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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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 書評人 肉唐僧 自汶川地震以后，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也成了一個耳熟能詳的熱點詞匯?！柏熑巍边@個詞在這里的使用非常重要。因為在康德看來，只有出于責任的行動才有可能具有道德意義。相反，如果是出于精明和好心，雖然是行善事也并無道德意義。他說：“在能夠善良的時候善良，是一種責任。然而有很多人既不是出于虛榮心，也不是出于自私的動機而表達了善良，他們在撥撒歡樂的時候感到一種內心的滿足，在自己能夠做到使他人滿意的時候感到欣喜。但是我要說，盡管這種行為很有責任感，很值得欽佩，但這卻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行為”。

然而人的動機是很難猜測的。比如王老吉，以地震為題材成了營銷上的大贏家。它的行善，是出于商業上的精明、對災區人民的同情，還是一種純粹的責任感呢？我們確實無法分清楚。而且，如果王老吉在幫助了災區人民之后感到欣慰和內心的滿足，便因而使得這善舉失去了道德意義?？档碌倪@個標準尤其讓深受儒家思想教導的中國人難以接受。

總的看來，我們中國人更習慣的是“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惡之”的評判標準，注重的是結果而非動機。這種以結果為導向的道德建構，使得我們的道德觀顯得外向，過于偏重人際互動而缺乏個體的深思熟慮。余秋雨的20萬捐款出了問題之后，易中天們立即蹦出來曬捐款憑證。這一行為，使得他們的捐款行為徹底喪失了康德眼中的道德意義。所以不妨說，中國人的道德觀是存在于主體間性中的，康德的道德觀卻是建立在主體性之上。顯而易見，我們的道德觀更容易形成對他人的強迫。

哈佛大學的諾曼.鮑伊從康德的三條絕對命令出發，討論了公司的道德問題。他力圖論證說，公司作為一個社會活動的主體，作為成員的道德共同體，不僅也像個體那樣有責任遵守這三條絕對命令，而且這樣做的公司也能夠贏利。這在我看來是古怪的，因為如前所述，按康德的本意，你做一件有利于公司贏利的事情，不論客觀上會產生怎樣的效果，該行為都不再有道德意義了。而且，既然康德的第二條絕對命令是“不論是誰，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把自己和他人僅僅當作工具，而應該永遠看作自身就是目的”，那么在此限定條件下，我們很難推導出股份制有限公司的道德合法性。因為向股東提供最大的利潤回報，是對職業經理人的契約規定。而按照康德的第一條絕對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時認為也能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去行動——契約就必須得到遵守才行。股東的利潤、員工和客戶這三者，各自成為自洽的目的，這在我無法想象的事情。最道德也最符合實際的說法是：通過滿足客戶的需求，實現股東的利潤回報，同時體現了員工自身價值。那么，客戶還是沒逃脫工具化的命運。

關于股份制有限公司中股東、客戶和員工三者的價值排序，以前從沒有人認為這還能成為一個問題——既然是股份制公司，股東利益是目的，善待員工和滿足客戶需求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天經地義。米爾頓?弗里德曼干脆地說：“股份制公司，除了為股東提供利潤回報之外，別無社會責任?！钡请S著股票市場的電子化，大股東不再是羅斯柴爾德之類有名有姓的somebody，而是不計其數的散戶，或養老基金這種nobody的集合體。股東被虛化了。它先前所占據的顯赫地位就要由新的東西來填補。這個新貴往往是客戶。理由是公司作為一個社會活動主體，其價值是向全社會做出貢獻。但是像萬科這樣的公司，其股東數遠超過它的客戶數量。為數量多得多的股東創造價值，難道不是更大的善？相比之下，阿里巴巴上市，馬云把別人的錢揣在口袋里之后宣布他們公司是員工第一、客戶第二，股東排第三。這就讓人很不舒服。馬云為什么不在別人掏錢之前宣布他只能給他們一個小三兒的名份呢？

另一位弗里德曼——哈佛大學的本杰明?M?弗里德曼也持有與米爾頓?弗里德曼相同的觀點。他認為經濟增長不僅可以普遍增加人們的收入，更能促進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從而實現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分配正義。所以他認為道德也如財富，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同樣在起著最大的作用。這種說法，姑且稱之為美國版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們中國人其實是很容易接受這種思想的。因為它讓人無法不聯想起“仁者樂山”——山無言而草木葳蕤。老子說“大哀默默，小哀喋喋”，企業的道德似乎也是如此。閉上嘴巴賺錢，就是一個公司最大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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