯而易見的。

特別是，當今世界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實體的情況是：如果說僅有200年歷史的美國，如今在其內部早已走上了和諧共生之路，而對外尚在謀求王霸之道；那么有著上下5000年歷史的中國，其內部仍然沒有跳出王霸權謀大一統的理路，對外卻（由于財政聯邦下的政府型市場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另一方面，地球作為人類公共家園，要求人類組織起保障涵蓋所有主權國家的所有公民的尊嚴、自由和安居樂業的治理機制，加倍快速地革新我們的理論思維和制度建構。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外層空間、族群沖突、文明沖突、網絡民主、移民、黑客、恐怖主義、重大自然災變、跨國傳媒和跨國公司帶來的去國家化、去區域化、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確定性增加，特別是2008美國金融風暴等重大挑戰和重大機遇，這個世界已經變得“一損俱損，一榮共榮”，再不可能“一枝獨秀”。一句話，世界需要新型國際關系秩序體系，需要所有主要大國之間（而不僅僅是民主國家或權威國家），特別是公民與公民組織之間的合作，以及建立強有力的多邊制度。

那么，這種新型的國際政治秩序體系最可能的形式是什么呢？它將是一種建立在國家實力擴張基礎上的競爭體系呢，還是一種由國際規則來框定的合作體系？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到不同的政治價值觀念，更涉及到當今人類文明形態的轉型訴求。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主權國家政治價值的轉型與整合，人類很可能將“由地緣政治及其權力關系向生態政治及其共生關系”的轉型與整合。歐盟、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五大政治實體，各自都存在自己的問題，比如美國，主要是外部“國家形象”問題；與美國經濟聯系緊密幾乎到了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地步的中國，主要是內部“社會結構”問題；俄羅斯和印度，主要是內部“經濟結構”問題；歐盟呢，主要是“歐洲夢與美國夢、中國夢、非洲夢”的融合問題。同時，不管它們存在什么樣的問題，這五大政治實體，都具備了推行“多邊主義”，同時也都將具備推行“單邊主義”、“雙邊主義”的實力，誠然，根據“地緣政治”邏輯，五大政治實體采用哪種政治策略取決于哪種政治策略對其最有利于其國家利益。這似乎無可厚非，然而，如果照此邏輯演繹下去，就是說，比如本來就是多邊建構和多邊主義的倡導者歐盟，作為奧林匹克精神發源地的歐洲也被迫繼續拖進這條以“地緣政治”為軸心表現為“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故道，如果有著合縱歷史經驗教訓的中國，不能與歐盟結成更為緊密的戰略聯盟，以共同推行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新型國家形象和國際政治新秩序，那么，古代中國“治亂循環”歷史悲劇就難保不會在今天的世界舞臺重演！

數千年來，國際關系就是權力關系，這一點集中體現在地緣政治中。到目前為止，處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地緣政治原則?，F實中在可以見到的未來，仍然如此。但是，走老的路子，確實有很多問題，這個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新路子有沒有呢？如果有，五大政治實體才可以說“對人類作出新的貢獻”。毫無疑問，當今世界需要新的智慧引領前進。

從“農耕文明”時代走過來的人類，如今正從“工商文明”走向“生態文明”。如果說農耕文明時代奉行的政治價值觀主要是經驗主義和權威主義，工商文明時代的價值觀主要是理性主義和資本主義，那么，生態文明時代的價值觀，就是天下主義和共生主義——發軔于中國古代和歐洲工商文明中期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與生態學原理，以及東西方均出現過的大同思想、烏托邦思想、大和思想。生態文明時代最終能取代工商文明時代把人類大和的共生理想訴諸現實么？因為，生態文明的突出特征是人與自然、人與人、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國家（包括國家集團和國家聯邦）的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諧共生。因此，人類的整個生活方式——包括經濟模式、政治模式、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傾向、價值觀念及其行為——都將面臨根本性轉變。比如經濟系統將納入生態系統而不是把生態系統納入經濟系統，倡導和諧、簡約和理性消費；在政治治理上，不再是國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是強化人類整體利益、世界利益、天下利益的優先性，倡導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意識；工商科技發展不再是人類改造自然掠奪自然的工具，而是系統修復生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助手，人類將超越工商文明時代的資源性機械自然觀而突顯整體環境的有機自然觀；生態文明時代不僅會繼續關注普遍人權，也更強調“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責任與普世價值。

