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作者，薛涌。中國的貧富之爭是一個不斷升級的社會熱點，許多重大事件都是由這個敏感問題引發，比如轟動一時的杭州的飆車案等。
薛涌曾經著文批評茅于軾的“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引發了一系列的爭論，《南方都市報》拒絕刊發薛涌的文章，導致薛涌與該報的專欄合作決裂，并引發許多不同派別的學者互相攻伐，《南方人物周刊》專門做了一期“你為誰說話”的專輯。本書就是以討論這個事件的文章為主，再收入其他的相關爭論文章，對仇富，以及相關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有較為清晰和深入的探討。 本書涉及到民生與社會如何公平發展等的重大問題，與百姓的切身利益相關。其中文章以薛涌與茅于軾、吳敬璉、江平等重量級人物的論爭為主，而鄭也夫教授認為薛涌是最善于吵架、打筆仗的作者，這會引發讀者的參與感和閱讀興趣。
江蘇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定價：29.80元
目錄：前言：我為什么要辯論？
“說話”就是“做事”
說話的人要把話說好
保護茅于軾的社會病理分析
“炮打茅于軾”之社會病理分析
笑蜀：你已經不是孩子（詳細目錄見文章后附）
“說話”就是“做事”
——答鄺海炎先生
薛涌按：
我的《是茅于軾被歪曲，還是我被歪曲？》一文發表后，收到鄺海炎先生貼在留言中的來信。特將其信貼出，并回復如下。
薛涌先生：
小文被你讀到，不勝惶恐！需要解釋的有如下幾點：
1、我對薛先生的文章向來相當佩服，有人把你劃為“向中國人介紹美國”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我認為，你與前兩代最本質的差別就是積極介入中國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所以，對于你為中國公共領域建設所做的貢獻我表示我個人的感謝。
2、由于你的“異域之眼”，你常常能看到一些國內時評人士看不到的東西，這是你的長處。尤其值得我佩服的是，你對言論自由的執著。你與《南都》的事情，我也認為他們應該刊登你的文章，但前提是你的文章應該修改涉嫌茅老的過激語言，并且與反駁你的文章一起登出。很遺憾，《南都》沒有這樣做，這在中國其實也沒什么，可你很認真，我相信你的認真一是想擴大此問題的討論；二是，想引進美國的專欄作家制度。所以，在你跟笑蜀的爭論帖中，我是回帖支持你的。
3、在聽完徐先生演講后，我也曾經納悶：“貧富差距問題明明是大家關心的，為什么徐先生說不應該重視這場爭論？”后來想來想去，最好的解釋就是，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罪魁是“權力尋租”，所以首先解決“權利平等”才是最重要的。其實國內政治自由主義一直是這樣想的，這應該與你的觀點也差不多。而茅老則是這方面行動的楷模，只是他這次出于保護“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用了個曖昧的標題，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來，據理批評；但徐先生這些與茅老很熟的人，對茅老比較了解，所以覺得茅老只是說錯話而已，你對他窮追猛打，似乎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敵人。
4、其實貧富差距拉大，國內誰都知道，茅老也不是要粉飾太平，關鍵是說多了也沒用，要有具體的解決辦法才是。你執著于西方的言論自由精神，有一說一，確實認真的很，但在國內的自由主義者來看，卻有唱道德高調的嫌疑，這也是笑蜀先生激烈批評你的原因。其實言語之爭能爭出個什么結果？它唯一的一點意義就是指導人們往正確的方向走，如果爭論反而變成對正確做事的人的傷害，那這種爭論不要也罷！這就是我的理解，對不對，還請薛先生指教。
5，還要申明一點的是，徐先生這次講座雖然我去現場聽了，但難免有誤記的地方，而且我發現速記員也漏了很多。如果徐先生認為他的演講與我的記憶有出入，那就以徐先生自己的解釋為準。
