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馬國川

繼之前的“工業地標”和“工業人”欄目，本報從本期開始推出“工業之道”欄目，將“尋找工業之魂”的話題進行延展和提升。

“工業之道”欄目將圍繞中國工業化道路走向的核心問題。話題包括“新型工業化之爭”、“民企突圍 和重型化”、“低碳經濟”、“工業創新機制”、“智能工業”、“老工業城市轉型”等，試圖厘清我們發展的困惑：中國到底應該選擇一條什么樣的工業發展道路？

　　盡管在第一波工業革命的浪潮中，中國成為時代的落伍者，但是在隨后的追趕者的行列中，中國并沒有落后多少。想一想，當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滿清開明的官員在“自強”的旗幟下開啟中國工業化大門的時候，日本還處在幕府統治之下，德國在十年之后才能完成統一。然而，在隨后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工業化屢遭厄運，在經過了九十年的奮斗之后，中國依然是一個前工業化國家。所以，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決心發奮圖強，“趕英超美”，把中國帶進工業國家的行列?？墒?，在閉關鎖國的狀態下，中國不但沒有實現幾代人追求的目標，而且喪失了信息技術革命的歷史機遇。幸運的是，在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化的進程開始加速，于是，在經過近代以來140多年的奮斗之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終于告別了工業化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段。環顧世界，先進國家已經進入后工業化，中國中后期工業化道路應該怎么走？

2002年10月份，中共“十六大”給出的答案是：走新型工業化之路?！笆蟆眻蟾媲逦孛枥L了這條道路：“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可是，第二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投資熱潮，使得“新型工業化之路”變得模糊起來。伴隨著市場的強大需求和地方政府巨大的投資沖動，鋼鐵、建材以及房地產等行業出現了20多年來的罕見高增長，進而推動了整個經濟的高速急進。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型化趨向明顯，經濟增長方式出現了明顯的“重型化”特征。各省市紛紛有了從輕工業向重化工業轉型的愿望和趨勢。甚至像經營IT產業最成功的深圳，以及中小企業非常發達的浙江這樣的省市也準備轉向重型工業發展。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的劉世錦對“重化工”的作用進行了積極描述。他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 “可持續性較強的重化工發展階段”。

隨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重化工業快速膨脹直接燒熱了中國經濟，住宅、汽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熱發展，引起鋼鐵、有色金屬、建材機械、化工行業的高速跟進，最終帶來電力、煤炭、石油等資源的嚴重吃緊。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關于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爭論開始了。

吳敬璉與厲以寧之爭

2004年的歲末，吳敬璉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網站上發表署名文章。在題目為《注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的長文中，吳敬璉提出警告：“重型化”的快跑將使中國遭遇能源危機。

吳敬璉的觀點和劉世錦恰恰相反。他認為，以“重化工”為主導的經濟增長在現階段的中國出現得不合時宜。吳敬璉舉例說：深圳是信息中心，但也要搞汽車和化工工業；浙江發展最好的是中小企業，但現在“從上到下都提出要向重型方向轉化”。中國的石油進口已經逼近一億噸了。面對石油與電力的極度缺乏，以“重化工”為主導的粗放型增長不會長期有效地解決就業問題，相反，只會引起全國性的能源損耗。中國應該通過技術創新等科學手段，走高附加值產業的道路。

吳敬璉批評了霍夫曼定理?；舴蚵?931年通過對20個國家的工業內部結構演變規律進行經驗研究，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業化進程中，霍夫曼系數(消費品工業的凈產值與資本品工業凈產值之比)是不斷下降的，也就是說，在工業化后期，資本品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會顯著上升，這個預言又被后人演繹為重化工業階段。一些學者據此指出，中國正處于人均GDP1000-5000美元的快速工業化階段，認為從國際經驗來看，在這個階段重工業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經濟重型化程度加強，那么重化工業發展階段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繞不過去的階段。吳敬璉認為這個論點不能夠成立，稱其是一個經驗定理，這個主張發展重化工業的19世紀時期的粗放增長型理論并不適合中國，“在經濟學已經有了長足發展的21世紀，我們還把半個世紀以前的過時觀點作為我們推動新型工業化建設的指導理論，這種刻舟求劍的思維顯然是不合適的”。

“大國的發展不能繞開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在吳敬璉的文章發表后不久，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北京大學的一個學術論壇上明確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

這是一次相隔十余天的觀點爭鋒，有趣的是，厲以寧首先便強調，自己的觀點和吳敬璉不存在沖突，“吳敬璉反對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發展階段也確實存在?！?

