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書評人 焦建 上世紀末，在中國山東某個被成為灰村的地界兒，由張姓兄弟兩個執掌村子支書主任班子已經頗有年歲。而一個名叫崔聯的“能人兒”則異軍突起，希望以自身的能力獲得村民們的支持。于是，借改選之際，便大張旗鼓的搞起了民主選舉。他能夠獲選的動力來自于兩個：一是他作為一個村里的“能人兒”，通過一系列的看得見的實際發明讓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廣大村民的認可，特別是在發明了一種儲存地瓜的技術之后，來到他家的鄉民們更是絡繹不絕。他的這種地位，既能夠為他在村民中獲得認知度，又能夠成為獲得選票的基礎。這或許意味著：在中國，參加農村競選，具備的是一些與民主的國外實踐似乎并不完全相同的因素。后者以代表一定群體利益為主，而前者，則是需要能夠給一定群體帶來利益為主。

另外，崔聯獲得選票的理由是，前一屆村班子的賬目從啦不公示，是一筆糊涂賬。這里需要補充的前提是，灰村的賬目并非只有債務沒有油水兒。作為受煤炭塌陷之害的灰村，每年都能夠從M礦上支取幾十萬的賠償款——后話中，村支書和村主任之間發生了權力之爭，這筆錢到底給誰，礦上也打起了小九九，它兩邊都給點，誰都不徹底得罪——用這筆錢，村民們的提留款可以由集體支付。而除此之外，每年為礦上承包工程，還有一筆不小的收入。這些錢到底如何使用的，有沒有貪污行為，成為村民們心頭很大的疑問。崔聯將這種情況挑明之后，受益匪淺。成為他當選及開展一系列工作的有力“合法性”基礎之一。而賬目的具體情況，也成為了村支書和村主任爭執的焦點，直到最終也沒有得出結論。

崔聯最終當選了三年一任的村主任。在舊有的傳統村治格局被打破之后，新村支書和村主任先后借改選之際登臺——新的村支書張剛，是老書記的兒子——登臺的雙方一開始勢不兩立，都拿民主來說事兒。但是對它尊重如何，又得做另外一種解釋了。

崔聯格外注重名義上的民主——村支書的權力來源，便是村民們的民意所向——正是因為如此，他的所有作為都希望能夠獲得村民那里起碼是名義上的支持。為了召開第一次村民大會，他許諾給所有來參加會議的村民每人10元的“誤工費”。而之后在一系列的村民大會上，他借助1000多名村民們的表決通過了不少事項。問題的關鍵是，除了這種在需要表決時才召開的大會到底能夠給村民們帶去多少信息這個問題之外。在這些會議上，有太多的初始的權力設置在起著作用——無論需要開會討論的問題是什么，因為分幫結派支持村支書和村主任的村民已經劃分為兩幫，它似乎都無法避免這樣的矛盾：凡是有利于村主任的議題，支持村支書的一本幫家庭們總會投下反對票。這種“凡是”的做法，似乎并不是民主實踐中的良性循環。而原因，是因為村治中已經變成了“意氣政治”。這導致了一切并非以獲得最高的利益為基礎分歧的雙方來進行博弈。相反，“面子社會”的影響力依然在廣大鄉村生活中存在。不能失掉面子，是爭議中的關鍵主題。到底這樣的面子之爭能夠帶來什么危害并且如何避免，似乎依然是中國目前鄉村政治實踐中面臨的短板。

本書的結尾處提到了一個或許頗為有意思的新聞：據調查，鄉村村民們的民主訴求，似乎比城市的市民們更加強烈。一種理解的進路是：在鄉村，能夠具備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似乎的確比城市中的基礎來得更加廣闊。它的確關乎到了村民們的切身利益，所以不得不關心。而正是這種關心，既可以解釋上面為什么崔聯如此在乎村民們的意見，也可以解釋崔聯能夠在多次得罪鄉鎮領導之后雖然讓領導頭痛無比卻依然無可奈何的原因。正是因為崔聯的權力是村民們給的，所以也讓他和村支書張剛所代表的村黨支部產生了矛盾。

本書所提出的最為核心的問題之一是：假如村子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的話，黨的核心地位必須得到體現。而這意味著村支書大于村主任。而與此同時，村民們民主權利所選擇出來的村主任，才是真正得到民心所向的村權力執行人。這樣看來，似乎又是村主任大于村支書。那么，正如當年國企中到底是廠長還是書記才是一把手一樣，在村里，到底誰是一把手？誰該代表村子？這個問題，會不會像大學中的校長和書記之間的關系一樣，得到起碼的確定？（在這里，提到這個問題似乎令人忐忑不安。因為缺乏持續性的關注，關注的角度也是隨機而變，中國三農景象中的進展到底如何？是否這個差不多十年前的問題已經在中國得到解決？希望得到方家賜教）

除此之外，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是：崔聯的故事，其實也并沒有擺脫中國鄉村中經常會出現的能人政治。而他所做的這一切，究竟又是為了什么？假如說，完全是個人因素——書中的確提到，崔聯因為個人一系列的原因希望能夠當上村主任。而那種發自內心的熱切渴望，似乎的確令人不可小覷。問題是，這種個人原因所導致的對于村莊民主推進過程的熱愛，似乎是不可復制的。起碼也是不能在短時間內輕而易舉的得到復制的。設想一下，假如灰村不出現崔聯這樣一個人，灰村是否會成為后來全國有名的村民主實踐的代表性地點？假如崔聯在競選中半途而廢或者自己選擇辭職而不是在壓力面前繼續頑強堅持的話，會不會出現后來的一系列與村支書村會計之間的交鋒？以常人承受壓力的極限和常理來推測的話，答案似乎并不肯定。

在跟崔聯這個麻煩不斷的村主任交鋒數年之后，張剛放棄了。他不再競選村支書，對一切村政治不管不問致富去了。“與其跟他糾纏不休，不如帶著老婆孩子發財去”。在這里，或許可以做這樣的理解：鄉村式民主實踐中，民主是一種獲得權力的方式，這種民主帶給掌握它的人好處，而假如這種好處不能彌補它所帶來的好處的話，有些人寧愿不要它——在這里，張剛和崔聯對待村政治的態度區別得到了清晰的顯現：張剛覺得繼續做下去已經得不償失不如發財致富。而崔聯繼續選擇了在有機會的前提下繼續擔任村主任。到底誰更符合現代式樣民主的要求？誰更理性？誰給村民帶來的好處大？假如說這種對于民主的追求還抵不過致富的誘惑大的話，它的根基來自何處？意義在哪里？持續性又如何？

《灰村記事》，描繪了一場“中國鄉村式民主”的大戲。這里所提到的，還遠不上是這本書中提出的全部問題所在。這本書篇幅不大，但的確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問題，需要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