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作者，薛涌。中國的貧富之爭是一個不斷升級的社會熱點，許多重大事件都是由這個敏感問題引發，比如轟動一時的杭州的飆車案等。
薛涌曾經著文批評茅于軾的“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引發了一系列的爭論，《南方都市報》拒絕刊發薛涌的文章，導致薛涌與該報的專欄合作決裂，并引發許多不同派別的學者互相攻伐，《南方人物周刊》專門做了一期“你為誰說話”的專輯。本書就是以討論這個事件的文章為主，再收入其他的相關爭論文章，對仇富，以及相關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有較為清晰和深入的探討。 本書涉及到民生與社會如何公平發展等的重大問題，與百姓的切身利益相關。其中文章以薛涌與茅于軾、吳敬璉、江平等重量級人物的論爭為主，而鄭也夫教授認為薛涌是最善于吵架、打筆仗的作者，這會引發讀者的參與感和閱讀興趣。
江蘇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定價：29.80元
目錄：前言：我為什么要辯論？
是茅于軾被歪曲，還是我被歪曲？
“說話”就是“做事”
說話的人要把話說好
保護茅于軾的社會病理分析
“炮打茅于軾”之社會病理分析
笑蜀：你已經不是孩子（詳細目錄見文章后附）
前言：我為什么要辯論？
這部集子，以我幾年以來和吳敬璉、江平、茅于軾等人的“單方面辯論”為主干。之所以說是“單方面”，主要是因為這些人從來沒有對我的批評正面回應過，甚至一直在回避和我辯論。是不是我的觀點過于淺薄、不值得回應呢？有位朋友告訴我：在北京由眾多方家出席的學術會議上，我的觀點不斷地被提起來批判，甚至成為會議的主題，但批判者都回避提我的名字，好像生怕沾上是非。我的言論的“惡劣影響”，也是被這些人所深惡痛絕的。但是，他們選擇不直接通過辯論來清除這些“惡劣影響”。一些和他們志同道合的媒體開始拒絕刊登我的稿件。有的媒體曾千方百計地請我充當專欄撰稿人，但是，一旦我批評上述諸公的文章見諸于世，當初自己找上門來的熱情編輯立即中斷與我的聯系，甚至連簡單的回信禮貌也不講了?？傊?，在“自由派”的主流知識分子和媒體中，我是個必須回避的人。
為什么他們對我的態度會這樣神神秘秘？這讓我想起一位編輯告訴我的“業內人士”對我的評價：“薛涌的文章，如同公牛闖進瓷器店，不分青紅皂白地亂砸一氣，什么都不認?！痹谒@位好心人看來，一切都是因為我長期生活在國外，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不知道誰和誰應該是一頭的，乃至動不動會掉轉槍口，對這自己一方進行掃射。
在我看來，這也許恰恰說明了我這些文章的意義。
吳敬璉、江平、茅于軾這些人是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是我們的時代英雄。這些人多半是右派，因為自己的獨立思想吃盡苦頭，并且是最先提出市場經濟改革理論、提出在中國建立西方意義上的法律體系的人。他們主張限制國家的權力、政府從社會經濟領域逐漸退出、給個人更多的權利、給社會更大的自由。所有這些，無一不表達了我所信奉的社會理想和價值觀念。既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同道，我為什么還要反他們？這難道不是“公牛闖進瓷器店，不分青紅皂白地亂砸一氣”？這難道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自家人”？這難道不是“立場不清”、“是非不明”？
可惜，此一時彼一時也。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確實是時代的開創者。但今天，他們則經常是現存體制和既得利益的衛道士，甚至是“歌德派”知識分子。在兩年多以前重慶釘子戶事件中，吳敬璉和江平的表現就非常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一點。眾所周知，重慶“最牛的釘子戶”之所以觸動了整個國家的神經，甚至演化為一個國際關注的事件，就是因為在二十多年的經濟起飛中，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政府說是從經濟領域退出，實際上并沒有退出。特別是地方政府，經?？砍鍪蹤嗔樯?。這就造成了官商一體、權錢交易的腐敗。為之付出代價的，則是普通的老百姓。這在拆遷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開發商經常用金錢買通地方官員，后者一紙拆遷令，大批尋常百姓的祖產、祖居就被剝奪，受害者只獲得了很少的補償，甚至受到暴力驅趕。重慶“最牛的釘子戶”的誕生，是個非常具有象征意義的事件：這象征著中國老百姓權利意識的崛起，象征著他們開始向這種政府無所不在的權力、這種官商勾結的體制、這種權錢交易的腐敗說“不”。而新技術手段所催生的“網絡民意”，則使這種在過去是不可能的抗爭有了贏的機會。只有民眾在這個問題上能贏，國家的權力才能受到限制，政府才能真正從社會領域退出，經濟自由才能獲得充分的保證。但是，吳敬璉、江平們對此是什么態度呢？
