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秦曉/文

一、現代性轉型：當代中國問題的一個命題

我們試圖用現代性轉型這樣一個命題來表述當代中國問題，實際上它也是近代100多年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主要脈絡?，F代性不是一個時間邏輯，它有特定的內涵和指向，現代性轉型是指從傳統社會向以現代核心價值觀（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支撐，以市場經濟、民主憲政和民族國家為基本制度的現代文明秩序的轉變。

起源于歐洲的現代性價值觀和制度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但“現代性”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廣泛使用則是上個世紀中葉才開始的，其背景是“后現代”思潮的出現，為了區別兩者，他們將歐洲啟蒙運動倡導的價值觀及后來由此產生的西方工業化社會稱為現代性和現代性社會，并對之提出質疑、解構和批判。與現代性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是現代化，或現代化理論。帕森斯繼承和開拓了韋伯關于現代化的理論，對現代社會形態做出解釋。在冷戰時期，這一理論又被用來與社會主義理論爭奪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道路選擇的主導權?！吧鐣D型”是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研究的課題，上世紀冷戰后它專指從專制向民主政體的轉變并形成了相關的理論。

在學術界，在不同的語境下，現代性、后現代性、現代化、社會轉型這幾個概念的內涵和價值判定始終存有較大爭議。對概念、邏輯和語言思辨性的追究是學術研究的一個癖好，我們今天關注的是中國的現實問題，是一種“問題意識”，以此為出發點并尋求相關的理論解釋。

二、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對“階級斗爭歷史觀”的反思

我們最早接受的歷史觀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認為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它通過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使生產力得到解放。據此，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幾個階段。依照這個史觀，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均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具有主線意義的標志，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應具有社會轉型的標志性意義，中國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階段，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

與馬克思理論范式不同的是韋伯的現代化理論，它認為歐洲經歷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是對人的價值的發現和認同，使人從神權和皇權的專制統治中解放出來，獲取了本來就屬于他們的自由、權利和理性。為了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人們選擇了市場經濟、民主憲政和民族國家的制度。這樣一種價值觀和制度被稱為與傳統社會不同的現代社會或現代性社會。依照這一史觀，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應是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主線標志，而在此之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以及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與改革開放對中國社會轉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但中國的現代性轉型并未實現。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實現了民族國家的構建，中國從此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主權，同時啟動了工業化進程，但新中國的國家治理仍帶有較強的傳統社會色彩。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從異化中回歸，并首先在經濟領域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但鄧小平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課題。

上述兩種歷史觀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因果關系的認識是相反的。我認為影響歷史變遷的因素是多元的，各種因素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關系，在不同條件下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可以發生變化。在這個意義上講韋伯的歷史觀是有啟發意義的，它至少告訴我們不應把階級斗爭作為決定歷史變遷的唯一因素。從實證考慮，中國的近現代史變遷的動因和內因邏輯是尋求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即從傳統社會向現代性社會的轉型，韋伯的歷史觀可以對這一歷程做出更準確解釋。

三、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啟蒙與改革：內在邏輯的一致性

八十年代初是中國現代性轉型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年代，其主要標志是所謂 “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的發端和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啟動?，F在回顧這段歷史，后者成為主線，前者似乎被遺忘和淡化了。當然，就深度和影響而言，對那次“思想啟蒙”也不應給予過高的評價。但兩者發生在同一個時期是有內在邏輯一致性的，因為市場化改革是現代性轉型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意義不僅僅是資源配置的效率，也不僅僅是民族的振興和民眾福祉的改善，在更深的層面上它反映出了人的自由、理性和權利為代表的現代價值觀得到了認同和尊重。盡管當時人們對這兩者之間的內在邏輯的認識尚不深刻，但啟蒙和改革曾經是當時政治家、社會精英與民眾的共識。中國的現代性轉向也從中獲得了不可估量的活力。

四、共識的破裂：中國道路之爭

九十年代被稱為共識破裂的年代，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今天。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啟蒙”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中夭折，并變奏為官方主導的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目標的“思想解放運動”；政治體制改革被懸置，市場化改革在產權、政府職能、要素價格方面裹足不前。在經濟改革取得進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貧富懸殊、貪污腐敗、道德失范、信用缺失、環境破壞等諸多負面的現象。如何認識這些問題？其癥結是“改革惹的禍”還是緣于出現了“改革疲勞癥”和“改革恐懼癥”？對此，社會上產生了不同的認識，精英的共識也破裂了。