最后，祝您早日學成歸國！
后學鄺海炎敬上
鄺海炎先生：
謝謝來信。你那篇文章寫得很好。至少幫助我這個長年不在國內的人，了解了不少國內思想界的動向。我也非常感謝你在來信中的誠懇意見。我相信，國內許多自由派人士，對我批判茅于軾的做法有所保留。所以我也有必要對你信中提出的諸問題做一個答復。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自由主義必須有草根性才會有生命力。自由主義不是幾個精英的游戲。我們應該走出士大夫那種圈子文化。二十多年前，自由主義是個時尚；如今，有些自由主義者（特別是“主流經濟學家”）已經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這樣自由主義還有前途嗎？我想這里一個根本原因，就是這些自由主義者對公眾的蔑視。他們把熟人之間的關系、把對一個熟人的個人道德評判，看得比這個人公共言論中的錯誤還重要。我希望破的，就是八十年代北京文化人圈子中的這個規矩。
我認為國內政治權利不平等是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你說“其實國內政治自由主義一直是這樣想的，這應該與你的觀點也差不多。而茅老則是這方面行動的楷模，只是他這次出于保護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用了個曖昧的標題，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來，據理批評；但徐先生這些與茅老很熟的人，對茅老比較了解，所以覺得茅老只是說錯話而已，你對他窮追猛打，似乎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敵人?！?/P>
你這段話里有幾點我不同意。第一，公共辯論必須有公共性，不能因為熟人就采用雙重標準。茅老說錯了話，如果他自己出來承認，還可以另當別論。怎么能因為是熟人就為他辯護，說他“只是說錯話而已”呢？這豈不是“化公為私”了嗎？他說錯了話，而且這種話影響非常大。在我看來，知名人士這樣的話說得太多，就降低了我們社會的道德標準。怎么能因為是熟人就不管呢？話語權力是社會重要的權力資源，對人們日常生活有真實的影響。說話就是做事。為富人說話也就是為富人做事。傳統士大夫有這樣的觀念，仿佛天下就是他們幾個人的，別人沒有說話的份。這個規矩，非破不可。我博客上有一篇《中國媒體的潛規則》，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找來看看。
第二，茅老真是僅僅說錯話了嗎？我引用了他的文字，指出他把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關系。這是他的理論基礎?？上н@一理論卻缺乏事實的基礎。所以我才說所謂中國因為仇富窮了幾千年是編造的謊言。許多“主流”至今還認為，中國當今的貧富分化，是市場自由的結果，很正常。我的看法是，這種貧富分化，不過是容許把過去的政治不平等“自由兌換”成貨幣形式的結果，和市場的關系并不大。舉個例子，我有一篇發不出去的文章，引用了《紐約時報》的報道，稱中國近幾年建造的房子在隔熱技術上有95%居然達不到中國自己的標準，結果是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費和空氣污染。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95%的房子偷工減料。這大概至少有幾百億上千億的價值吧？房地產商賺這么多，也就不足為奇了。而我即使生活在美國，也碰到過在國內上訪過的人。她稱上訪者遠不像我想象的那樣簡單。所以全家一天到晚擔驚受怕。面對這樣的現實，茅老竟然覺得最緊迫的是為任志強說話！這是不是因為他們彼此是“很熟的人”呢？最近他在博客貼出了2002年的一篇舊文，大概是要給自己辯護吧。文章大致是講“要讓窮人成為中產階級”，應該說是保護窮人的文章。其實，我同年還寫了一篇“富人論”，講的是“保護富人”的理由：在全球化時代，中國需要一些國際人才把西方后工業社會和中國的工業社會乃至前工業社會銜接起來。這些人在中國工作，但必須掙在全球有競爭力的工資，中國社會要學會對他們高收入的容忍?？上栴}是，幾年下來一看就明白，在中國發達的，主要不是這些人，而是把市場和權力銜接的人。這還能怪老百姓“仇富”嗎？你有權利利用你有的一切資源保護你的朋友，但不能發明“仇富”這樣的罪名通過給老百姓栽贓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茅老的理論，潛臺詞是窮人威脅著富人的利益。我當然要窮追猛打了。