厲以寧認為重型化是中國經濟必經階段，繞開重工業階段，直接進入高新技術階段，動機雖好，但不切合中國國情。厲以寧仍然以他擅長的講故事的方式來討論問題：“經濟學界流行一個故事，有兩個人到郊外去旅游，忽然聽到老虎叫，一個人趕快蹲在地下，從背包里把運動鞋取出來想跑。另一個人就說，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換運動鞋有什么用？這個人說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個人不慌不忙，也蹲在地上把鞋脫了，爬到樹上去。老虎不會爬樹，吃不著，就往前追，把換運動鞋的人吃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點，經濟中的大風大浪是不能避免的，我們的企業不要認為能躲，躲有什么用？換運動鞋也是躲。要有自己的絕招兒，有自己過硬的本領，你是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就更棒”。他進而推論道，“當前的經濟學界正在討論一個問題：中國能否繞開重化工階段？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過輕工業階段、重化工階段、消費品制造階段，然后到IT階段，中國是不是也要跟他們一樣地經過一個重化工階段呢？經濟學界討論這個問題的最后結論是，小國可以繞開，中國是大國，無法繞開。因為我們要建立自己獨立的體系，13億人口的大國，沒有自己獨立的基礎工業是不行的”。

厲以寧表示：“在借鑒西方國家發展經驗的時候，小國可以跳過重化工發展階段直接以發展新興技術為主，但是大國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基礎，因此重化工階段不可逾越?！彪m然重化工發展帶來的能源消耗問題不容忽視，但厲以寧認為，“重化工的階段雖然不可避免，但技術的跳躍性發展仍可實現?！眳栆詫幷J為，中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已經經歷過一輪重化工業的集中發展，但是那一輪“重型化”并非建立在真實消費需求基礎之上，在結構上存在很大缺陷。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后，中國的 “二次重工化”開始顯露端倪。這里面既有“由輕到重”的客觀規律起作用，又體現了產業發展本身對設備更新改造的真實需求。厲以寧亦認為，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并不公允，“不要忘記經濟的規律性，地方也會考慮，沒錢賺誰來投資，必然要有市場”。

吳敬璉與樊綱之爭

爭論開始升溫。

許多學者加入這場學術爭論，《經濟日報》的《理論周刊》也開辟了“我國工業重型化之路怎么走”的專欄，不同見解開始碰撞和爭鳴。精彩的一幕出現在2005年的春天。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吳敬璉再次批評了重化工業道路?！霸谖铱磥?，這就是一個舊型的工業化道路，也就是說19世紀的工業化道路?！毕刃泄I化國家19世紀的舊式(傳統)工業化道路就是：依靠大量資源和資本投入支撐外延增長。為什么一百多年以后中國會重走傳統工業化道路呢？“目前，土地、資本這樣一些基本資源的配置權力，在很大程度上還掌握在各級政府手中。一些地方政府希望很快實現GDP的增長和稅收的增長，于是，相當多的省份都提出來要進入重化工業的階段，許多政府官員把 ‘結構優化’理解為大量投入土地、信貸等資源，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型化’?！?

吳敬璉對中國工業化的現狀憂心忡忡。在他看來，走傳統工業化道路，引發了七個方面的問題：不能揚長避短，有效率地配置資源；放松技術創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擠占用于發展服務業的資源；造成水、土、煤、電、油及其他資源的高度緊張；造成生態環境破壞；增加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隱含著銀行壞賬增加的金融風險。他認為，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徹底改觀，資源約束的問題不解決，宏觀經濟過熱的問題很難解決，“這就是為什么每當我們GDP增長率達到年增長9%以上，很快就需要停下來調整的原因。與此同時，服務業在GDP當中的比重卻并沒有提高。于是我們就出現這樣的情況：在這個很長的價值鏈里面，我們主要從事的就是附加價值最低、利潤率最低的加工部分。所以就有一句話，說我們耗費資源、破壞環境，還背負著一個‘傾銷’的惡名，利潤的大頭也沒有留給自己?！?