因此，那種建立在以權力關系為中心思維向度——即把現行世界政治體制劃分為“威權政體軸心”和“民主政體軸心”以及非此即彼的選擇傾向——將遠不足于適應新型國際秩序的建立。如果說“地球人的特征”，果真是循著“神圣人、英雄人、經濟人、生態人”的脈路演進，如果說包括老歐洲共體在內的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利益共同體，還帶著現代主義主權國家時代的對抗性思維方式的烙印，那么我想，一種可能的選擇，就是創建一種比“利益共同體”更加能夠承載人類共同命運并與新興的生態文明、創意經濟相適應的世界性制度，我把這種世界性制度，叫做“公民共生體”（Civil symbiosis）。

當今世界，又一次處于何去何從的世紀轉折點上。為了促進公民共生體的成長，我們不僅需要提高智商，更需要提高情商、乃至靈商，我們不是工具，我們是人，我們需要愛，不只是對自己國家、民族和利益共同體之愛，還要人類之愛，健全的人不只需要科學，還有價值，需要靈魂?？傊?，主權國家時代的無限增長、對抗性思維、強者施惡，必須被超越與整合。唯其如此，人類才能迎來同處世界公共家園的各民族的真正融合與和平。因為，真正的民族融合，必須建立在發揮個人（公眾）、政府、社會三大自組織力的基礎上。三大自組織力一個都不能少。而要做到這一點，還要在信仰的意義上，還原到每一個民族的每一位公民的良知、良心、良能的三位一體——世俗上帝！

在這個意義上，歐盟27國批準《里斯本條約》這一歷史事件表明，歐洲人再次以實際行為，率先實行歐洲區域的整合，也為世界做出了一個積極示范。

亞盟之路尚遠，但各國還得積極準備

在說亞洲一體化之前，我們中國人很容易想到早在2千多年前，在東方，被稱為華夏九洲大地上，也經歷了一次“天下大戰”，最后也走了政治上的大一統，但那是強權消滅民族差異和文化個性的一次統一。此后，中國還經歷了多次這種我們中國人稱之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合循環”或“治亂循環”。歷史是一種存在或一種背景，無論悲劇、喜劇或正劇，我相信，中國人2千年來的經驗，和歐盟的經驗一樣，非常值得今日亞洲和世界過于沉湎于經濟得失的人們重新總結和評價。

關于亞洲聯盟，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全球各地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最顯著的標志——區域貿易協定（RTAs）在過去15年中出現了爆炸式擴散的背景下，漸次提上亞洲人議事日程的。然而，即使是熱衷于談論“亞盟”的亞洲人，似乎對于歐洲一體化中的“超主權”保持著某種程度的警惕或矜持。

自從歐洲人把“主權國家”的世界秩序強迫亞洲各國接受之后，亞洲人于20世紀初開始學會了用“國家主權”的概念，“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即每當歐美國家在國家體制、文化傳統、外交方略、人權狀況、經濟模式上用自己的標準來評價甚至批評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時，亞洲和中國都很嫻熟地用“干涉國家主權”來回敬對方，而在亞洲各國國內，把國家主權與人民主權對立起來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所以，從理論上講，按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理論,一體化通常由六個階段組成的每一階段，即:優惠貿易協定(PTA)、自由貿易區(FTA)、關稅同盟(cu)、共同市場(cM)、經濟同盟(EU)、政治經濟同盟(PEU)，都似乎有讓人感覺與“國家主權”之間存在一道鴻溝的嫌疑。