第三，我不認為“言語之爭”不會有什么結果。盡管我被封殺，但是這場爭論正在產生結果。茅老如果改口說“保護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不再提“保護富人”，這至少就是一個進步。當然我還希望他能認識清楚：保護這些勤勞致富的人的利益，是保護他們不受政治權力的侵犯。老百姓并沒有侵犯他們，也沒有能力侵犯他們。老百姓當然也不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說老百姓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等于侮辱幾億老百姓。徐友漁的問題我看就在這里。他和許多人，對于我批判他們“很熟的”人無法接受，覺得那是不厚道。但是，當他們這位“很熟的人”侮辱幾億老百姓時，他們就覺得無關緊要。這些現代士大夫，知道自己是老幾嗎？
以上是我幾點粗淺看法。再次感謝你的文章和你的來信。我覺得你的文章和信都涉及了許多實質性問題，對我很有價值。我也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機會探討問題。不過，你來信自稱“后輩”，我不知道你“后”我多少。如果年輕，我勸你少去聽精英們的講演，少看八十年代遺老遺少們的東西（我自己也算個“遺少”了，同樣不值得你多看）。這些人大多是屬于知識和創造力破產的一代，再加上秉承士大夫自以為是的習性，實在不值得后輩浪費精力。還是好好學英文。人類文明如此豐富，在現今的中文中實在剩不下什么了。在我看來，當今的中國從食品、玩具、空氣，一直到思想和語言文字，都是個嚴重污染的地方，能擺脫就擺脫。至于我個人，天資凡庸，是棵沒有生長力的弱苗。在肥沃的土地上尚有生存的機會，到了貧瘠的土地上，則非枯萎不可。如今學而無成，更不適合回國了。哈哈，最后多啰唆了這幾句，無非是想說：至少我們這代人，沒有創造出什么值得后輩閱讀的中文。你要是聽茅于軾、吳敬璉們用“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能變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類話談市場經濟，你就永遠不可能懂市場經濟，而且真到了市場經濟的國家也會被人家笑話。我給你出個題目，把茅、吳這兩句話翻譯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國的媒體上。真翻譯成英文，肯定是野蠻語言。在文明社會，這樣的句子誰能找到呢？那些為這兩位辯護的人，許多是出過國的。讓他們舉個例子吧?？偠灾?，我們的語言本身已經變得野蠻了。以至這種話中文里可以有，還有許多人擁護，但英文里不能有。這簡直就是處于兩種進化階段的語言。
我輩沒有出息，“后輩”卻還有希望。我的文章被你這位“后輩”認真讀，很受寵若驚。不過，感激之余，又覺得我實在不值得你們的關注，勸你閉門讀“圣賢書”，不讀中國書，干些正事。一百年后再看今天，我輩在知識上拋下的不過是一塊休耕地。還是希望后輩利用休耕后地力的自然恢復，能真有所收獲。
薛涌敬上
說話的人要把話說好
——再答鄺海炎先生
鄺海炎先生：
謝謝你的回信！很遺憾，開學教書比較忙，不能細致回復，只能簡單交代幾句了。你信中詞句很客氣。我想我們是公開的信件往來，要節省讀者時間，沒有必要客套。我這個“沒有希望”的“前輩”給你這個“有希望”的“后輩”寫信，也就直來直去了，望見諒。
