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笑蜀/文 傳播革命正撲面而來，要理解這場革命，就得理解它所處的時代。

基層社會的山寨化

前不久一個記者跟我閑談時說到，他說剛剛落網的某高級法官，特別荒淫無恥，以致每周都要嫖一個大學生處女，而且專門有人為他物色，他到哪兒出差，就把物色到的大學生處女送到哪兒。

據說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它讓我立刻回想起一系列的官場情色傳聞。譬如某貪官以收藏不同情婦的陰毛為樂，某貪官以安排工作為誘餌同時包養多個大學生二奶，等等。近些年來，我一直納悶某些現實中的齷齪者強烈的優越感都從哪兒來的？現在我知道他們的自我感覺為什么那么好了。他們拼命追逐權力，而現實中幾經事實上的三宮六院，聲色犬馬，這不就是帝王、起碼是山大王般的生活嗎？他們自然會有帝王般的感覺，要睥睨天下了。那么他們認為自己達到了人生的巔峰狀態，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又何足怪哉。

這樣的故事還可以不斷列舉。這足以證明，當下中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密布“山寨”，成千上萬個“山寨”。如果說高層還有一定程度的集體領導，有一定程度的規則，那么愈往下，權力就愈是碎片化，“一把手”說了算的體制就愈強大，以致幾乎每個碎片都有一個自我感覺特好的小帝王，哪怕區區一個小村長都可以做小帝王。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山寨化局面到底是怎么來的？諸多原因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傳統穩定觀作祟，它助長了地方上“一把手體制”的不斷強化?！耙话咽帧奔瓤梢詫缀鯚o邊的權力用于保障穩定，也可用于尋租。而一旦尋租產生嚴重后果，他們慣用的手法，就是把事件高度政治化，動不動上升到穩定層面。而一上升到穩定層面，就什么手段都敢用，什么代價都敢付，甚至動員整個政權的力量來為自己買單。穩定就這樣成了他們手中的核彈，往往用來要挾、綁架、敲詐整個政權，尤其用來對付體制的制約，使山寨秩序固定化、長期化。

公民社會的成長是最大的中國奇跡

山寨化是中國現狀的一個很重要的斷面。但與此對應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斷面，則是健康的、積極的，能帶給我們希望，鼓舞我們信心的。這個重要的斷面，就是公民社會的成長。

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可能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成就。這個成就的偉大，已經在汶川地震中充分展現了出來。那么多民間組織爭相馳援災區，在中國六十年救災史上是空前的事情。民間力量那么主動、那么強烈地介入，并且在整個救援中確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汶川大救援是公民社會意識的大普及、大啟蒙。直到現在，地震災區仍是志愿者和民間組織密度最大的地區。災區重建仍離不開民間力量，尤其離不開民間公益資金。甚至有學者呼吁，要把地震災區建成中國公民社會的特區或者說示范區。

這足以證明，民間力量已成長到什么程度，以及對中國未來的轉型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中國民間力量的成長，是跟互聯網的發展相輔相成的。民間力量在現實中本來很難找到突圍方向，互聯網卻意外地敞開了天窗。具有公共關懷、公共情結的一大批中產階層，尤其是新知識分子，大多是網民。他們不能在現實中聚合，但互聯網讓他們走到一起，互聯網讓他們開始了精神上的聚合。這種精神聚合的擴展，就逐步形成了一個虛擬世界的公民社會。

但是，如果說這個公民社會最初只停留于虛擬，現在則越來越走向實體化。即便最初是虛擬的，但他們關注的方向，討論的主題，仍大多是現實的，而且這種關注和討論，越來越跟現實的力量結合。其一是跟現實中的平面媒體結合，虛擬世界的許多素材，最終都轉化成了平面媒體的素材；其二是跟體制內的高層決策結合，成為高層決策者突破下屬信息屏蔽、了解民情民意的一個主要通道。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官方與民間，公民行動與高層決策，就這樣開始了多方互動。

