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錢宏/文 先提一個粗淺的問題：如果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天生就是為政府提供服務，那么，政府是為誰提供服務呢？
在宗法社會、中央帝國、皇朝家天下時代，政府是“私器”，其主要職能是為君主、皇家、王公貴胄服務，其次也兼顧為天下百姓、子民、臣民服務。而當人類進入法治社會、共和制民族國家時代，政府成了社會“公器”，所以，不管其奉行什么主義，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其主要職能都必須是提供公共物品，為社會服務、為國民服務、為人民服務。
所以，經濟學家們的職能，就是正確地告訴政府：國家財富是怎么來的？財富應當如何分配？財富增長遇到問題時，政府應當怎么辦？經濟運行在什么狀態下將會有怎么的風險以及如何化解？現代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及其作者亞當·斯密是如此，拯救大蕭條的《通論》及其作者凱恩斯是如此，后來的供應學派、貨幣主義也莫不如此。
然而，自1984年實行“財政包干”和“雙軌制”奠基，1990年代“南巡講話”和“市場經濟”真正開始，中國幾萬個政府性利益單位（各級地方政府、行政公司、準政府性行會）打著國有招牌一條條、一塊塊、一層層、一級級地分解、解構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既做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以絕對壟斷者的身姿直接參與經濟（市場）博弈、乃至政治（文化）博弈，允許同時迫使民營經濟成為其附庸、家庭經濟及其產品（包括廣大“農民工”和“大中專畢業生”）成為其“剩余價值”和社會性服務提供者……之后，我們的經濟學家，包括所謂“中國經濟學家50人論壇”和各個大型經濟體研究部門培植的、或個體亦商亦學的經濟學家（盡管他們未必完全自覺），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爭相博弈施加影響（在技術層面他們也許功不可沒），乃至誤導政府和國民而失職、缺位，就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格局（順便說一句，我對經濟學科乃至所有學科及智庫性機構的發展是否有賴于“人海戰術”表示懷疑，據說英國的Mark Leonard2005年來中國，當他了解到中國社會科學院50個研究所、60個研究室、4000全職研究人員后被震住了，而且社科院這一家外，官方智庫還有中央黨校各省市區的社科院、各級各類政府性政策研究室、各大學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全職研究人員總數超過15萬人，簡直把他嚇暈了）。
因此，值此美國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之際，我們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和執行層，在宏觀經濟決策上，首先要排除各種利益集團操縱國家的可能（尤其是打著“國有招牌”的單位——自單純討論制定《物權法》而非與《人權法》、《事權法》配套制定實施以來，在“新老雙軌制”方便法門基礎上，中國各種利益集團成員的經濟政治實力在現行體制下游刃有余和隨心所欲的程度，已經到了打不打國有金字招牌實際上完全視他們自己的現實需要和方便情況而定……從而對國家權威和領袖威信構成嚴重挑戰），讓國民充分意識到政府遏制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可能的決心和善待每一位國民的誠意。
在一次研討會上，我作了一個題為《回歸亞當·斯密主義》的發言，其中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應當從里根經濟學中汲取什么樣的營養？我的意思是，也許用不了多久，尤其是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世界經濟可能再次遭遇滯脹時，里根經濟學（至少其中核心價值部分）又將重新成為各國政府的選擇，而不是金融危機以來，人們本能地認為的片面回歸凱恩斯主義。
而且，對于中國政府來說，也許還要完整地重溫亞當·斯密主義，即同時從《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中汲取精神營養，以實現國家的“良治”。
今天的中國政府，和當年里根政府（甚至現在的奧巴馬政府）相比，可謂幸運得多。有朋友指出：“奧巴馬上臺，可以說國家已經破產了，美國已經破產了。但他拿出來的施政綱領是：第一件事情，教育、全民醫療、綠色能源。你看他的資金投入，他就是借債花著，從全世界吸取資源，來完成國家的再造。反觀我們，就不好意思再看?！?/FONT>