首先講講中文是否有價值的問題。我前信表達有籠統的地方。你提到許多國內學者，稱他們做了許多有價值的工作，我當然承認。我并不是說國內沒有好人，十三億人口中沒有一個像樣的學者。在我個人的領域，國內就有許多好學者。我僅是從操作的層面討論問題。這么跟你說吧。如果我真如你希望的那樣“學成歸國”，在大學里帶研究生，我對學生的要求就是能不讀中國書就不讀。個別的中國研究可以參考中國書，比如沈志華、高華等等的書，當然還有原始材料。但是，這些學者很個別。中國的整體學術實力根本不入檔次，即使研究中國史還比不過日本人。研究西方的就更不用說了。
你如果拿出五年，只看英文的書籍，長進肯定比現在這樣大。我并不想一句話把你列出的那些學者都否定了。我沒有看他們的書，憑什么否定？但是，優秀的學術著作多得是。你得選擇從哪里看起。比如，你開課講法國大革命或者基督教，列出的參考書是中文的，我作為學生心里就打鼓。這不是貶低中國學者。他們中有很突出的個人。但學術不能拿一兩個人說事。比如，劉小楓對基督教神學的研究也許非常不得了。但請問：國內有誰能有實力挑戰他嗎？這么大一個傳統，就這么一家，不受挑戰，這樣的學術當然就有疑問了。不像西方，有多少家出來，全是重量級的，你犯一點錯誤就被抓住，不犯錯誤也頻受挑戰，各派都說得頭頭是道。這樣出來的學術，自然就高一籌了。我有位朋友，在美國當教授，評終身教授沒有評上。那個學校的學生對我說，當時他頭發都白了，壓力太大。后來回國，在名校當了教授，哈哈，滿面春風，仿佛年輕十年。吃學術飯，國內的橫桿太低了。哪怕有能破世界紀錄的人，你把橫桿擺到一米五，他怎么跳也達不到兩米三以上的高度。至于你說國內某些人的工作“絕不是海外學者能替代的”，我看有點不靠譜。這心態本身就不對。我倒不是替海外學者辯護，只是講一般學術的常識。也許你可以說柏拉圖不可替代。這樣的人也要經過長期的歷史考驗才能確定其位置。但是，常規的學術研究，都在凡人力所能及的范圍。學術更沒有邊界。除非你壟斷學術資源，怎么能說某某的學術不可替代？一個供著幾尊“不可替代”的學術權威的學術界，是沒有希望的。
算來你比我小二十多歲。我是1989年28歲開始學英文的，程度是《新概念》第二冊第一課。五六年后，算是能看英文了。讀到現在，中間又有了孩子和各種生活壓力，并且進行大量中文寫作，實際安心看有價值的書，就那么幾年。所以我說我沒有希望，你有希望。但問題是你得這么要求自己，也這么要求學生。不然，日后學生抱著英文書啃，回來說老師扯淡，你應付得了嗎？那時除了靠權力維持一點自尊外，也沒有別的招數了。人都是人，我若走到那地步，表現不會更好。去年有個北大的孩子來找我，說從高中就讀我的書，到美國讀暑期班，順便要到波士頓見我。我就請他吃了頓飯。吃完飯，他突然從包里掏出一本我的書，讓我題詞。這陣式我可從來沒有見過，當然是受寵若驚。不過，憑良心我還是說他：“你這么年輕，懂兩門外語，怎么會在我的書上浪費時間？好不容易來美國，就這么一個暑假，有多少東西好學，怎么可以包里夾一本中文書呢？難道你不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后來盛情難卻，給他隨便寫了幾個字。事后才想起來最恰當的“題詞”是什么，只有寫信告訴他：“很榮幸你還看得起我。不過，雖然我要努力爭取你在十年二十年后還能看得起我，但我還是希望你到那時候不再看得起我了?！蔽业囊馑际?，這樣優秀的青年如果十年二十年后還看得起我，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我真成了大師了，這種可能比較??；二是中國實在太沒有文化了，連我這么個人還挺有市場，這種可能似乎更大。這就是我說那些不讀中文的話的意思。我自己的孩子如果想做學問、貢獻于人類文化，我會教導她這樣做。這話政治不正確，但是實實在在。我覺得當老師的，也應該這樣告訴學生，否則會誤人子弟。中文不是沒有營養，而是營養嚴重不全。長時間讀中文會營養不良。當然，我這么說，前提是大家都是“中人”，不是天才。用基督教的話來說，上帝真賦予你才能，你想拒絕也不可能。有些人，不用出國，不用學外語，照樣有先知般的智慧。不過，我不是這種人，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賭注下在這里，寧愿以自己是“中人”為前提來規劃人生。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中有一種舍我其誰的勁頭，很是可笑。我想這些人年紀日長，聰明的應該知道自己是老幾了。我們這代人，面臨的不僅是歷史是否會嘲笑我們，而是歷史是否有功夫嘲笑我們。我猜想，你崇拜的那幾位，大概自己也不會覺得自己“不可替代”吧。
