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焦建“長長的文檔已經被制作出來，而官方網站也變得更加有組織了。原則性宣言已經寫就。過去那種競爭性的局面現在又開始重復出現：歐洲大陸爭取控制權VS美國籌集資本VS英國并不真正想做什么事情。我們能夠從這次即將來臨的會議中期待什么呢?”

G20匹茲堡峰會未開，質疑已經四起。在美國左翼雜志《新共和》專欄作家西蒙.約翰遜眼中看來，這一次的峰會，也不會產生什么任何有意義的東西。事實上，除了解決問題的“緊迫感”之外，作為一年之內G20框架下所召開的第三次峰會，的確沒有太多的因素讓人對匹茲堡峰會的結果持過分樂觀的態度。

自從華爾街危機爆發之后召開的那次峰會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差不多一年。整個G20框架內的國家支出了5萬億美元以便拯救經濟。在過于的一年時間里，G20還答應要聯合起來解決自由貿易、避稅天堂、貿易保護主義、更嚴格的銀行業監管問題，外加改革類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機構。

“所有的這一切聽起來都讓人充滿期待，但結果卻是件件事與愿違?！毙旅绹饡呒壯芯繂TParag Khanna說。

美國的新算盤 

本月初，隨著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做出了“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狀況已經改善”的結論，國際社會對該集團匹茲堡首腦峰會的期望，逐漸轉移到了更為本質和長遠的全球經濟長期增長模式上。

而在這次峰會上，白宮打算在匹茲堡峰會上呼吁建立一個名為“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的世界經濟新框架。在美國媒體眼中，這次改革的最大動力來自于——因為這是自大衰退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的衰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是這個計劃的核心組成部分。在這個計劃之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會預計政策的影響，還將一年兩次向G20傳達報告，內容有關建議政策調整。

一旦落實，這個框架將解決的問題包括：美國更多的儲蓄并且削減預算赤字，中國不再如此依賴出口，而歐洲在增進商業投資方面進行結構性的改變。

而奧巴馬的表述相當直白：“我們不能回到那個時期，即中國、德國或其他國家把一切賣給我們，我們背負一打信用卡和房屋凈值貸款，卻沒賣給他們任何東西?！?奧巴馬這番話主要是針對中國、德國等出口型經濟體。他認為，危機發生前中德等國對美國保持巨大貿易順差，如今美國應當增加出口以改變這一局面。

9月2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米尼克.卡恩也表示：目前來看，全球范圍內國民儲蓄、消費及投資率的巨大差距，已反映在各國巨大的貿易順差與逆差之中。而如果“一些國家擁有巨額順差，另一些國家擁有巨額逆差”的現狀成為一種長期格局，那么這種全球失衡狀況將是“有害的”，而且“可能引發危機”。

但是，事實上圍繞著通過減少依賴美國消費者的舉債消費來實現更均衡全球經濟增長的話題，國際社會已經展開了數次多邊磋商，各方對結論都表示贊同，但事后卻沒有任何行動。

有分析指出：假如美國想要成功的讓全球貿易得到平衡，它必須讓中國、德國和其他的國家相信——危機之前的那種局面，不會再次出現了。而美國的立場是，讓自己的貿易伙伴們放棄之前使用熟稔的貿易出口政策，不再為滿足不知足的美國消費者。

現在，經濟危機顯示：即便是美國人，他們也有自身的消費極限。這一次，美國希望就這個已經談論了許久但從未采取實際行動的計劃時機已經成熟?！斑@里的關鍵性問題是，這個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否相信：美國真的要停止作為最后的消費者了?！比A盛頓彼得斯研究機構主管Fred Bergsten說。

分歧重重 

全球性失衡建立在信貸的繁榮之上。當美國的消費者們自由的提高房屋抵押貸款使用信用卡支持消費的時候，相應的部分則由中國和其他地區拿出外匯儲備。

美國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失衡并不直接導致這次危機。他們將危機的根源歸咎于低利率導致鼓勵投資者為了更豐厚的回報而追逐高風險資產。

上述設想基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本·伯南克等人的說法，即這次金融危機病因與全球經濟失衡相關。包括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內，不少西方政要和分析師責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儲蓄率是金融危機根源所在。

