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書評人 焦建 假如報道中所揭示的真相，遠遠少于它所帶的謬誤，那么，這種報道形式及其背后所隱藏的社會環境，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假如說現時間的全球格局決定了，的確有一方“不能夠自己為自己發言，而只能被代表”的話，那些對其進行“報道”的機構、記者、學者們，他們究竟應該如何使用自身的這種話語權？他們能夠做到客觀嗎？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

作為西方世界“異見分子”的薩義德，以一已之力，希望能夠讓伊斯蘭世界的形象在西方得到改觀，而直到當下的今天，這種一方強加給令一方的誤讀，依然沒有太大的改善局面。在《報道伊斯蘭》一書中，從開始直到最后一部分之前，作為一個幾乎可以跟書中所描述的兩個對立的群體——伊斯蘭世界，以及對它采取種種措施進行詮釋的西方世界——毫無關聯的我，一直在產生著上述的種種疑問和不安。薩義德的成功之處在于，他以近似于激烈的方式在對西方世界對于伊斯蘭世界的種種誤讀和主觀的刻意曲解進行了抨擊。以書中的描繪作為背景來進行理解，便可以知道這種個人的單槍匹馬的激烈是多么的稀少和可貴。

按照薩義德的解釋框架，便可以領會這種“報道即遮蔽”的真實含義。當今的西方社會中，對于伊斯蘭世界的認知態度，大多是由媒體的新聞報道和所謂的專家學者們的意見來形成的。但是，由于針對伊斯蘭世界的恐懼——這種恐懼來自西方基督教社會歷史上與伊斯蘭教社會的宗教沖突——已經變成了一種傾向。這種傾向的具體表現為：將伊斯蘭世界內部的多樣性和良好方面，全部用單一和惡劣來取代。在報道中，伊斯蘭世界被臉譜化，恐怖主義化，難以理解因此不必理解化。而即便是如此，這種報道的機會也是少得可憐，“公開討論伊斯蘭教的機會，幾乎都是來自政治危機”。當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發生沖突的時候，一大群的專家學者們就被找了出來，他們大肆以西方人能夠理解也愿意接受的立場來為沖突尋找合理的理由——而這種解釋框架已經形成了一種學術上的利益共同體。這種解釋，也造成雙方分歧和誤解的進一步加深，形成了一種“誤解的惡性循環?！?/P>

前不久去世的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的沖突”，只不過是這種因為過度簡化和錯誤詮釋所導致后果的一個方面。而作為一個如此極端的用報道扭曲事實的例子，你的確只能將《報道伊斯蘭》當成是一本疾聲的控訴。它里面既沒有提供伊斯蘭世界對于美國的認知，也沒有薩義德本人對于伊斯蘭世界的介紹。在書末的附文中，在批駁911之后“文明的沖突”論甚囂塵上的時候，薩義德依然在苦口婆心的希望西方世界能夠拋卻二者之間必定要發生沖突的思維定勢。希望找到一條可以緩解甚至是徹底解決二者惡性循環的道路。他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的確，再多的框架性解釋和對于問題的剖析，假如不能夠對于現實有所幫助，依然是一種紙上談兵。而在我看來，薩義德之所以依然在努力的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案，一方面是源自他自我強烈的民族認同，另一方面，則是他與亨廷頓對于文明關系之間認知的徹底相左的不同進路。

如何傳遞伊斯蘭世界的正面形象？這個問題必須在有解的情況之下才能找到答案。而按照亨廷頓的解釋，文明之間的沖突是天然形成的，源自一種不可解的狀態，并將永遠繼續下去。而在薩義德的框架中，文明之間，即便是發生了沖突，也只是因為雙方的誤解導致。當下雖然并未直接沖突，可因為一方對另一方的過度遮蔽依然導致了問題存生。但是，假如這種遮蔽被驅除。西方世界能夠產生和得到有關伊斯蘭世界的正確知識和印象的話，“文明的沖突”，應該是可解的。

薩義德回到了詮釋學的意義上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而此時的他，依然是站在一個要求西方學者對于伊斯蘭世界如何看待和詮釋的立場之上的。對于“一個文化是否能夠獲得另外一個文化的真正知識？”這個問題，薩義德認為，這并不是不可能的。兩個條件便是：一是藉由真正的交流，與異國文化進行非強迫性的接觸。二是對于知識的詮釋進行正確的認知，并積極的尋找渠道擺脫“詮釋的循環”。而這一切的基礎性要求便是：“除非我們能夠從人性與政治的面向，將知識理解為某種必須去爭取的事物，而且知識效力的對象是人類而和平共存與社會群體，而不是特定的種族、國家、階級或宗教，否則我們的前景仍將暗淡無光?！?/P>

但是，薩義德的不足之處在于，這本書中以過多的篇幅來講述具體的遮蔽的現象，而對于到底如何來解決，除了抽象層面上的對于如何更好的進行“詮釋”之外，并沒有太多的可行性建議提出來。而這，也就造成了我的一種不樂觀的心態?；蛟S，一種解決之道便是針對西方對于伊斯蘭世界的錯誤認知的起源進行仔細的分析，以便找到答案——西方世界為什么會以這樣的態度看待伊斯蘭世界，這是書中前半部分的重點之一。它既源自西方世界的宗教因素、過分自大，也源自它們針對以色列的態度。

“文明的沖突”或許可解并不意味著必定能解，假如沒有更好的框架和解釋進路以及造成遮蔽的強勢一方的主動參與，想要打破現狀，顯然是一種無稽之談?，F在最大的問題，便是西方為什么要主動改變自己的舉措？它會因此獲得什么好處？以此為基礎來理解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日針對伊斯蘭世界的講話，便不會因為表面上的標志性意義而變得過分樂觀。雖然這開啟了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雙方進行正常溝通的大門，但是，在沒有弄清楚美國這種轉變的基礎和動機之前，這本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如何以正常的方式去看待伊斯蘭世界，仍將繼續難以回答。而在舊有的隔閡與冷戰思維的框架影響之下，那個被當做是蘇聯替代品假想敵的伊斯蘭世界，也將依然身處在被遮蔽的陰暗之中，無法自拔。