吳敬璉呼吁，“著重用現代信息技術滲透到各個產業中去，以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益?！?

令與會者感有些到意外的是，樊綱的發言和吳敬璉針鋒相對：“我們需要向高新產業發展，這毫無疑問。但是在發展高新產業的同時，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二三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為了中國幾億農民的就業，我們還不能放棄傳統產業，不能放棄勞動密集型，甚至不能放棄資源密集型的行業?！?

樊綱似乎是為重化工業“正名”而來。他認為，從長期看，中國首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發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會的穩定，如何解決“三農”問題，否則中國經濟社會就會崩潰，經濟增長也不會持續。而所有這些問題說到底就是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問題。樊綱說：“最大的挑戰就是2.5億至3億農民的轉移和就業問題。怎么能創造這些就業呢？我想有一條，就是中國人什么都得做。傳統產業里的重化工業也得做。重化工業不做，這一塊的就業如果到別的地方去了，對于我們不利?！?

后來，樊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更加直言不諱：“在我看來，如果有什么新型工業化的話，對于中國來說，應該首先就是所有產業都要搞！中國人太多了，不搞不行。但要采取更好的制度、盡可能利用較新的技術來搞，比如現在可以用新信息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而不是這也不搞那也不搞。你只有可以論證不搞這不搞那也能解決中國幾億農民的就業與收入平等的問題，你的理論才是可信的?！?

孤軍奮戰

“請經濟學家們思考一個問題‘中國有沒有重工業的市場需求’，如果有我們不選擇重型化，那誰來滿足市場！讓給外資嗎？！”

這是來自鄂爾多斯集團董事長王林祥的質疑。這位著名的企業家在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爭論中，毫不猶豫地站在了吳敬璉的對面。在如火如荼的“由輕到重”的產業升級運動中，企業家是主角。他們堅信在全球產業大轉移過程中中國將成為有色金屬、石油化工、汽車、機械設備、建材等重工業全球新的棲息地。因此，和王林祥一樣，許多企業家都主張重工業化。

許多官員也介入到爭論中來。值得玩味的是，他們大都主張重工業化。內蒙古自治區主席楊晶則認為，“重化工業產業關聯度大，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對地方經濟發展帶動力非常強。做強做大重化工業，是內蒙古在全國產業分工中爭取有利位置的機會”。正是在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的支持下，一直在做羊絨產業的鄂爾多斯集團，在王林祥的帶領下進軍硅鐵行業。

2005年8月，《商務周刊》開辟了“工業化道路大論爭”專欄。吳敬璉在接受采訪時，重申他的立場：反對將“新型工業化道路”等同于重化工業化。他認為目前的重化工業大發展并非市場自主配置資源的結果，否認重化工業化是工業化的必經階段，認為工業化中后期不是重化工業居主導地位，而是服務業占主導地位，主張新工業化主要應該是服務業——工業化。而他的學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的李佐軍博士則力挺重化工業化。他認為，重化工業化是先行工業化國家工業化中后期之必然；根據國情分析，重化工業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特定歷史階段是必要的；根據實踐分析，中國的工業化已經進入中后期階段，即進入重化工業（或資本品工業）比重不斷上升的階段。