吳敬璉因為提倡市場經濟，有了“吳市場”的綽號。但在這關鍵時刻，他無視大量拆遷戶的利益被侵犯、拆遷暴力事件成為家常便飯的事實，明確提出對拆遷戶“按市場價格進行補償是不合理的，因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應該完全給房主”（根據媒體的報道引用）。換句話說，如果你買了股票，幾年后股票價值上漲了幾倍，按他的理論，你的收益可以被政府合法收奪。因為股票價值的上漲是一種類似“全民成果”的東西，是別人努力的結果。你根本沒有介入企業的經營管理和生產過程，怎么可以獨吞這家企業股票升值的果實？這就是他的市場邏輯。他所謂的“全民的成果”，其實就是全民所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他在真正涉及老百姓的生活的問題上，徹底背叛了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原則。
江平被譽為是中國“民法三杰”之一，是《物權法》的起草人，被一些人視為是私有產權的守護神。在重慶釘子戶事件中，拆遷戶抗議說拆遷并不是出于公共利益，而不過是為開發商讓路。江平則并沒有出來論證拆遷本身是否代表著公共利益，而是直接站出來痛斥拆遷戶的權利理論：“他說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他甚至斷章取義地引用美國最高法院對新倫敦案的判決，試圖證明在美國政府可以把民宅任意推倒而為大公司讓路，只要這些大公司能夠創造就業。他進一步論述說：“經濟生活是自由經濟，是由市場經濟規律自己來調節的，但是當發生市場經濟規律這只無形的手不能夠解決的某些問題的時候，國家這只有形的手就要進行必要的干預?！币痪湓?，他擁護用國家權力解決這一問題。在這個具體的案例上，國家權力就是地方政府的權力。這個地方政府控制著法院、警察、行政等等多方面的權力，可以無限制地介入我們的生活。
吳敬璉和江平們的上述言論，如果出于極左派之口并不令人奇怪，但出于為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而奔走呼號的人之口，則令人震驚了。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倒退。這種倒退，未必局限在這兩個人，而很可能是一代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的普遍現象。為什么會如此？在我看來，可能的理由有如下兩點。
首先，這些人的地位不同了。他們不是當年蹲牛棚的右派、“臭老九”，而是掛著各種頭銜、身兼數職的名流，是各大國營企業的獨董、大學校長、開發商的座上客。我曾經為他們在具體問題上的立場和他們一貫的理論主張之間的矛盾大惑不解，特地打電話討教國內媒體一位同情我的記者。對方說：“現在的開發商開會，動不動就把這些知識界的權威請來，一人幾千甚至幾萬塊的出場費，連白條都沒有。你怎么查？你出席這種會多了，能不為開發商說話嗎？”這話有多少真實成分，我多年生活在國外，“不了解中國國情”，要靠了解的人去判斷、調查。我所看到的，只是這些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我們都記得阿克頓的名言：“權力意味著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边@些人當然并不擁有最高權力。但是，我們的社會，可以把他們的相對權力塑造成絕對權力。在許多自由派人士和媒體看來，這些人是市場改革的功臣，是不能批評的。批評他們就等于幫助了左派。幾個圈內人的電話，就可以使批評他們的聲音不能見諸報端。一個人不管有多么微不足道的權力（這可以是政治權力，也可以是知識權力、話語權力），一旦這種權力在公共輿論或者“圈內”成為不受挑戰的東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權力也會導致腐敗。況且，這些人所把持的權力，根本不是微不足道。
第二，吳敬璉、江平這代人的學術根底，大致是蘇聯的訓練。他們通過親身的經驗和思考，看出蘇聯體制的弱點，應該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但是，學術上的見識很難突破自己的訓練。當年的“蘇聯專家”對他們在知識上的影響似乎是相當長久、深刻的。這也許是為什么他們動不動要用“全民的成果”來否定個人的權利的原因。江平據說是研究《羅馬法》的“權威”。但我們必須注意到，《羅馬法》在厘定私有產權等方面固然有很大貢獻，同時也是歐洲專制君主進行“國家建設”的重要工具。中世紀歐洲大學培養的法律學者，也是填充專制君主剛剛建立的官僚機器的主力。以中國士大夫傳統的精英意識，加上蘇聯的訓練，再來消化《羅馬法》的傳統，則很容易把法律轉化為單純的國家權力工具。在重慶拆遷戶的問題上，江平把國家作為界定公共利益的唯一權威，怕是和這種學統不無關系。