正如有的論者所指出的，這是因為，亞洲擁有世界最古老的文明，最豐富的資源，也擁有世界最為多元的文化，亞洲各國人民對自己國家和文化的熱愛，都或多或少國家主權掛上了鉤。與此同時，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以來，宗教和文化的沖突，意識形態的分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歷史形成的領土遺留問題，卻使這個大陸充滿了爭端和沖突。內部的不團結，經濟和文化的弱勢，也使得亞洲頻頻遭受外來勢力的侵襲。各亞洲國家間的差別非常大，既有發達國家又有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也是參差不齊。文化之間的差異就更大，拋開所謂“大中華文化圈”，還有東南亞、南亞次大陸、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亞各民族的文化傳統間的差異，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等諸多宗教文化之間的差異、分歧乃至矛盾。在經濟上，亞洲雖然是世界上成長最為迅速的地區，但一直未擺脫對以歐洲、美國為主體的世界經濟體系的依賴，亞洲各國之間的投資和貿易量，遠低于亞洲與歐美之間。亞洲內部，矛盾和問題重重。

僅就中國而言，作為一個擁有完整國民經濟體系的大國，一時間，大概不會和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達成“經濟一體化”協議的。這一點和美國極為相似?！皝喢恕蹦繕说膶崿F比起“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來，難度要大得多。而離開經濟一體化這個基礎，“亞盟”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譚。

不過，從20世紀的最后幾年開始，特別是自1998金融風暴到2008金融風暴，從2003年SARS到這次甲型H1N1以來，非戰爭的超出國界“人禍天災”的破壞力，不僅警醒著世界，也警醒著亞洲，在經濟、社會、衛生等各個領域中再也不能缺乏一種普遍合作的精神和國際機制、區域機制。于是，一股區域和次區域合作的潮流已在亞洲清晰可見。學界指出，雖然這些合作距亞洲一體化及亞洲聯盟還相距甚遠，但這是實現更遠大目標的必由之路。

中國著名國情研究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在2002年就提出，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建立自由貿易區分“五步走”的構想，即：第一步，中國積極參加東盟自由貿易區。第二步，建立中國、日本、韓國和香港自由貿易區。第三步，在前兩步的基礎上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第四步，吸收南亞各國，建立東亞與南亞自由貿易區。第五步，參與和建立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區。他還認為，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的五個步驟，既可以分別進行，也可以同時進行，其最終實現大體需要十至十五年的時間。如今，我們從近年來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10+1”、“10+2”、“10+3”的合作機制一步步形成常態的趨勢看，這一構想正在艱難而部分地成為現實。

而且，與歐洲不同的是，亞洲各國在非經濟領域的政治、政黨合作方面，反而似乎來得更簡單易行。2004年第三屆亞洲政黨國際會議通過的《北京宣言》，得到來自亞洲46個亞洲國家中的35個國家，81個政黨的贊同,亞洲合作機制由此從市場行為轉向政黨行為、政府行為,“亞盟”是方向,不是口號。似乎真的使世人看到了從“東盟”走向“亞盟”的曙光。于是，有人提出“亞洲聯盟之路”，應當從“東亞經濟一體化”起步,走“東南亞聯盟”到“東西亞洲聯盟”，再到“亞洲聯盟”和“泛亞洲聯盟”的漸進之路。同時，從全球戰略考慮，中國可以主動表示歡迎美國參加到促進東亞共同體和“亞盟”的建立中來。

所以，亞盟之路尚遠，但各國還得積極準備，亞洲人決不缺乏合作的智慧，決不缺乏變化的智慧，決不缺乏共濟、共棲而共生的智慧。

推進“東亞一體化”，解決中國的“臺海問題”

我個人也對“亞洲聯盟”抱積極樂觀的態度。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不但認為，中國應當更加主動地推動“亞洲聯盟”進程，積極推進“東亞共同體”或“東亞一體化”，而且，我心中還存著一個愿望，這就是通過推進“東亞一體化”，解決中國的“臺海問題”。