下面談更實質的問題。你信中這一段對我的批評很有意思：
你認為“國內政治權利不平等是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這點我同意，而且我也跟你解釋了，國內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在這點上跟你都差不多，要不我前文里轉述楊奎松先生的研究干嗎？可你呢，老抓著這個問題不放，認為“他把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關系”，我認為你是有點誤會茅老，茅老的意思就是要保護那些通過合法勞動致富的人。你自己以前不是也寫過“富人論”，講要保護那些“把西方后工業社會和中國的工業社會乃至前工業社會銜接起來”的富人嗎？為什么你能說保護某種富人，茅老就不可以？當然，你的改變是因為幾年下來你很遺憾地看到：“在中國發達的，主要不是這些人，而是把市場和權力銜接的人”。我請問你，你憑什么說中國現在的富人都是“把市場和權力銜接的人”，你有數據嗎？當然，你也可以反駁我，“那你也沒有數據證明不是嗎”，我承認我也拿不出數據，但以我們生活在國內的人的感覺來看，目前中國的富人肯定不完全是“把市場和權力銜接的人”，而且一定有茅老所說的“通過合法勞動致富的人”。所以，還是那句老話，茅老有錯，錯在用詞，錯在為了保護這些“通過合法勞動致富的人”，居然說出了“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這樣違背歷史事實的話，但其意思還是好的，他的實際行動就是一種最有力的證明。
你這么想，在我看來就很有問題。首先是我說東你偏說西。我討論的是人的言論，你偏說那人言論也許不妥，但他做過好事，不能抓住不放。這一點我已經反復講過，不多說了。下面是實質問題：什么叫“國內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在這點上跟你都差不多”呢？“差不多”難道是取消辯論的理由嗎？我和“主流們”的立場其實針鋒相對。我認為未來中國要建立一個“權利優先”的社會；他們是要“效率優先”，“公平”是擺在“兼顧”那一檔次的。當然，你可以像為茅老辯護那樣為吳敬璉辯護：人家沒有說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呀，人家明明說了兼顧公平呀。這就好比茅老說既保護富人又保護窮人一樣，你不能歪曲人家！可是，當效率和公平沖突的時候怎么辦？你難道沒有聽說“吳市場”說對拆遷戶不應該按市場價格補償嗎？如果工人和老板為了工資問題爭執不下、要鬧罷工時，主流們是會支持工人罷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呢，還是說“只有富人的權利得到保護，窮人才能變富”呢？這種問題，怎么能不辯論清楚？
如果茅老真如你說的那樣“說錯了話”，他出來承認一下就行了。他不承認，而且他影響又那么大，有那么多人忙著為他辯護，幫助封殺批評他的聲音，我找他說理難道不對嗎？茅老把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描繪成反比的關系，白紙黑字寫在那里。這是現代社會最根本的問題之一，托克維爾一上來就講這個，怎么能不“抓住不放”？如果對這樣的問題都要放掉，你們在大學還教什么書呢？我說中國學術不行，不值得認真對待，原因之一就是這種馬馬虎虎的態度。你一認真，特別是對大家公認的“好人”認真，就成了不厚道。對熟人就更不用說了。關于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的關系問題，我未必正確。不過，我畢竟還去找了數據證明?？墒?，你要知道，我現在有關的文字，不管有多少數據，報刊都開始不登了。即使那些一直邀請我寫專欄的地方，也把這樣的文字斃掉。你說這是誰的本事？我以后會把這些文字拿出來展覽，看看究竟是我的水平低，還是媒體開始遵從“主流”路線了？