這些人能再繼續指導我們的改革嗎？自由派媒體從來沒有反省這個問題。相反，這些媒體把他們當成了改革的旗幟，自己則變為這些“主流”的同仁媒體，喪失了自己的公共性。當我寫文章要求吳敬璉公布自己的收入來源時，竟然引起了自由派的震怒，說我要挖人家的個人隱私。要知道，吳敬璉在政協等重要機構擔任要職，并且是幾大國營企業的獨董。他公開抱怨當前的輿論“集中注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國企經理的最高薪酬，對一般的富人征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難道當一個國企的獨董如此公開地反對限制國企經理的薪酬時，他從國企拿了多少錢還不屬于公眾的知情權之范疇嗎？為什么他反對對富人征高稅，卻偏偏主張在不按市場價格補償的前提下還要對拆遷戶的“買進價和賣出價的差額開征資本利得稅”呢？這難道不是想盡一切辦法為開發商說話嗎？難道我們不應該查一下他是否拿了開發商的錢嗎？他進一步闡述：“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焙孟翊蟊妼κ裁词亲约旱睦嫒粵]有判斷能力，必須依靠他這樣的精英來指導。連他所運用的“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這樣的句式，也是從“打著人民的旗號反人民”這種文革式的語言中化出來的。
在這里，吳敬璉公然誣蔑弱勢群體，暗示低收入階層正在和“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一個反改革的聯盟。茅于軾則干脆打起“保護富人”的旗幟，稱中國現在的財富都是富人創造的，工人農民都不算數，睜眼不看中國的經濟起飛主要是制造業廉價勞工的競爭優勢所致的事實。這等于為剝奪普通百姓對自己創造的財富的所有權打下了理論基礎。于是，聲言不給窮人蓋房的任志強成了“最關心群眾”的人。我們似乎只能回到計劃經濟時代，要靠“關心群眾”的領導來改善我們的生活。你不同意這一點，就是“不明真相”，就是“少數人造謠煽動”?？傊?，這些主流派自由知識分子已經構成了一個保衛富人聯盟，并對野蠻拆遷、不按市場價值給予經濟補償的經濟掠奪表示了公開的支持。當掠奪起家可以被這樣正當化時，當剝奪普通百姓的所有權也成了市場規則時，針對這種掠奪而產生的“仇富”情緒就有了堅實的理由。我們必須對這樣的不義之財說“不”。如果聽任這些人把持話語權力，那么權錢和知識三位一體的“右翼專制主義”就可能崛起。政府就無法從社會領域退出，而是把自己的權力向社會拍賣。個人的權利也無法得到保障。這也是我站出來和他們辯論的基本理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就。批判這些人不是要抹殺這些成就，也不是貶低他們過去的業績。但是，中國是個走向未來的國家。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不僅無法深入，而且其果實也無法長久保持。要知道，所謂限制國家的權力、政府從社會經濟領域逐漸退出、給個人更多的權利、給社會更大的自由等等，都更多地屬于政治改革的范疇。國家在本質上是要擴張而非限制自己的權力，政府也不會那么情愿從社會經濟領域自動退出。限制國家權力，讓政府從社會經濟領域退出，最根本的辦法是培育個人的權利，培養草根社會的力量。而這一過程是很難設計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抓住一切機會，培育草根社會、讓普通百姓發出更大的聲音。這也是我和這些主流的自由派精英的本質不同：我一直為“網絡民意”等等草根社會的聲音而歡呼，即使在這一過程中泥沙俱下，甚至我個人也要頂著網絡上的語言暴力。而他們則對這種聲音充滿了恐懼，視之為“不是民意”、“非理性”，似乎普通人永遠是“不明真相”的。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甚至私下開始討論：民主的“交易成本”太大，還是繞開為好。對我來說，這是對中國之長治久安的最大威脅之一。
我不是左派。即使是那些主流們，也無法把我描述成左派。我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的人。但是，我的立場，已經很難用八十年代的詞匯來界定。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進步。中國的改革，需要走出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這，也是本書的目標。
是茅于軾被歪曲，還是我被歪曲？
——兼論自由與平等