2008年5月以來，在海峽兩岸積極推動下，“臺海關系”或“臺灣問題”問題的解決，取得了諸多積極進展。但由于海峽兩岸的政治上的敵有對關系多年來談判也沒有實質性結果，沒有從法律機制上，即解決并未從根本上消除。我想，根據國際關系準則，最好能有雙方共同信賴的第三方充當調解人，比如聯合國而不是美國或者其他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歐盟、非盟、阿盟），可能就是充當調解人最佳角色。因為，只有聯合國才可能做到不帶利益交易的善意協調。

但這樣一來，首先要大陸一改過去30年的政治立場，即從堅決反對到主動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當然是有前提條件的，比如雙方簽訂軍事和平協定）。其實，這在國際上也不泛先例，一是前蘇聯在聯合國就有四個席位（蘇聯、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二是以前的西德和東德都分別是聯合國成員，三是歐盟這個國家集團（所有成員都是聯合國成員）），四是聯合國成立之初當時的國民政府在派遣出席第一屆聯大代表時也包括了當時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代表（一說中共代表）董必武。從這些先例來看，國家的分裂或統一，政治的分體化或一體化，與是不是聯合國成員，并沒有必然的關聯。我們大可不必在這個問題上鉆牛角尖而時悲時喜。

海峽兩岸的政治集團，都應當以造福兩岸人民為念，以兩岸和合共生為懷，向歐盟尋求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諧共生的智慧，向聯合國而不是向美國或俄羅斯或日本尋求現實的政治幫助，向亞洲國家謀求促成“亞盟”的政治、經濟、文化實現，并說服日本、韓國、東盟、印度等國，參照歐盟把總部設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市的經驗，把未來亞盟的首都設在臺北市，從而創造條件在國際化和去地區化的背景下，使臺灣問題得以自然而然的平和解決。眾所周知，比利時在歷史上并不是一個國家，它大部分地區屬于法國，一小部分屬于荷蘭的一部分。歐洲人有好戰的一面，但同時在解決內部糾紛方面，也顯得富有智慧而有容乃大。這是歐盟得以成為現實的先決條件。如果中國政府在積極推進“東亞一體化”乃至“亞盟”的同時，通過勸說東亞及亞洲各國把“亞盟總部”設在臺北市，這樣做，也真正顯現出大中華兒女的智慧、勇氣和慈悲心。

如果在成立“東亞共同體”，乃至“亞盟”或“在亞盟建都設在臺北市的問題”上，日本、韓國、東盟、印度的工作一時不好做通，那怕考慮將業已成形的“上海合作組織”功能的擴大，也是值得的。

特別是大陸方面，如果能夠用這種主動積極的策略來處理臺海關系，那么，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首先在處理自身與其他聯合國成員的關系上，也相應主動積極得多，比如，大陸方面再也不需要對任何國家（包括那些太平洋小島國）因為在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而“表示贊賞”（感謝）了。說來這是件近乎滑稽的事情。只要我們承認統一必須“尊重兩岸人民的意愿”這樣的政治前提，承認如今不再是少數政治人物或者哪幾個政黨私下交易作出決定后把某個結果交給人民被動接受的時代，那么，我想大陸“從堅決反對到主動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這一政治立場的改變，一定會大大促進兩岸人民彼此的全方位了解和交往，加上聯合國的善意協調，最后形成一個兩岸人民都能共同接受的政治走向。我想，這是我能想象得到的關于臺海關系走向的一條最好的政治路線圖，即：“大中華兩國一制，到大中華一國一制”。

如果臺海敵對關系結束了，我們堂堂一個大國政府，都六十華誕了，哪還需要人家承認不承認??？！而對臺灣來說，由于國際空間的重新展開，臺灣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對外交流發展上，也勢必獲得大大降低成本的利好結果，從而增加對大陸的好感和信任。中國政府如果這樣做了，一定會在海峽兩岸人民心中得分，在世界人民心中得分。所以，即使從臺海統一的角度看，中國也應當積極推動亞盟之路向前延展，再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