另外，我也沒有說富人都是壞人。但是，我問你一句話：中國的富人中是否壞人的比例比較多呢？不錯，你我都沒有數據，還是根據生活經驗判斷吧。更好的辦法，是大家把自己的觀點講出來，讓老百姓來判斷。你相信老百姓根據自己的經驗做出的判斷，還是覺得他們很容易受蒙蔽？我覺得老百姓很有智慧。如果許多老百姓出來說我的理論純屬害他們，我會反省。其實，判斷中國的富人中壞人的比例，有數據也沒有用。誰貪污行賄后會告訴你、讓你統計成數據？老百姓的直覺是最準的。再給你舉個例子吧。來美國前，人們說美國黑人犯罪率高、文化程度低。有人見了黑人就躲。但是，有很多了不起的黑人存在。怎么能一棍子把黑人全打倒？道理是這么說。但我做了家長，面臨真實的選擇，我就把孩子送到白人多的學校。到動真格的時候，人就相信自己的常識。憑你的常識判斷，中國各階層中貪污腐敗的比例，是否在富人中比較高呢？其實我數據也不是完全沒有。我在文章中寫了，房地產商這幾年蓋的房子，95%在隔熱方面達不到中國自己的標準。那肯定是偷工減料了。省下的錢到了哪里？這不是顯而易見嗎？我一天到晚說姚明好，怎么能說我把“富人”一棍子打死？
再說，“富人”這個詞，是茅老先用，我不過是跟著用而已。比如比爾·蓋茨，我先看到他是一個企業家；姚明，一個有品德的好運動員。中國人媚富，全叫人家“富人”，還要特別地提醒社會要“保護富人”，把錢看成衡量一切的尺度。這反映了我們社會的價值失落。聽這話，我確實有點惡心，沒法沉默。
我注意到你對另一位網友講的話：
1，為什么我對徐先生這次演講很失望，但還要維護他？一個原因是還“感情債”，另外一個原因是，我覺得他對“茅薛之爭”的回答是一種“政治成熟”的表現。貧富差距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最近底層確實有股“仇富”的暗流，茅老在這種情況下為那些“合法勞動致富”人說句公道話，何錯之有？我說了，他即使有錯，也就標題錯了而已，就算老糊涂可以了吧！可薛先生來揪著別人不放，一點也不顧及茅老實際所做的，甚至也不顧及……中國的言論環境，這種做法你就怪不得笑蜀說你是“道德高調”了，而我呢，已經很客氣，很含蓄了，我只是說他“政治不成熟”，也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敵人”，可惜他未能領會我的意思。
2、我認為茅老說的“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是“違背歷史事實”，你糾正了我的看法，仇富是有的，但仇富的不是草根，而是專制獨裁者。這點把我朦朦朧朧的意識點醒了，其實葛劍雄先生當年的《貨殖何罪？》就談到了這點——在秦朝和西漢前期，商人的社會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時，商人必須編入市籍，而當時的法律規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孫，與犯罪的官吏和贅婿一樣，都在謫戍之列，即隨時都可以被押往邊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廢除了，但漢朝對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漢高祖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衣服，不得乘車，不得購買土地，還必須與奴婢一樣，加倍交算賦錢(主要是人頭稅)。到漢武帝時，還恢復了秦朝的謫戍制度，將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孫都列入征發對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冊，頗似文革中的“黑五類”，連子孫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對這樣不公正的政策，當時很少有人提出批評，至少我們在《史記》、《漢書》等史書中尚未見到。相反，從皇帝至大臣，從政治家到學者，無一不是以農業為“本業”，商業是“末業”、“賤業”，從事商業的人自然就是賤民了，所以對他們怎么做也不過分。對商人的限制和迫害，都可以看成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惟恐不及。
