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雋/文 2009年國慶前夕，張曉剛在佩斯畫廊做他的個展《史記》，在現場人們可以看到巨大的英雄墨水瓶和刻著“向陽花”三個字的暖壺，綠墻系列的畫作使用了鋼板等新的材質，內容卻還是屬于他一如既往熱衷的那個年代。一個星期之后，《同志系列（雙屏作）》在香港蘇富比秋拍上登場，以854萬港幣（約合109萬美元）的高價成交，遠遠高于拍前預期的540萬港幣。

他不是第一次給市場驚喜。從1994年中國嘉德拍出第一幅作品2.53萬元，迄今為止，他的作品共拍出208件，成交率為85%。2006年3月，《大家庭》在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拍得76萬美金，首次突破百萬元人民幣大關，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第一個“百萬紀錄”。從1989年賣出第一張100美元的畫到如今動輒幾千萬甚至更高的超越齊白石作品的成交價，張曉剛的名字不單單是當代藝術家這么簡單，他成為一個叫好又叫座的符號，一個世界認識中國現代藝術的出口，一個無意間將藝術商業化的先鋒者。

使他成為先鋒者的，并不僅僅是如潮水般在中國大地掀起波瀾的改革開放，而是在那之前的陳舊的記憶——附帶著計劃經濟體制強烈特征的、50年代生人的集體記憶。

舊時代的面孔

張曉剛說，生活帶來了我對藝術的感想。我不是歷史學家，歷史和我無關，它會正常的去發展，我們生活在歷史之中，我要的是歷史給我的感覺。我對歷史的真實性沒有興趣，而是對這種感覺有興趣。我們同時在享受這種記憶，同時也在記憶中不斷的成長。張曉剛所說的記憶，不僅僅來自于家庭的特殊環境，更來自于孕育他成長的大時代。

集體主義被他詮釋為高大的堤壩和廠房、千篇一律的灰色衣褲、女人的麻花辮、男人手臂上的紅袖章、孩子的紅領巾、沒有內容卻講述一切的眼神——這些伴隨他成長的、飽含當時生活氛圍的元素成為了他的繆斯，也是西方藝術投資人最熱愛的中國藝術作品題材?？雌饋砥届o有序的畫作，暗含的是文革時期混亂不安的真實情境，人們的面孔具有新中國歷史上最強烈卻最統一的表情。

在張曉剛的畫里，平靜更加直指人心。在我追問，是否會對當下的一些畫面產生靈感，并創作它們時，張小剛說，我對當下的元素，尤其對時尚的東西，不敏感，我不能裝，我對已經過去的事情非常敏感，我只能真實的去關心我有感受的東西。

悉數他的經歷，其實代表著當下掌握著話語權的一大部分人的生活軌跡。在文革后恢復高考時考入大學，成為含金量頗高的“老三屆”，在開放、寬容、理想主義的八十年代里享受思想碰撞帶來的巨大進步，汲取的能量甚至足以影響他們一生。從未有任何一代人，像他們一樣，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的聯系在一起。每個人的檔案中，都可以查詢到國家的大事記。這樣的時代是值得被書寫和記錄的，這個時代里的人尤其是。

張曉剛從這樣的生活軌跡中，體察出人和社會的關系，他說，我的作品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討論國家和個人的關系，你在這個國家生長，它給你留下了什么，個人生活在國家歷史之中，形成了怎樣的心理狀態，留下了哪些符號式的記憶——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新經濟的力量

雖說追趕著六七十年來遺留的標志，張曉剛卻不得不承認自己成就于市場經濟大潮之中。正是改革開放帶來的藝術品商業化的投資理念，才使得拍賣公司在內地開始慢慢起步。1992年，在新中國第一間拍賣公司上海拍賣行正在籌辦的同時，張曉剛經由藝術經紀人張頌仁將20多幅畫作送往國外參展，這在當時也創下了海外參展的紀錄。西方世界的藝術策展人和經紀人在中國打開門戶之后，探著腦袋進來尋找文革遺跡時發現了他，也正是因為畫作的主題文革是西方人認為的中國近現代史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所以，他的作品很快推介到藝術買手視野里，在海外揚名。

與此同時，內地的拍賣公司逐漸的建立起來，藝術品投資的市場從萌芽開始發展壯大，民間資本被收藏藝術作品所吸引，先富起來的人們開始學習購買非物質性的奢侈品，這使得藝術家的春天很快來臨。在諸如羅中立等老一輩油畫家成功入市之后，墻外開花的張曉剛，很快就由嘉德拍出第一幅價值2.53萬元的畫，由此開始了拍賣場上天價畫作的歷程。

張曉剛不敏感不做記錄的正在發展的一切，恰恰是他成功的必然要素。

在剛剛揭曉的 “胡潤當代藝術榜”中，張曉剛以30,112.00萬元的成交額名列榜首。價格不可避免的與他沾上關系——這在早先，對于藝術家來說，并不認為是高尚的事情。在幾十年前，人們的概念里，藝術家與清貧總是同義詞。而在當下，電影導演與票房、當代藝術家與拍賣價格已經是不可分離的一體化的概念，藝術作品的評價體系似乎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市場經濟的力量，改變了以張曉剛為代表的當代藝術家群體的命運。他們不可避免的再次與國家命運相關，即便這些具體而真實的改變，不會出現在他們的畫作中。

對話張曉剛當代藝術家

經濟觀察報：你曾經說過，畫賣到100美元時，你很踏實，賣到100萬美元時，有點麻木，有點虛幻，現在常常賣到100萬美元以上，還虛幻嗎？

張曉剛：不會了。那是幾年前，市場剛剛起來的時候，有點被嚇到了，現在又踏實了，那些數字跟我沒太多關系了，想得最多的還是怎么表達心里的想法。就像市場一樣，現在也穩定了，我算是和市場一起發生了一個情緒上的轉變吧。

經濟觀察報：今年的胡潤當代藝術家榜，你是第一，以前人們都說藝術家是清貧的，現在藝術家都和價碼掛鉤了，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嗎？

張曉剛：市場經濟的影響是必然的，這是一個數字的時代，人們往往相信數字卻不信自己感受到的東西。但我不這樣看，排行不是一個標準，也不應該成為一個標準。我們這個行業，有自己的評價體系，這和藝術感、文化、社會價值有關，而不是數字。

經濟觀察報：那你覺得在這個變化的時代中，藝術家還應該有堅持嗎？是怎樣的堅持？

張曉剛：我希望大方向上不改變，方式方法可以改變。畢竟現在的時代不一樣了，這是市場經濟時代，它和七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藝術家表達自我的方式上，可能會有些調整，但是大方向上我希望是不變的。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你的創作歷程和整個大環境的變化有什么樣的聯系？

張曉剛：歷程很漫長，從最早的《大家庭》《失憶與記憶》到《綠墻》，再到今天的《史記》，有八年的時間了。我一直關注的主線是社會和個人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我從藝術家的角度把這種感受表達出來，《大家庭》偏重社會的東西多一些，《失憶與記憶》個人的東西多一些。

經濟觀察報：市場經濟帶給了你這么多變化，那么除了六七十年代的那些有計劃經濟特征，帶有集體主義的記憶能給你靈感之外，現在的生活里有沒有打動你的元素，以后可以畫進畫里的？

張曉剛：我對當下的生活不感興趣，尤其是時尚的東西。我對它們不敏感，我不能裝，我只能對那些我有真實感受的東西進行創作，我對過去的時間和記憶非常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