這是令人鼓舞的跡象，公民社會就這樣突破了制度屏障，先從互聯網找到突破口，實現虛擬世界的自發聯合。再以公民集體行動逐步滲透現實，影響現實，推動現實，改變現實。借助互聯網，借助互聯網帶動的公共輿論場，中國的公共生活中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奇跡。

它派生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公共輿論場，以整個公民社會的集體力量，來為中國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設置議程。到了這種地步，公民社會就不再是假想或虛擬的，而已經是一個現實的客觀存在。盡管它還比較初級，還有很多不足，但中國公民社會才用了不到十年時間，就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這無論如何是個奇跡。當下評點所謂中國奇跡已經成了新時尚，但我認為，只是從這個角度，才談得上中國奇跡，這也才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最大和最可自豪的奇跡。

傳播革命正在發生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個矛盾的時代，一個山寨秩序與公民社會并存的時代。它的彈性和復雜性竟是如此之大，可說是史所未見。這就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它的政治幅員的空間。你是哪類人，你想做哪類人，幾乎都能找到對應的時空，都能讓你心有所屬；做不做事，做什么事，怎么做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的主觀選擇?？傊?，這個時代固然有很多問題，讓我們常常無助無奈，但這并不是我們抱怨這個時代的理由。這個時代給我們提供的其實是多選項。

公民社會與山寨秩序的兩極振蕩，是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特點。那么這種兩極振蕩究竟怎樣改變著中國的新聞生態呢？

稍遠些的案例，有重慶釘子戶事件和廈門PX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大批公民記者自發涌向現場，發回大量的第一手報道。但這方面最經典的案例，仍是汶川大救援。過去的公民行動無論怎樣轟轟烈烈，都限于個人行為。汶川大救援顛覆了這個傳統范式，它提供了一個新的范式，即公民集體行動的新范式，并被廣泛效仿。

從此之后，哪里發生重大公共事件，哪里一定成為整個公民社會關注的焦點，哪里一定成為整個民間資源匯聚的中心，哪里一定成為公民集體行動的高地，也是公民新聞的高地、信息自由發布的高地。

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是這方面最新的案例。隨著IT技術的突飛猛進，現在信息自由發布的門檻更低，只要有一部能上網的手機，就能直接從前方發布新聞，根本不需要前后方配合。而且，現在公民記者介入公共事件的沖動更強烈。巴東本來地處偏遠，但自然的和人為的重重屏障，仍擋不住數千網民自發結伴而去，以致當地賓館全部爆棚。這些結伴而去的網民大多有大學以上文化，大多熟悉網絡傳播，大多有基本的法律和社會政治素養，其平均素質并不在平面媒體記者之下。而且，他們更自由。

周瑞金有個著名的觀點，就是中國已經出現了新意見階層。而所謂新意見階層的主體，在我看來倒未必是那些在書齋中指點江山的素手書生，而是熱衷公民集體行動的中產階層，尤其是新知識分子。他們有著強大的個人資源和旺盛的精力，有著強大的行動能力和參與激情，是典型的“吃飽了撐的”的一群人。他們平時都忙于自己的事業，介入公共事件只是他們的個人偏好，只是他們踐行公民社會理想、履行公民責任的平常舉動，不存在政治的、功利的考慮，就跟他們定期不定期出去自助旅游一樣簡單。

在公共輿論場翻云覆雨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新意見階層，他們就仿佛中國新聞版圖上的一支游牧民隊伍。他們借助新技術天馬行空，成為信息自由傳播的主力，主導著公共輿論場的方向。中國新聞劃時代的革命，正從這里發端，全民新聞、公民新聞時代正從這里起步。

如果說，山寨秩序是國家統一政令和統一法制最大的敵人，國家社會政治生活因為山寨的切割，一度變得沒有統一，沒有標準，沒有法度，沒有共識，那么，如今這個危險的局面正在改觀。公民社會和公民新聞的發展，已經給我們充分展示了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可能性。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因此正在走向統一，開始有了標準，有了法度，有了共識。就此而言，公民社會和公民新聞的發展無疑是中國社會的福音，它們是這個斷裂社會中的人心粘合劑，它們是這個偏執社會中的人心均衡器。和諧社會只有朝這樣的方向去走，才是人間正道，也才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