我不妨簡略參與一下你們的討論。
中國社會底層的“仇富”情緒，基本合理。開發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還不許人仇恨嗎？換你你也仇。只不過你是大學教授，不在那個地位上，但你不應指責底下的老百姓仇恨讓他們傾家蕩產的人。如果算一下基本權利被侵害的中國人的人數，究竟窮人多還是富人多？如果窮人被侵害的數量遠遠比富人多，為什么不重點保護窮人？主流們心里的觀念是：窮人的權利和富人的權利不是等價的。窮人手里有多少ＧＤＰ？被侵害就被侵害了。這是“效率優先”的必然結論。所謂“吳市場”一想到拆遷中的效率問題，就連市場價格也不要了。市場經濟的原則放棄得如此之快！我已經提供了聯合國的數據：世界貧富分化像中國這么嚴重的國家，就三十幾個?？纯催@些國家，哪一個不充滿了不正義？哪一個不醞釀著仇富情緒？人要到這份上還不仇富，還叫人嗎？我說過（以后會詳細論述），人類文明的兩大遺產，民主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關。當你讀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時，你想到的是“仇富”、是“朱門”中的酒肉是否是正當致富所得、凍死的人是否是市場上的輸家，還是社會的不正義？你大講所謂“政治成熟”?？墒?，自由派從八十年代的社會良心，混到現在這種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至少許多老百姓這么看），這叫什么“政治成熟”？知識分子在公眾中的信譽，是自己最大的政治本錢。舍此不顧，自以為能和權力“機智地”周旋，這不叫“政治成熟”，而是政治墮落。
你第二點中講了許多歷史，我就不多說了。只是提醒你，至少在唐宋以后，商人和官場關系很近，會獲得許多特權，實際社會地位并不低，否則宋到明清的商業繁榮就無法解釋。另外，在西方中世紀，商人也被視為末流。在江戶時代的日本，商人也排在農、工之后。人家的商人最后能崛起，是因為有一個權利優先的社會環境。我正準備寫一本《市場的起源》，對此做一些澄清。仇富有時對經濟很有好處。比如中世紀的歐洲，仇富情緒受到教會支持，打擊放貸的商人，結果是壓低了利率，低到了7%。這就給許多小買賣提供了必要的資金。而亞當·斯密后來則說，中國的利率太高，到了20%，資本費用太高，小企業無法成長。這里的道理，不是幾句口號就可以說清楚的。不要聽人家說幾句，自己就突然像明白了什么。這是不成熟的表現。這些歷史問題，論述起來復雜得多，取證要有一定之規，當然還得有世界史的視野。中文里大概信息也有限。這也是我勸你不要讀中文的原因。
至于你說我“語言暴力”等等，我覺得不值得作答了。你看半年《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看看人家的公共辯論，自己自然會明白。茅老不答復我的批評，就像張維迎、吳敬璉、江平都不答復我的批評一樣。如果你欣賞這樣的態度，我勸你還是去搞政治或者做生意。當然，我收到的答復也并非沒有，那就是文章不斷被報刊拒絕。這其中原因如何，你我大概都屬于“不明真相的群眾”了吧。
倚老賣老地說吧。我在中國社會生活的時間，比你的年齡還長一點。你覺得我真不懂中國國情嗎？恐怕還是大家對國情的態度有所不同吧。中國如今高樓大廈到處都是，我回去恐怕找不到家門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許多東西是變不了的。當讀書人覺得自己“政治成熟”時，往往說明他們政治不成熟。你知道，我讀書的時候，有些事情不讓做，有些話不讓說，老師的解釋是：階級斗爭很復雜，你們還不懂，不成熟。如今年紀小的也這樣教訓我：階級斗爭很復雜，你要成熟些。哈哈，我寧愿做個不成熟的人。清理完此事，我將退出時評寫作，因為我難以找到言論空間。不過，退出之前，我可以做個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預言：中國現在其實還處于最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會衰落，原因絕對不是沒有保護富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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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詳細目錄：
