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石/文 不久前，在一次名為“中國夢踐行者”的典禮上，主持人問我，“企業家”、“登山家”、“不行賄”三個符號里，我選擇哪一個。我沒有選擇“企業家”，也沒有選擇“登山家”，而是選擇了“不行賄”。為什么？

作為企業家和登山家，我都還在路上，目前取得的成就并不足以自滿，未來更精彩；而“不行賄”作為一種行為底線，我踏踏實實做到了，在一個企業家奉紅頂商人胡雪巖為偶像的時代里，我因此成為另類，選擇這個標簽，我于心無愧，甚至可以自滿。

但是，“不行賄”本來不過是一件我可以做到的、最起碼的事情，卻成為我的標志符號，這也多多少少讓我覺得荒誕。

八年前，我去云南參加一個企業家論壇，發言時講到萬科的不行賄。后來發言的一位企業家嘉賓說，“王石先生不行賄，我很佩服，但那只是個案，因為在中國不行賄，一事無成，比如說我自己就行賄?！彼f完這句話，臺下300多位聽眾報以熱烈掌聲。我說我不行賄，下面沒有掌聲，他說他行賄，下面倒是掌聲雷動，這讓坐在臺上的我很尷尬，也給了我很大刺激，行賄的反而成英雄了？

幾年前，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我給學生講企業倫理道德，當我講到萬科不行賄的時候，老師請我停下，問在場的200多學生，相信王石不行賄的請舉手。結果舉手的不超過1/3，恐怕其中一些人還是出于給面子才舉的手。幾年后，我再一次到光華管理學院，依然是當年那位老師，把上次講課的錄像播放一遍，然后問臺下學員，相信王石不行賄的舉手，這一次舉手的超過一半，但也不是大部分。

我不禁疑問：為什么人們會認可行賄，覺得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而且對不行賄持深深的懷疑態度？

按照上面提及那位企業家的說法，因為行賄很實用，而不行賄太理想化了，最終會“一事無成”。我偶然讀到錢穆先生的一個說法：中華民族屬于早慧型民族，我們很早就脫離了原始社會，過渡到理性社會。但是過早的理性過渡，民智的過早開化，碰上當初落后的農耕技術、貧瘠的生存環境，匱乏的生活物資，會導致社會實用主義哲學大行其道。

如何衡量行賄的“實用”或“不實用”？

一些商人、企業家通過賄賂官員，獲得特權或機會，確實能在短時間內賺取大量財富。問題是，一旦官員仕途中落，或者貪污被查，往往扯出蘿卜帶出泥，公司一蹶不振，甚至同樣面臨牢獄之災。即使公司能幸免于難，通過這種模式，競爭力只會越來越萎縮，很難發展壯大。

萬科堅持不行賄，早年拿不到市中心的優質地塊，只能以較高價格在比較偏遠的城郊地帶搞開發，被人調侃是“城鄉結合部開發商”。比如，早年在深圳拿到的一塊地是免稅公司的半邊工程，地基打好，他們沒有錢做了，萬科接手后四六分成。再就是高價投標拿地，拿到的地比較偏，價格也較高，同行一般都不看好。這種形勢迫使萬科只有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生存發展下去，我們建立了干練的設計隊伍和營銷隊伍，認真鉆研市場，培養自己的產品競爭力，提供更好的產品，配套更好的服務。最終，因為起點上的不利條件，反而使萬科走在了行業前面。

行賄受賄是形影不離的一對。萬科的風險管理部門做過分析，如果企業員工向客戶索要一塊錢回扣，就會給公司帶來10塊錢的損失?？梢韵胍?，受賄給各類組織乃至整個社會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一旦要以人的幸福為代價，這種“實用”可就無論如何算不過來了！

1995年，上海萬科爆出集體受賄事件。當時上海城市廣場工程部一起共事的4個人，共同接受賄賂，認為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沒想到，行賄的工程商在其他案子出了事，連根帶出了他們4人，還有錄音為證。

對企業來說，行賄總得走財務賬，只要企業下決心不行賄，就可以很好地約束員工行為。但如何保證員工不受賄呢？答案只能從企業文化、制度上去找。我當時反思此事件：“以一批人進監獄為代價，換來三五千萬、一個億的利潤，這個代價是不是太大了！人的毀滅、家庭的災難，這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損失。項目不成功，甚至做砸了，都可以重來，而人一旦失足，不但自己終生悔恨，對公司的影響也是非常長遠的。毫無疑問，如果上一個項目要付出如此沉痛的代價，那我們寧可不上這個項目！”

為何行賄受賄在我們的社會會泛濫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人們竟然對不行賄報以深深的懷疑？哲學家卡爾·洛維特有一段話：由于人們不斷被迫妥協，這種軟弱擴大為一種普遍的人格特質：一種由于對善的荒廢而來的罪行。

我的理解：人人心中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F實生活中不存在內心只有光明、美好、向善而無一絲陰暗和惡意的人。但這并不能成為我們縱容惡、荒廢善的理由。如果假定他人都是惡意，自己也就會展現出惡的一面，人與人之間無法合作，社會就走向荒誕和墮落，最終秩序混亂，制度廢弛。假定他人會表達善意，自己也就會盡力展現善的一面，由此建立的社會共同體，才會是一個和諧有致的格局。

我心中也有惡的一面，但我一直謹記“勿因善小而不為，勿因惡小而為之”，持有理想主義，假定他人善意，也積極向社會和他人表現善意。假定善意，不荒廢我們的善——或許這就是萬科“不行賄”的起點吧。

創業之初，我在深圳搞玉米貿易，為了能弄到兩個計劃外火車皮指標，讓同事給火車站的貨運主任送去了兩條煙，人家沒有收，打回來了。我第一反應：是不是我送的禮太輕？進一步接觸，這位主任批給了我兩個計劃外火車皮的指標，但依然沒有收下我的香煙。他表示：之前曾觀察過我，還看到我和工人一起扛飼料大包，覺得我是一個認真做事業的年輕人。對這樣有志氣、實干的年輕人，主任十分愿意幫一把忙！

這件事情，讓我萌生了多年一直堅守的信念，只要你真心誠意，勤懇做事，不用走歪門邪道也可以 “成事”，可以實現理想。

我至今依然對這位主任心懷感激。本來，他僅僅是偶爾目睹一個人的言行舉止，并不會有多么深入的了解。他之所以能拒絕賄賂，幫助我甚至鼓勵我，不過是出于假定善意。他的做法和他說的話，鼓勵了一個年輕人、一家小公司潔身自好，堅持理想主義，一直走到今天，成為銷售套數世界第一的住宅開發商，成為中國最受尊敬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