經濟學家林毅夫主張，謹慎對待重工業熱。他認為，這一輪重工業化“有點走進了岔路”。在他看來，目前這一輪重工業熱不符合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勞動力過剩，應當更關注勞動密集型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在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推行比較優勢戰略還能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勞動者得到充分就業，工資水平隨著勞動力由相當豐富變為相對稀缺而不斷提高，廣大的勞動者因而可以從經濟的增長中不斷受益。因此，與發展重化工業的趕超戰略相比，比較優勢戰略更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2005年8月，吳敬璉撰文高調回應有關學者的七大質疑。吳敬璉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除了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產品外，幾乎所有的產品都可以通過貿易取得。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用盡量少的資源消耗生產最大的價值，然后通過國際貿易換回自己不具備優勢，因而自行生產不符合經濟性原則的產品；解決就業問題主要要靠服務業和小企業的發展，而不能靠重工業和大企業；目前絕大多數重大項目投資是按照領導機關的意圖、用國家銀行的貸款進行的。當投資決策出現失誤，信貸風險就會完全落在銀行身上；中國應當努力開發深層比較優勢，提升我國在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并借此帶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現代制造業是與服務業相融合、具有許多服務含量的制造業。服務業務已經成為過去被認為是制造業企業的重要業務，甚至是主要業務，因而其中一些企業現在被看作服務業企業；我們目前遇到的問題，并不是西方國家力圖阻撓我國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的發展，而是當我國政府為了本國人民的利益采取措施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產品的生產和出口時，受到西方一些進口國的反對和抵制。我們完全有能力以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污染、更有效的增長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在文章里，吳敬璉呼吁經濟界人士“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但是，讓吳敬璉感到失望的是，此后的論爭并沒有持續下去，盡管吳敬璉屢次撰文回應批評，但罕有人站出與之唱對臺戲，這場爭論幾乎成了吳敬璉一人的獨角戲。

前蘇聯時期，布哈林主張平衡論，不贊成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主編的《聯共黨史》里批判布哈林，也說他是“賣國賊”，指責布哈林要讓蘇聯永遠只能生產印花布，連刮胡子的刀片都得從外國買。2005年的冬天，吳敬璉在上海作了一個報告，闡述自己的主張，結果有人說“此人是賣國賊”。不久，吳敬璉在他任教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接受記者采訪，再次提到了“新型工業化道路之爭”，也提到了這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小“插曲”。75歲的吳敬璉說，這讓他想起年輕時看過的前蘇聯教育片《難忘的1919》。該片宣傳優先發展重工業，“有一個臺詞說布哈林主張平衡論，就是想讓蘇聯永遠做一個印花布王國。結果如何？蘇聯樹立了榜樣?！?

一場沒有完成的爭論

到底是不是存在重工業化階段？這是在一個合適的時間提出的一個重要的問題。盡管學界對于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存在激烈爭論，但是在分歧背后仍然有共識存在：選擇發展什么產業主要應該由市場選擇，而不能由政府圈定，政府只能起鼓勵 （政策導向）作用。關鍵是資源和產品都必須市場化，并且有效率。如果資源、能源、匯率、利率、地租、勞力、資本完全市場化，那么，發展什么產業，產業要不要升級，何時升級，將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政府的重要性則在于制定法律法規、維持社會秩序、提供公共服務、保障社會公平。

四年過去了，當年的爭論早已塵埃落定，但是問題遠遠沒有解決。

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包括四萬億元投資拉動內需計劃，及提高出口退稅率等等。這些固然可拉動經濟增長，但是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在選擇發展什么產業時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更可怕的是它在進行“反市場的調控”。例如，鋼鐵行業產能過?，F象，在中國已存在幾年了。去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后，本已過剩的鋼鐵行業不僅沒有及時調整收縮，反而逆勢擴張，導致過剩產能達1．6億噸，去年10月開始出現全行業虧損，今年初在擴大投資政策帶動下曾有所好轉，但很快就掉頭直線下滑，目前全行業經營困難重重。誠如陳志武教授所說：“中國經濟整體上已經開始復蘇，但是這個復蘇的代價很大，特別是結構性代價太大。換句話說，我們在危機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僅沒有幫助改良經濟的結構，反而使我們過于依賴出口的經濟結構相比危機前走得更遠，更不利于國內需求的增長?！庇凶R之士擔心，即使中國能夠率先走出危機，只要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在新的地平線上，等待中國的就不會是明媚的曙光，反而可能是更大的風暴。

中國到底應該選擇一條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這個問題再次凸顯在我們面前。而且更深層次的問題也日漸浮出水面：中國到底應該選擇一條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四年前那場沒有完成的爭論應該繼續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