其實我想，只要中國政府真的愿意“花錢”，而非“斂財”，只要中國政府主動降低一點對于美國人創造的“GDP增長率”的指標要求（開個玩笑，有時真讓人懷疑GDP是美國人引誘中國官員的一個陽謀，目的就是用這個GDP增長率帶來的“政績與尋租雙豐收”，把中國的各級政府官員“吊死在一棵樹上”?。?，豐富或改變一下經濟社會發展業績、政績（考核）的價值評估標準或體系，而開始把一部分注意力轉移到中國的社會建設和國民意識培育，那么，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言行一致地善待每一個國民、每一個家庭，比如，以中國政府這些年的各種財政收入及儲備總量，中國政府至少不必象里根政府那樣，到金融市場高利率舉債、低利息貸款，就能為中國的中小企業、家庭-家族生產單位、為中國的小城鎮發展做點實實在在的事兒，以保持中國的基本就業、區域和產業均衡發展、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
而且，中國政府應當也有能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從各個方面具體探尋“國家財富再分配”及其“財政轉移支付”方式問題。我最近才了解到，國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年薪少則60萬元，多則幾百萬、幾千萬元，而廣大職工最低還有300元月工資的，這無論如何于理、于情、于法都說不過去。因為，在中國，第一，這些國企的底子是五六七十年代全國城鄉居民勒緊褲帶換來的；第二，這些國有企業的“效益”，主要來源于國企對于資源（自然資源、政策資源、社會資源）的壟斷，而非管理層創造性的智慧經營；第三，由于它們對于資源的壟斷且遠未充分利用還存在大量浪費，大大增加了大多數國民創業的社會交易成本和生產、服務的邊際成本，對整個社會政治倫理也是極大的損害。所以，比如有人提出“建立居民基本住房保障（補償）制度”：即用“市場”的辦法，對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時代在住房上都未得益甚至受損的一部分人給予補償，同時，將給消費者以“選擇消費的自由”這一市場經濟中最進步的因素體現出來。
但這里，我要作一個說明：我國政府4萬億救市實際投入是1.2萬億，這是“花錢”；而1-5月財政收入雖然同比下降，但除各種預算外稅費收入之外全國財政仍然盈余累計人民幣4,611.7億元，6月財政收入大漲19.6%，而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實際增長才11.2%，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韋森教授還算了一筆賬，近二十年來中國各級政府每年全部財政收入占GDP的40%以上，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這樣一比較，一算賬，當然就是“斂財”。
常識告訴我們：政府斂財，就意味著社會交易總成本和生產邊際總成本的提高，結果，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數十萬個就業機會，同時還打擊了社會創業的積極性。據剛剛出版的全國工商聯藍皮書《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2008-2009）》稱：“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民營經濟帶來的副作用已經開始顯現，隨著行業壟斷的逐步強化，4萬億投資正在對民營經濟產生擠出效應?！?/FONT>
最近，全國政協常委、前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呼吁：“民營企業能不能得到國民待遇，還是讓特殊利益集團再牽著我們的鼻子走，再讓我們的人民吞下一顆又一顆的苦果？這是絕對不行的！”
我想說的是，全國工商聯藍皮書說的這種“擠出效應”，與對國有招牌的單位的“寬松放貸”，以及中國官方及其經濟學家們宣稱的經濟“企穩向好”，可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我們不妨稱之為“硬幣效應”——象玩兒“剪刀、石頭、布”那樣向空中拋硬幣，跟未來賭落下的結果。而實際上，真正發揮這一“硬幣效應”作用的，主要還不是1.2萬億“救市投資”，而是近半年來高達7.5萬億的國有銀行的放貸，即所謂“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顯然，直接關乎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或者說民營經濟，不是寬松放貸的受益者；而國有大中型企業也未必全是受益者，即使是“受益”，還要具體分析結果受的是什么益——是生產、研發之益，還是低水平重復建設、產出之益，還是股市、樓市、金融之益？從塊塊上講，受益的還是少數CBD模式的大中城市的基礎建設，而非廣大中小城鎮的基本生活，結果還是有利于GDP的增長，有利于“生錢”，還不是回歸生活本身。
