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劉波 雖然媒體以“地震”一詞來形容8月30日日本眾議院選舉的投票結果，但這充其量只是一場事先經過精確預報的地震，日本民主黨在選舉中的大獲全勝毫不令人驚奇。

像去年11月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一樣，民主黨黨首鳩山由紀夫也是揮舞著變革的旗幟上臺的，他們的獲勝原因也有相似之處：更多地是選民對其前任主政時期的經濟困境與政治僵局感到厭倦，而不是他們以清晰的政綱撥開了民眾心頭的迷霧?，F在，日本公眾將以同樣苛刻的眼神來審視這些新上臺的執政者。日本經濟正需要努力擺脫一場二戰之后最為嚴重的蕭條，這對民主黨人構成了最大的挑戰，至于他們會如何應對這場挑戰，我們仍在聽到一些模糊不清的答案。

暫且把有關經濟的復雜問題放在一邊，在政治上我們可以做出確定的判斷：民主黨的本次勝利將日本的民主制帶上了一個新的起點。長期以來，它被研究者認為其實是一種摻雜了威權主義因素的 “半民主制”。從1955年開始，日本政府一直為自民黨所牢牢掌控，只是曾在1993年為八個反對黨組成的聯盟擊敗，短暫下野。但即便在這場“走麥城”的過程中，自民黨依然是國會中最大的黨派。但今天的事件比1993年更具有顛覆性，因為它真正終結了自民黨對國會的控制。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黨元老小澤一郎甚至期待日本未來出現像美國那樣的兩黨交替執政的局面。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主黨在第一次執政中的表現。

政黨政治版圖的 “亙古不變”，曾使日本政治顯得異常沉悶，不像其他國家那樣有充滿懸念的選舉，更像是同一群老邁的官吏在走馬燈似地輪換。雖然有人將這樣的體制歸因于亞洲文化保守與沉穩的天性，但在同樣引入民主制度的其他亞洲國家比如韓國，則不但沒有出現這樣的局面，反而反映出比西方民主更為激烈的競爭性。事實上日本的準一黨制是歷史的產物，它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之后就得到了自我強化，并得到了許多國民的認同。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競爭性，通過黨內的斗爭得到了彌補，自民黨內的各個派系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西方民主中不同黨派的角色。

另一方面，在日本政治的海洋中，諸如自民黨、民主黨這樣的政黨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引領國家的職能掌握在非選舉產生的文官階層手中，他們掌握著核心的政治權力，構成了真正的穩定力量，高素質的文官保障了國家的運轉正常，并曾在20世紀的后半期取得了讓西方國家艷羨不已的成績。而日本國民根深蒂固的守成主義似乎也為維系這一政治模式提供了基礎，像同為海洋型國家的英國一樣，除非受到強大的外部壓力——比如19世紀后半期受到的壓力——日本人不愿主動進行顛覆性的變革。

這個體制實際上與日本國民之間達成了一項默契的交易，它可以提供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節節上升，而國民則接受政治上一成不變的局面。這項交易在1955年之后的數十年間運轉得頗為順利，當然，它所帶有的種種弊病也在悄然發作起來。長年的成功使政治家志得意滿，政界與商界之間的關系變得日益緊密而且根深蒂固，隨之引發不斷的腐敗丑聞，而議員世襲的做法也變得越來越流行。這造成了政治領導層的僵化，也受到越來越多國民的批評。

自民黨與日本民眾之間心照不宣的“社會契約”，終于在20世紀晚期開始的經濟衰退中逐漸陷于瓦解，民眾對自民黨的失望因為經濟困境而加劇。雖然小泉純一郎首相試圖通過結構性的改革來重振經濟，從而為這項交易重新建立基礎，但他的努力因為復雜的利益格局而舉步維艱。他的幾位后繼者比他更缺乏變革的魄力，這直接導致了自民黨在政治上最終的慘敗。

不過幸運的是，日本擁有一套比較成熟的、足以自我糾錯的民主體制，這使他們有機會來將建設一套新的政治與社會格局。日本民主走上了一個新的起點。如何消除東方威權主義的殘余影響，糾正東方各民主國家中政治與金錢糾結得過于密切的弊病，以健全的制度建設來擺脫政治職位世襲制的本能傾向，在這些方面，日本將探求這些問題的答案。而像在過去一百多年里一樣，對于其他亞洲國家而言，日本對國家發展方向和現代民主制度的探索，仍將是一個有益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