進入新的世紀，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的大國。與此相對應的則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和價值體系的缺失，這使得社會轉型呈現出扭曲和失衡。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走到了一個關鍵的路口，面對未來的選擇，政治家和社會精英應承擔起歷史的責任，營造包容、開放的文化，以尋求新的共識。

我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不應被引導到“現代化建設”的路徑上。因為在中國的語境中現代化即是 “民富國強”，它的內涵主要是經濟和物質的指標，而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則被抽離。在當今的中國，現代性被現代化所替換并表現為一套 “中國現代化的敘事”，這套敘事的話語包括穩定、和諧、民生、國家利益（民族振興）、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辦大事，舉國體制）。在穩定與自由、和諧與多元、民生與民主、國家利益與個人權利、治理的效率與制衡之間應尋求一種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為后者是現代性社會價值體系和制度中的核心和基礎。

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也不應被“新左派”對當代西方社會的解構和批判所消解?！靶伦笈伞笔呛蟋F代思潮在中國的反映，他們認為中國已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市場化改革中出現的各種弊端反映出中國已染上了正在走向崩潰的資本主義社會病。中國應該而且有機會選擇一條不同于西方社會的道路，這不僅關乎中國的命運，也是人類的希望。所謂“北京共識”，各種版本的 “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成為他們熱衷的話題。中國面臨的問題和社會發展階段與西方社會不同，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成就只能稱為“經濟增長的奇跡”，而“中國模式”的形成則須以社會轉型為標志。西方社會呈現出的病態需要醫治，但不意味著它的價值和制度體系的死亡；中國的現代性方案也不可能是西方模式的簡單復制，它必然包含中國傳統、中國經驗的元素，它應該體現我們對西方社會危機和病態的認識和批判。

五、激進與保守：中國社會轉型路徑選擇的悖論

自歐洲啟蒙運動以降，產生了三種近代思潮，即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英國經驗主義”(洛克的“自然法”、蘇格蘭啟蒙思想)和“大陸理性(唯理)主義”(笛卡爾的“科學主義”、盧梭的“積極自由主義”)，近代的三種思潮都可以從中找到其思想的淵源。激進主義不僅表現為對社會變革采取的暴力或革命的方式，更為主要的是對傳統和經驗的立場和態度。激進主義崇尚“宏大敘事”，顛覆傳統、摒棄經驗，它對陳舊的觀念、制度具有殺傷力，但其本質是一種“烏托邦工程”且難以避免自身的異化?！坝涷炛髁x”則崇尚傳統和經驗，通過自發的演變實現社會的轉型和發展。當然英國社會轉型歷史上也有過革命，政治家并沒有放棄調動民眾激情去實現特定的目標，但這不是一種常態，而是一種“非常政治”（阿克曼），問題解決后，它們具有重新回到“日常政治”的機制。激進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能對其產生制衡的是保守主義。在西方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兩者盡管主張不同，但對現代性的核心價值觀都是認同的，所謂保守主義其保守或捍衛的主要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在中國近現代不同時期社會思潮中占主流的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兩者的混合 (即在推行市場化改革中融入了社會主義的公平、公正思想)，但就對中國社會的變革方式及對中國傳統和經驗的立場和態度而言，它們都帶有激進主義的色彩。中國所謂的保守主義，無論是近代儒家綱常秩序的信徒還是當代階級斗爭理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捍衛者，都是反現代性的，不能對激進主義思想形成制衡。由于長期的集權制度，中國的傳統和經驗中缺乏現代價值和制度的基因，難以自發地走上現代性轉型的路徑，這就使激進主義獲取了在中國生存和發展的誘因。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近現代的社會轉型始終伴隨著激進主義對保守勢力的挑戰、抗爭，而又未能避免最終自我異化、走向反面。因此，在推進中國現代性轉型的過程中，認識激進主義在中國存在的某種必然性，保持對激進主義的警覺，避免陷入“激進—異化”的怪圈，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應具有特殊意義。

（作者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