他們認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不斷涌入，致使美國資產泡沫持續膨脹。

但是，中國卻不認同這樣的說法，它認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富裕國家們過分寬松的監管導致了這次金融危機。正如康內爾大學經濟學教授Eswar Prasad所認為的那樣，這正是美國很難說服中國參與其主導的重新讓經濟恢復平衡的框架的理由之一。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認為，金融監管缺位才是造成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在對于如何改變現行世界經濟格局，G20集團內部也存在爭議。

按照美國的設想：美國等經常項目呈現赤字的國家將想方設法鼓勵儲蓄，同時大幅削減財政赤字；德國、日本、中國等主要出口國需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歐洲需提高自身競爭力，放寬稅收政策、放松用工體制。

在經濟增長問題上，歐洲認為：美國對待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應采取務實態度。而中國則始終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一個特殊現象，原因多而復雜；解決經濟失衡需要一個過程，應堅持漸進、有序原則，避免世界經濟大起大落。

而為了增加“新框架”提案對中國等國家的吸引力，也為了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添實力，美國正在努力準備著在本周進行的G20峰會上達成一項協議：為了讓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議中更多的話語權，要增加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中的投票權力。牛津經濟政策研究所主席Domenico Lombardi說，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發言權的話，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將會更加認可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

“美國正在追求一個更加多邊的戰略，一方面它能夠通過給予權力要求中國在國際貨幣系統中變成一個更加負責任的參與者，”“另一方面，美國將會支持任何的能夠概予中國更高地位的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舉動?！比A盛頓布魯金斯研究會的高級研究員Lombardi說。

根本性缺陷 

“調整全球經濟秩序的議題肯定會提，但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原因在于世界經濟處于低谷時各方達成一致比較容易，但經濟開始恢復時各方就很難在國際層面上達成共識?！?中國社科院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張明近日表示。

這并不是G20等峰會在解決問題時所面臨的所有尷尬問題?！皩τ谝粋€沒有法律規定或者任何談判原則的組織來說，壓在G20身上的期待實在是太過于沉重了。它并不是像有些人口中所聲稱的‘世界籌劃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world."）。它的最大的力量來自于它的代表性，在國家法既定的框架之下，這種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比聯合國安理會更加具備合法性。而且，它也更加靈活，能夠迅速的應對一系列問題，從金融危機到減低溫室氣體的排放?！?新美國基金會高級研究員Parag Khanna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過去曾經多次試圖解決美國的過度消費儲蓄不足問題，但是它們都失敗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該組織缺乏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之間進行組織的影響力。它唯一可用的武器，其實就只有兩樣：確保大家彼此順從，以及公開譴責(naming-and-shaming)。

相較之下，《新共和》專欄作家西蒙.約翰遜的批評則更為犀利：一旦有人站出來就一個問題進行反對時，你可以說“我們正在這么做，但是細節還沒有徹底確定，”或者“但是，我們同意這樣的原則，當然，細節是很復雜的?！?/P>

“在這樣的語境之下，一次G20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議，將是世界經濟決策者們展示彼此互相支持的舞臺。畢竟，我們的意見領袖們知道，假如所有的人都超那邊走，那么那邊肯定是正確的方向了?！?/P>

更大的問題來自于可能會受到改革框架影響的利益群體，“會出現真正的國際金融結構的框架性改變嗎？不可能。而且，你知道，因為金融機構的ceo們將會反對傷害他們的改革方案，用社論對版，用互聯網廣告，用無數的有線電視廣告，以及在權力機關中的影響?！?約翰遜說?！俺嵌抑钡轿覀冏畲蟮哪切┙鹑谕婕覀兌枷铝说鬲z，我們都命定要重演這種繁榮衰落交替的循環。假如你找到了一個政府，它能夠毫不猶豫的解決這個問題不受游說的影響，請讓我知道?！?/P>

即便如此，Parag Khanna還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假如G20想要在它的前任們——例如G7——倒下的地方去的成功，它就必須聚焦于那些對其成員國來說最為緊關節要的問題，例如食品安全、移民以及發展金融業。參加G20的外交官們應該夜以繼日的就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國家——例如中國、沙特以及韓國——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地位問題進行協商?！?/P>

此外，美國和歐盟還應該削減農業補貼，這樣貧困的國家們就能夠增加農業出口了——但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被大量浪費掉的發展援助會被削減。

“在環境問題上，西方國家們應該捐獻一個環境改變基金。與此同時，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必須使用這些資金購買經過資助過了的清潔技術，即便減少它們的排放?！?Khanna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