我和茅于軾的辯論，雖然在紙媒上基本不容討論，但是，無論是在網絡上，還是在人們的私下議論中，都是個重要的主題。這一題目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認的。最近在“天涯”上讀到鄺海炎先生的文章《自由主義者的“政治成熟”》，提及徐友漁先生對我和茅于軾辯論的看法：“他認為，這次的爭論起因是茅于軾的文章標題和內容出現了矛盾，從內容上看，他的觀點與薛涌應該是一致的，只是標題確實有問題，‘既要為富人說話，也要為窮人說話’，而薛涌呢，他只是把茅老的文章標題做了無限的夸張，有炒作之嫌，其實媒體也不應該重視這場爭論?！编椢牧硗膺€提到“楊奎松卻撰文詳細考察了‘1949年前后黨政官員收入分配制度從比較平均的供給制，轉向差距較大的職務等級工資制’的歷史經過。然后概述徐的觀點：“事實上，楊奎松的研究也可以用來回答薛涌，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擴大到驚人的程度，但造成這種分配不公的深層原因恰恰是延續至今的特權制度。官員和壟斷部門利用手中的特權，謀取了無數社會財富；凡有權力者家人親友都大撈好處，貪腐也愈演愈烈?！?/P>
讀到這些，我感到應該對徐友漁做出回應。因為他的話不僅是代表他個人的看法，而且反映著中國左右兩派知識分子共同的思想預設。這種思想預設是：自由和平等有著本質的沖突。自由必然帶來和加劇貧富分化。茅于軾要保護富人，實際上是想保護自由，即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在新左派中，甘陽也提出改革前三十年的傳統是平等，改革的傳統則是自由，兩者應該結合。
這其實是我要批判的一個深層原則。我批評茅于軾，也絕不是立足于一個標題。茅文的標題，根本不可能像徐先生想當然的那樣改成“既要為富人說話，也要為窮人說話”，因為那樣只能是說廢話。茅老至少比徐先生老實，承認自己有側重。比如，他在另外一篇題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的文章中，曾經講過下面一段話，同樣被我拿出來批判，卻一直被人們所忽視：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不同，前者是人權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為人與人不同，能力有大小，運氣有好壞。后者是經濟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權的不平等做后盾，只有強制性地壓制優秀分子才能做到經濟上的平等?！?/P>
這段話不僅把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對立起來，把兩者說成是反比的“必然”關系。我希望自由派都來面對這段話，看看你們怎樣為之辯護。我先后寫過兩篇文章，都是以具體的數據為基礎對之進行駁斥。一篇引用了聯合國的基尼系數，指出世界所有民主的、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即西方國家，貧富分化度都低于中國。中國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30幾個國家之一。而這30幾個國家，基本都是非洲那些戰亂不止、腐敗不堪的窮國，以及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國家，還有就是尼泊爾這樣貧困和動亂的角落。如果你拿世界各國基尼系數的排行表對一下，大體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權平等的國家、政治自由的國家、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大體上經濟比較平等。而那些人權不平等的國家、政治不自由的國家、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大體上經濟都比較不平等。當然，這里面不乏特例。比如美國，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則十分不平等（雖然經濟不平等的程度還趕不上中國，但大體相當）。當然這里面有許多基尼系數無法說明的問題。比如，美國富人的巨額捐款是基尼系數無法計算的。中國官僚階層所享受的一些無法貨幣化的政治特權，以及各種腐敗收入，基尼系數也很難算。這也是美國社會比中國社會在事實上平等得多的原因。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拿美國這個經濟最不平等市場經濟的數據計算，美國工人創造的價值，大部分（大致60%左右）變成了自己的薪金和福利。如果按這個比例根據中國的數據計算，中國工人目前的月薪，至少在3000塊以上，外加家庭醫療保險等各種福利。但如今中國工人的收入遠在這個水平之下?？梢?，自由會帶來一些不平等。但是，不自由帶來的是更大的不平等。以茅于軾為代表的自由派或者市場派，對前者強調，對后者回避。在我看來，這就是粉飾太平。他們現在似乎已經變成了八十年代的“歌德派”，誰一批判現實，就成了對市場經濟的惡意攻擊。