前言：我為什么要辯論？
最低工資制：右翼專制主義的表現
警惕右翼專制主義的崛起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態
中國到了“羊吃人”的時候了嗎？
我為什么寫《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
中國的發展不能依靠人口紅利
市場并不僅僅屬于暴發戶
資本的道德
張五常憑什么給中國的老百姓定工資？
布萊爾與東莞民工
中國工人的月薪應該是多少？
高薪才能維持高發展
市場經濟需要文化的滋養
開私車的怎么成了弱勢群體？
開發商是怎么賺錢的？
感恩是人的基本品德
被逼著感恩時應該怎么辦？
低薪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嗎？
蓋茨幫助我們反省市場經濟
土地制度：對江平、吳敬璉的批判
從世界史看土地使用權
從承包到憲章——從世界史的角度看產權
城市準入與共同體精神——從大歷史看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治安
我們必須拒絕一個隔離的社會
普通法傳統中的私有產權
有自由才能有秩序
新倫敦案能證明拆遷合理嗎？
拆遷糾紛應試行陪審制度
江平教授，請你公開道歉！
知識界需要“清理門戶”
21世紀的中國應是法學家時代
橄欖球社會
重植被切斷的草根
誰把社會分成了精英與草根？
“吳市場”為什么反市場？
吳敬璉先生，請公布你的收入來源
吳敬璉該不該公布收入來源？
吳敬璉：什么叫極少數人挑撥煽動？
仇富：對茅于軾的批判
中國歧視富人嗎？
從民工被打看“首先保護富人的權利”
為富人說話能為窮人辦事嗎？
茅老是好人，但難道不能批評嗎？——我為什么終止和《南方都市報》的合作
中國媒體的潛規則
我和新浪是什么關系？——答馮一刀先生
我和“博客中國”是什么關系？
關于馮一刀事件的澄清聲明
茅于軾真不主張首先保護富人嗎？
要勤勞致富，就必須保護窮人
崇拜財富并不能創造財富
學者要有些體育訓練
只有保護窮人，窮人才能變富
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嗎？
中國的廉租房難道還趕不上五百年前的歐洲？
茅于軾有什么資格說窮人懶？
茅于軾錯在哪里？
北京提出了住房建設的好模式
我們應該從經適房丑聞中學什么？
經濟適用房真是無藥可治嗎？
用經濟適用房改造棚戶區
發展經濟適用房的兩策
各方反響：你為誰說話？
是茅于軾被歪曲，還是我被歪曲？ 一一兼論自由與平等
“說話”就是“做事”——答鄺海炎先生
說話的人要把話說好——再答鄺海炎先生
保護茅于軾的社會病理分析——答笑蜀
“炮打茅于軾”之社會病理分析（笑蜀）
笑蜀：你已經不是孩子
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啟蒙課（笑蜀）
告笑蜀：請學習民主自由的基礎課
請容忍罵人一一回復網友的質疑
為與《南都》決裂一事答網友
就和《南方都市報》斷絕合作關系再答網友
貧富共和——妥善安排窮人和富人關系的唯一出路（秋風）
按事情的本來面目進行討論（肖雪慧）
《南方人物周刊》訪談：你為誰說話？（何三畏）
薛涌：我就自封“新右”如何？
徐友漁：“仇富”的現實危害被夸大了
一個公共話題的左右說——薛涌先生訪談（《新生代?調查》）
“反智主義”的崛起
代跋：當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失靈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