我們的生活真的要變成“窮得只剩下錢”了嗎？
一邊是對國有經濟的寬松放貸，一邊是對民營經濟的擠出效應，于是，“硬幣效應”的結果——拋向空中的硬幣忽明忽暗地不斷翻轉，令人眼花繚亂永遠落不到地上——不是泡沫，不是滯脹，乃至長期滯脹，還能是什么？所以，我冒昧地認為，如此下去，中國及世界經濟的滯脹-長期滯脹格局，已經埋下伏筆！
既然亞當?斯密早就指出了國家財富的源泉是勞動，社會穩定的基礎是道義，那么，從就業、稅收、生存方式和人格教育、區域和產業均衡發展、國民身心靈健康、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角度看，我想，中國政府應當從中受到的最重要的教益，就是無私無畏地果斷扶持各項社會建設，扶持中小城鎮的發展，扶持中小企業的成長，在中國，特別是扶持家庭經濟、家族經濟及其生產力的成長。
誰說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航空母艦編隊，一定不需要傳統“小生產的汪洋大?！?？是的，從很大程度上說，現代化，意味著社會化大生產，意味著城市化，但是，如果社會化大生產和城市化，不顧及“人民的安居樂業”這一生產、生活、生態的永恒主題，我想這樣的現代化在人類精神價值發展的時間之維上，也未必具有“現代性”——現代性，首先意味著人類精神文明的進步。
人類行為或勞動，也是一種能量轉換，現代化只是通過嚴密的組織方式和高超的科技手段，使這種能量不斷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這是一種進步，但也是一種倒退，因為它給人類一種財富增長、競爭對抗、隨心所欲都可以是無限膨脹的假象。
“大蕭條”已經證明這種“假象”和“倒退”有多么可怕，而這一次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再次證明，無論科技手段多么發達，組織方式何等嚴密，如果人類再不從這種“假象”中警醒，這場世界經濟危機的最大風險將可能是另一次全球“大洪荒”，人類創造的一切都可能重新“歸零”。而它不再是“天災”，而是“人禍”——操縱世界的強勢精英貪婪的無限制、無節制和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滿足其貪婪的手段、資源的有限性之間永恒矛盾的總爆發！
各國政府技術方法上修修補補的政策，最多只能暫時掩蓋推遲這一矛盾的總爆發。如今，我們經濟學家和我們的政府決策者、執行者，必須明確意識到：財富增長是有極限的，競爭對抗是多余的，貪婪施惡是會遭報應的。所以，必須從實際出發，傾聽民間的呼聲，審時度勢，回歸簡約生活的常態，該出手時就出手，當收手時能收手。
我的意思是，只要精神上與時俱進，思想上求真務實，決策上堅定果斷，就不難明白一個簡單真理：社會的成長，中小企業、家庭-家族生產力的成長，中小城鎮的成長，乃至老子崇尚的“小國寡民”式生產方式，永遠是人類生活的陽光、空氣和水。
果如此，作為一種“新政策”傾向，我想，中國政府在政治實踐和社會實踐上也完全可以做到“五大并行不?！保骸皵U大內需”與“擴大外需”，并行不悖；中國式的小生產發展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并行不悖；中國政府利用所謂經濟奇跡積累的巨額財富堅定扶持小生產成長與“走出去”進行全球資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少數CBD模式大中城市的集中建設與廣大生活質量型中小城鎮的分散發展，并行不悖；最后，達到財富創造與公平分配，并行不悖！
在當前，世界各國可能既需要“救需求”或“救市場”，也需要“救生產”或“救社會”，也就是需要重新整合“羅斯福新政”與“里根新政”的經驗教訓，超越在“政府管制與市場自由”作鐘擺式選擇的否定之否定的“世紀宿命”，在理論支點上，回歸完整的亞當·斯密主義，實施“五大并行不?！毙抡?，從而創新當代富有中國人整體智慧的經濟理論——世界性的全生態經濟體系，即“生產、生活和生態通論”，亦即“共生主義經濟學”理論。目的還是實現國家的“良治”，還原人類生活的常態。
明年，上海世博會上中國館就要開館了，世博會作為世界文明集中展示的平臺，我們這個號稱有著5000年文明史的央央大國，在精神文明方面將拿什么展品奉獻給世界呢？???
錢宏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世界共生價值研究院院長 中歐社會論壇首席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