楊奎松的研究我沒有讀過。但是，從鄺文的描述看，他的研究并不是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證明了我始終如一的觀點：改革以前的中國，政治上不平等，經濟上也不平等。我用這一點批評了茅于軾，也批評了甘陽。我始終不明白，這兩位都在計劃經濟時代生活得比我長得多，怎么覺得那個部長樓、特供店、司機班、文工團女孩子陪舞的時代比現在更平等？家父在北京是個司局級干部。記得八十年代初他出差回來，我到北京站接他。在軟臥車廂門口，他的幾個同事在那里議論紛紛，仿佛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仔細一聽才明白，原來農民進了軟臥車廂！這是市場改革的結果；但也反映出在計劃經濟時代，什么人可以坐軟臥，什么人可以乘飛機，都是有嚴格規定的，買票要單位開證明才行。這叫平等嗎？如今美國的ＣＥＯ，年收入是一般職工的364倍，引起輿論大嘩，克林頓時代的勞工部長最近還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引用一系列民調，證明美國各階層都對這一現實不滿。他因此要求給富人加稅?？纯从媱澖洕I死3000萬人的年月，那時餓死的人和住在部長樓里的人的貧富差距，豈止是364倍？這個賬應該是怎么個算法？
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的開篇就說，美國比起歐洲來，不僅有著驚人的自由，還有著更驚人的平等。這種平等，既是政治平等，又是經濟平等。他進一步指出，美國的這種平等，是人類的方向。換句話說，他講的實際上不是美國，而是一種現代性。
中國缺乏自由的傳統，對自由所帶來的責任和后果缺乏理解，所以才有了“越自由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自由”這類的奇怪概念。我那篇批評茅于軾的文章，談的就是這種誤解的來源：中國的窮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貧富分化太嚴重、窮人缺乏保護的結果。這也是亞當·斯密的觀點。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由派至今對此也無法面對?！赌戏蕉际袌蟆返木庉嫎寯牢业母寮?，一個潛在的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中國仇富情緒太危險。其實，這不過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看法。我從來不認為中國傳統有嚴重的仇富傾向。相反，中國自明清以來經濟非常市場化，社會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會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發達地區，香港、新加坡等地貧富分化就屬于最大的，社會也很穩定。這說明中國文化中并沒有特別的仇富傳統。同時，我們再看看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30幾個國家，哪個國家的仇富情緒不威脅社會穩定？人都是人。中國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壞的人。一個社會貧富分化到了這個地步，換誰當窮人都會仇富。中國的窮人相對還算厚道的。
徐友漁覺得我對茅于軾的批評屬于炒作，媒體不值得重視。大概我被封殺也屬于正當的了。這未免太士大夫氣了（士大夫跳不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對超出自己生存環境的問題往往喪失了思維能力。比如，如果你說終身教授制度保證言論自由，徐先生一定擁護；但如果我說專欄制度保證專欄作家的言論自由，他就可以說我是炒作）。媒體要報道社會關心的問題，而不是根據幾個精英的意志，今天說老百姓應該聽這些，明天又說老百姓應該聽那些。在民主社會，老百姓的一票和你的一票一樣重要；在市場經濟中，老百姓兜里的一塊錢和你兜里的一塊錢也一樣值錢。至于所謂“中國沒有西方法治的經驗，唯一的經驗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經驗，民間對于‘公正’的要求很容易跌入這種深谷，這很危險”這樣的話，我在1979年剛上大學的時候就聽過上面不停地這樣講。類似的話從徐先生嘴中說出來，我除了震驚外，幾乎無語。試問：如果“民間對于‘公正’的要求”也“很危險”的話，是不是民間就不該要求公正？是不是民間只能請求政府、茅于軾，或者徐友漁這樣的青天大老爺來替自己主持公正（套用茅老的話說，那就是“你不要說話，我會在替別人說話的同時，為你辦事”）？難道我們還生活在“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的時代？大家憑什么信你們？在我看來，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誰能炒作誰炒作，誰能“煽動”誰“煽動”，最后要看老百姓聽誰的。像徐友漁這樣的自由派，如果遇到這個彎子也轉不過來的話，最好找個更不自由的社會去生活。我看中國要真實現了民主，許多精英都應該去看心理醫生。
