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金瑞/文 厲以寧先生將肇始于三十年前的改革概括為“危機導向的改革”。那時，國民經濟已處在崩潰的邊緣，中國有被開除地球“球籍”的危險，于是，改革之聲一呼百應，改革之潮一瀉千里。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中國已是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再也不用擔心“球籍”問題?，F在，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誰還愿意改革？誰來主導改革？這兩年我們聽到更多的是“改不動了”、“改到頭了”的哀嘆。

實際上，我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雖然自上而下的改革設計已不像當初那樣風雷激蕩，但在另一方面，改革的走向、改革的命運也在越來越體現為回到了“小人物”們的手中——因利益訴求而導致的沖突以及網絡上的民意表達，成為改革的主導形態。改革不再是密室里的部署，也不再是學者們的條陳。抽象的“改革”在淡化，進一步改革的核心就是利益均衡，利益分配中的“不合理”成為改革的最重要理由，改革的過程變成了公共政策問詢、博弈和完善的過程。

我們不妨把這種改革的新機制名之曰“沖突導向的改革”。其具體過程是：個體事件引發并轉化成普遍的群體性的公眾反應；群體沖突和公眾反應又反過來成為新政策制定的基礎。沖突成為公共政策的問題來源，成為改革的觸發機制。

其實，只要存在利益計較和價值觀差別，就會存在沖突。沖突是社會主體間的互動，是社會矛盾的展現。我們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沖突正在以常態形式存在于我們日常的社會生活中。

上海市民上街“購物”，成都市民“戴口罩”，廈門市民“散步”，保定數千個人上京“旅游”，穿“文化T恤衫”，這些其實都是沖突中的非暴力表達，只是向政府訴求利益，施加影響，而沒有其他意圖。這樣的表達，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的“減壓閥”。我們也注意到官方用語的變化，從“騷亂”到“群體性事件”，從“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眾”到“利益沖突”、“非直接利益沖突”。處理沖突的手法不再是專政式的“嚴厲打擊”或“首惡必辦，脅從不問”，而是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內解決問題，紓解民怨，化解矛盾，改善政策。

“沖突導向的改革”是網絡時代的改革。這種改革新機制的建立完全是拜現代通信之賜：互聯網上的門戶網站、個人博客、論壇、QQ群、郵件乃至手機短信。2003年的孫志剛案件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之后，陜西華南虎照真偽，山西“黑磚窯”事件，廈門PX項目遷址，上海磁懸浮建設，重慶“最牛釘子戶”，汶川大地震中的校舍建筑質量，重慶等地出租車罷運，云南看守所“躲貓貓”，杭州“欺實馬”，湖北巴東鄧玉嬌案，等等，網絡的力量無處不在。一些人在擔心，中國的民主政治受困于十三億人的意見表達渠道和程序，但互聯網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一問題；還有一些人擔心，“輿論陣地”失去控制，“雜音”防不勝防，“支流”堵不勝堵，但“堵”只能堵出更大的社會沖突——在意見平臺已無遠弗屆的新時代，我們更應明白“堵不如疏”的老道理。

沖突的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般來講，在沖突的初始階段就修正政策或出臺局部的調適性政策，成本小，政策變化也易于接受。從“綠壩”等事件中，我們欣喜地看到，有關部門在這方面已有可貴的進步。

沒有妥協，就沒有和諧。很多時候，沖突表現為社會進步的激發因素。如果能理性、柔性對待沖突，沖突雖然可能會顯得頻繁，但沖突的激烈程度會越來越降低。處在一個沖突頻發的社會中，改革意味著什么？改革就是承認和尊重人們的利益表達權,并以協商、談判、討價還價等非暴力方式求得各方利益的均衡。一個走向更廣泛民主的社會，將愈加能夠包容沖突，并使沖突轉化為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