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張茉楠/文 當前人類面臨著三重危機，除短期的金融危機外，能源危機和環境危機是人類長期發展共同面對的兩個更為嚴重的危機。金融危機可以靠短期的經濟刺激得以平復和修正，但是由于大量碳基能源的消耗，而引發的溫室效應、環境惡化和全球生態系統的持續性退化則不能通過政策刺激來消除，人類走出危機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此發展既能實現經濟增長與碳基能源消耗脫鉤，又能實現綠色復蘇的低碳經濟就成為當前的全球性共識。

事實上能源效率——碳減排權早已成為一種可以追逐的資產。隨著1997年《京都議定書》而誕生的排放交易制度，讓全球稀缺資源的環境公共產品獲得了產權，并由此產生了市場和交易價格。特別是在2005年《京都議定書》框架中，CDM（清潔發展機制）、JI（聯合履行機制）及IET（國際排放交易）的3種碳交易機制推動下，全球碳交易的配額市場和項目市場逐步形成，并出現了爆炸性增長。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價值達400億歐元,比2006年的220億歐元上升了81.8%,2008年即使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衰退和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全球碳交易市場依然保持爆炸式增長態勢，全年交易額達910億歐元左右，漲幅驚人。

碳排放權之所以受到追崇，是環境稀缺資源的物權可以相互轉讓。事實上，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在本土實施溫室氣體的減排異常困難，以日本為例，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2.4億噸，按《京都議定書》規定日本2008年排放量應減為11.6億噸，但其2002年的排放量已達13.3億噸，不僅沒有減少，與基準年相比反倒增加了7.6%。具有主動權的發達國家希望可以通過實施減排指標的國際合作機制將自己的排放“合法化”，這就是碳交易機制設計的基本初衷。

發展低碳經濟是未來全球長期的發展目標。根據我們的測算，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間，市場規模每年可達500億歐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為1400億歐元（約合19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特別是隨著此次G8會議上，發達國家愿與其他國家一起到2050年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減半，并且發達國家排放總量屆時應減少80%以上承諾的兌現，預計未來5年將是全球碳交易市場真正蓬勃發展的開端。

而對于中國而言，碳交易及其衍生的市場發展前景廣闊。中國擁有巨大的碳排放資源。目前我國提供的碳減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場的1/3左右，居全球第二。據世界銀行測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超過2億噸。發達國家在2012年要完成50億噸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中國市場出售的年減排額已達到全球的70%，這一位置未來至少有30億噸來自購買中國的減排指標。特別是CDM（清潔發展機制）市場潛力巨大。中國的CDM潛力占到世界總量的48%國際能源署和國際排放貿易協會：中國占到2010年世界總CDM潛力的35%－45%，相當于拉美、非洲和中東的潛力總和。

不過盡管中國是未來低碳產業鏈上最有潛力的供給方，卻仍不是定價方。由于碳排放權的“準金融屬性”已日益突顯，并成為繼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價值符號。因此，發達國家圍繞碳減排權，已經形成了碳交易貨幣，以及包括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為支撐的碳金融體系。碳金融大大推動了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價值鏈分工。

目前全球碳交易所共有四個：包括歐盟的歐盟排放權交易制（EU ETS）、英國的英國排放權交易制（ETG）、美國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以及澳洲的澳洲國家信托（NSW）， 全為發達國家所主導。更為重要的是，碳交易權的計價結算與貨幣的綁定機制使發達國家擁有強大的定價能力，這是全球金融的又一失衡。目前，歐元是碳現貨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場的主要計價結算貨幣，日元也正在摩拳擦掌，試圖使日元成為碳交易計價結算的第三貨幣。中國必須積極布局，使人民幣成為碳交易計價的主要結算貨幣，這是打破美元、歐元等貨幣制衡，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由之路。此外中國應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爭取主動權，提高對碳資源價值的認識，培育碳交易多層次市場體系，開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證券、低碳期貨、低碳基金等各種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改變中國在全球碳市場價值鏈中的低端位置，獲取國家最大的戰略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