徐友漁不喜歡我批判茅于軾，一個理由是茅于軾是為窮人辦事，是個好人，我不該拿他開刀。我愿意相信他是好人。但是好人可以說錯話，為窮人辦事的人可以用自己說錯的話危害窮人的利益。所謂“越自由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自由”這樣的觀念，每時每刻都在危害著我們的社會。坐在書齋里的徐友漁可以認為這是個不值得討論的事情，但是，對討薪的、上訪的人來說，這恐怕就不是那么一件小事了。我希望自由派們想清楚一些：自己所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東西？你是真想要還是假想要？
相關資料由博集天卷出版公司提供
附詳細目錄：
前言：我為什么要辯論？
最低工資制：右翼專制主義的表現
警惕右翼專制主義的崛起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態
中國到了“羊吃人”的時候了嗎？
我為什么寫《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
中國的發展不能依靠人口紅利
市場并不僅僅屬于暴發戶
資本的道德
張五常憑什么給中國的老百姓定工資？
布萊爾與東莞民工
中國工人的月薪應該是多少？
高薪才能維持高發展
市場經濟需要文化的滋養
開私車的怎么成了弱勢群體？
開發商是怎么賺錢的？
感恩是人的基本品德
被逼著感恩時應該怎么辦？
低薪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嗎？
蓋茨幫助我們反省市場經濟
土地制度：對江平、吳敬璉的批判
從世界史看土地使用權
從承包到憲章——從世界史的角度看產權
城市準入與共同體精神——從大歷史看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治安
我們必須拒絕一個隔離的社會
普通法傳統中的私有產權
有自由才能有秩序
新倫敦案能證明拆遷合理嗎？
拆遷糾紛應試行陪審制度
江平教授，請你公開道歉！
知識界需要“清理門戶”
21世紀的中國應是法學家時代
橄欖球社會
重植被切斷的草根
誰把社會分成了精英與草根？
“吳市場”為什么反市場？
吳敬璉先生，請公布你的收入來源
吳敬璉該不該公布收入來源？
吳敬璉：什么叫極少數人挑撥煽動？
仇富：對茅于軾的批判
中國歧視富人嗎？
從民工被打看“首先保護富人的權利”
為富人說話能為窮人辦事嗎？
茅老是好人，但難道不能批評嗎？——我為什么終止和《南方都市報》的合作
中國媒體的潛規則
我和新浪是什么關系？——答馮一刀先生
我和“博客中國”是什么關系？
關于馮一刀事件的澄清聲明
茅于軾真不主張首先保護富人嗎？
要勤勞致富，就必須保護窮人
崇拜財富并不能創造財富
學者要有些體育訓練
只有保護窮人，窮人才能變富
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嗎？
中國的廉租房難道還趕不上五百年前的歐洲？
茅于軾有什么資格說窮人懶？
茅于軾錯在哪里？
北京提出了住房建設的好模式
我們應該從經適房丑聞中學什么？
經濟適用房真是無藥可治嗎？
用經濟適用房改造棚戶區
發展經濟適用房的兩策
各方反響：你為誰說話？
是茅于軾被歪曲，還是我被歪曲？ 一一兼論自由與平等
“說話”就是“做事”——答鄺海炎先生
說話的人要把話說好——再答鄺海炎先生
保護茅于軾的社會病理分析——答笑蜀
“炮打茅于軾”之社會病理分析（笑蜀）
笑蜀：你已經不是孩子
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啟蒙課（笑蜀）
告笑蜀：請學習民主自由的基礎課
請容忍罵人一一回復網友的質疑
為與《南都》決裂一事答網友
就和《南方都市報》斷絕合作關系再答網友
貧富共和——妥善安排窮人和富人關系的唯一出路（秋風）
按事情的本來面目進行討論（肖雪慧）
《南方人物周刊》訪談：你為誰說話？（何三畏）
薛涌：我就自封“新右”如何？
徐友漁：“仇富”的現實危害被夸大了
一個公共話題的左右說——薛涌先生訪談（《新生代?調查》）
“反智主義”的崛起
代跋：當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失靈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